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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一种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逻辑观”两大论争的回顾与反思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30 点击: 4292 次 我要收藏

  【作者简介】张建军(1963-),男,河北省沧州市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逻辑、逻辑哲学与逻辑应用研究,江苏南京210093

  【内容提要】认识中国逻辑学发展现状与前景,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讨论“逻辑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当代中国逻辑学界关于“形式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关系”和“狭义逻辑观与广义逻辑观”的长期论争,对于澄清逻辑学科各领域、各层面的分界及其关联机制起了有益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逻辑事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研讨,通过清晰地区分“推理”与“形式”之多重语义,既可解答以往争论中由于层次缠绕所遗留的疑难问题,又可得出一种新的“应用逻辑”观念:面向特定领域系统探究逻辑因素在该领域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以把握方法论“模式”为研究核心,旨在形成关于该领域的逻辑应用方法论,进而可获得一种涵盖基础逻辑学科群与应用逻辑学科群的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这种逻辑观,有利于系统把握当代逻辑研究发展趋势及中国学术界在基础逻辑、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各层面的发展路径。

  【关 键 词】逻辑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应用逻辑
  

  在逻辑学与逻辑哲学研究中,“逻辑观”研究居于“务虚”的层面。关于逻辑观的讨论,尽管不会带来逻辑学科的本体学术建树,但有可能深刻影响逻辑研究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以“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与国际逻辑研究水平接轨”为指针,中国逻辑学科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改变了与国际逻辑学前沿长期脱节的状况,中国逻辑学界也成为国际逻辑学科共同体的成员;然而,同样明显的事实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逻辑学科在整个学科建设中的“趋冷”、“边缘化”状态迄今仍未得到根本改观,这与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人文性三重学科性质的逻辑学在当代学科体系中所应具有的地位很不相称,构成了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因此,认识中国逻辑学发展现状与前景,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讨论“逻辑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本文拟通过系统回顾与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逻辑观”的两大相互关联的论争,谈谈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大逻辑观”,从而为今后中国逻辑学在“务实”层面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一、关于形式逻辑与数理逻辑之关系的论争

  “形式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关系”问题的长期论争,与中国特定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术研究受到苏联学术界深刻影响,逻辑学也不例外。当时,苏联学术界尽管已扭转了20世纪30年代将形式逻辑视为与辩证法相排斥的“形而上学思维工具”加以批判的局面,已为形式逻辑“平反”,但依然把弗雷格、罗素所奠基,并为希尔伯特、哥德尔等所发展的数理逻辑(符号逻辑)看作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伪科学”,这特别体现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于1951年发表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之中。文中虽然反驳了把形式逻辑与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相混同的种种谬论,但依然声称:“必须揭破资产阶级科学中的时髦的逻辑‘学派’和倾向(类如卡尔纳普的逻辑的实证论、罗素和和怀特海的符号逻辑以及其他等等)之完全站不住脚。”①在此背景下,中国哲学界对数理逻辑研究噤若寒蝉。与当时苏联学术界一样,数理逻辑只在数学基础研究“帽子”的保护下在数学界有所发展。直到1956年,毛泽东在与金岳霖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之后,局面才得以改观。此后,胡世华、莫绍揆、吴允增等在《哲学研究》等杂志连续发表述介数理逻辑发展史的文章,才使哲学界的逻辑共同体了解了当代数理逻辑的一些基本知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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