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你的位置:首页 > 西方哲学名言

黑格尔法哲学中的财富思想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1-30 点击: 1152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在黑格尔看来,自由就是意志,意志就是自由,这个自由意志论就是黑格尔财富思想的哲学基础。劳动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每个人都有权通过劳动取得财富以获得定在。以爱为伦理精神的家庭不具有稳定性,家庭要巩固必须通过获得财富以取得定在。市民社会中存在三种财富形态以及财富异化现象。只有超越市民社会这一伦理实体环节,在更高的伦理实体即国家当中,财富异化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解决。
  【关 键 词】黑格尔;法哲学;财富思想
  【作者简介】陈飞(1983-),男,河南宁陵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追求财富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进步的杠杆。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财富正在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但是财富异化现象也已成为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在当代中国,如何解决财富问题,如何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有关于财富思想的丰富论述,笔者经过研究发现黑格尔的财富思想是理解马克思财富思想的不可忽视的一环。黑格尔的财富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财富的本质、财富的样态、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自由意志与财富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自由只有作为意志的本质属性才是现实的,意志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就不能被称为意志。自由和意志是两个同位语,自由就是意志,意志就是自由。通过同物理的自然界的比较,黑格尔认为自由就像重量构成物体的概念或实体性那样,自由构成意志的概念或实体性,也就是构成它的重量。笔者认为,黑格尔的这种自由意志论就是其财产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黑格尔通过对意志和思维的关系的考察来具体说明自由意志。他认为思维和意志“不是两种官能,意志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即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作为达到定在的冲动的那种思维”[1]。作为理论态度的思维就是在思考某一对象时,把它感性的东西除去,使它变成一种思想,把它变成本质上和直接上是“我”的东西,因而使对象就不再与“我”对立。作为实践态度的意志从思维自身开始,即从人的思维所形成的观念和思想开始,把这种观念和思想变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因而人的意志是有对象化冲动要求的思维。“意志不同于思维就在于:它不满足于一般地对于对象的认识,不满足于停留于一般的观念与思想,而是要将这种观念思想变为现实的存在,它内在地具有变成现实的冲动力。”[2]这样,思维和意志就不再是彼此对立的东西,思维是意志的一个环节,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
  黑格尔认为,意志的实践态度就是自由意志的实现,是自由意志通过人类活动,包括精神活动和感性的现实活动,来逐渐使自己丰富起来,进而从自在的自由转变为自在自为的自由。自由意志的实现需要经历依次递进的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抽象的自由意志。抽象的自由意志是指“我能摆脱一切东西,放弃一切目的,从一切东西中抽象出来” [3]。事实上,人只有在对自身的纯思维中才有力量给自己以普遍性,即消除一切特殊性和规定性的空洞普遍性,这就是绝对抽象的无限性。因此,在本质上这是一种空虚的自由意志或否定的自由意志。这种否定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破坏某种东西的时候,才感觉到它自己的存在。诚然,这种意志以为自己是在希求某种肯定的状态,例如普遍平等的状态,但事实上它并不希望这种状态变成肯定的现实,因为这种现实马上会带来秩序和规定性,而任何一种秩序和规定性都是对自由的限制,因而就会用破坏性的怒涛把这种秩序和规定性毁灭。黑格尔对抽象的自由意志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他认为这种片面的抽象自由包含着一个本质的规定,即人的自由的普遍本性,因此它作为实现自由意志的一个环节不应该被抛弃。
  第二个环节是特殊性的自由意志。这是从空洞的普遍性的自由意志过渡到有区分有内容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通过把自身设定为一个特定的东西,来获得特殊的定在。人作为特殊性自由意志本身,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必定与他者在市民社会中相遇。每一个人作为一个权利主体都要求得到他者的承认,否则市民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状态。所以特殊性的自由意志又可被称为承认的自由意志,即“使他物或对方从无自身的东西成为一个自由的客体,一个自身性的客体,即一个别的自我”[4]。可见,市民社会是不同自由意志相互承认的法权状态。这种特殊性的意志设定一个规定性来作为目的,“我不光希求而已,而且希求某事物”[5]。抽象的自由意志仅仅希求空洞的普遍物,其实是不希求具有任何现实性的事物,所以它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意志。第二个环节仍然是片面的自由,尚不构成自由的全体。因为它被自己希求的对象束缚住了,它执著于有限性的内容当中无法自拔。
  第三个环节是真实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真实的自由意志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是经过自身中的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特殊性是自由意志本身的自我规定,在这里特殊性已内化为自由意志本身的一个有机环节,自由意志并没有觉得特殊性是对它自己的限制,并且又从特殊性中返回到了普遍性,它意识到普遍性是意志的本体,也给予了特殊性以应有的重视,但认为特殊性应该以普遍性为目的和出发点。可见,真实的自由意志既不像第一环节那样局限于抽象的无规定性中,也不像第二环节那样局限于抽象的有限肯定性中,它是这两个环节的有机统一,就它与第一个环节都把普遍性作为实体而言,它在更高的逻辑层次上表现出向第一个环节的回归,当然这只是经过第二个环节历练以后的表面上的回归。黑格尔认为,这种把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自由意志在人们的感觉形式中已经朦胧地存在了[6]。
  以上三个环节是自由意志逐渐实现的三个阶段,是自我逐渐成长的过程,也是精神不断历险的过程,它们依次演进,不能被看做三个相互分离的阶段。自由意志的实现过程在宏观的意义上看,其实就是世界历史的进程,世界历史无非就是自由意志的逐渐成熟过程。黑格尔认为,自由意志是法哲学的起点,也是其哲学基础。自由意志为了实现自己,首先必须要有外在定在,这个定在就是财产权。
二、劳动与财富
  劳动是获取财富的手段。劳动通过各种各样的过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材料,创造出人类所需要的财富。人在自己的消费中所涉及的主要是劳动创造的财富,那些用不着加工可直接供人消费的物资极少。为了使劳动能够更有效地创造财富,黑格尔认为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理论教育是在人类感兴趣的各种各样的对象上发展起来的,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获得各种各样的观念和知识;二是锻炼人的思维能力,使思维灵活敏捷,能够把握复杂的和普遍的联系。实践教育主要是通过劳动来进行的,其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使勤劳成为习惯,养成做事的习惯和需要;二是限制人的活动,使这种活动能够适应自然的规律和别人的任性;三是产生普遍有效的技能。黑格尔认为笨拙的人总是做不出他所想的东西,只有经过了实践教育的熟练工人,才能制造出所希望的产品来,而且在他的主观活动中找不到任何违反目的的地方。
  对于劳动的方式,黑格尔认为,劳动只有在社会的联系中、在市民社会的各个成员的相互依赖中才能得以有效进行:“需要和手段,作为实在的定在,就成为一种为他人的存在,而他的需要和劳动就是大家彼此满足的条件。”[7] 在创造财富的劳动过程中,“我”必须配合别人而行动,“我”从别人那里取得满足的手段,而同时“我”又不得不生产满足别人的手段。在这种相互联系的普遍性中,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为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每个人的劳动都增加了普遍财富,同时每个人都能通过教育和技能获得他应得的一份,以保证他的生活。
  黑格尔还谈论了劳动分工对财富创造的积极作用。由于需要的细致化以及满足需要的手段不同,就产生了社会分工。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变得更加简单,使他在劳动中的技能得到提高,因而增加了他的生产量。难能可贵的是,黑格尔不仅看到了劳动分工的积极方面,而且还看到了劳动分工的消极方面。这个消极方面在公开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没有明确的阐述,但是在黑格尔的学生格里斯海姆1824~1825年的听课笔记中却有详细的论述:“劳动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这里没有为知性考虑的多样性。劳动者的依赖性是工厂的一个结果,他们使精神在劳动中迟钝了,他们变得完全不自主,他们变得完全片面的,从而几乎没有别的办法维持生计,因为他们只专心于这一个工作中,只习惯于它,他们变成各方面都是最不自主的人,精神沉寂了”,“劳动分工越广泛,就变得越缺乏精神,越机械,越加贬低人的地位”[8]。黑格尔在这里对分工带来的劳动异化的阐述,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是比较接近的。当然,相比较而言,黑格尔讲的还比较笼统。另外,马克思说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显然是由于他当时并未看到这些资料的缘故。
  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劳动受资本、劳动技能、先天禀赋、主观努力、体质等一系列偶然因素的影响,在具体的财富分配方面,黑格尔反对平均主义,认为那种要求平均分配财富的观念只是一种空虚而肤浅的理智,只是纯然道德的理想和善意的愿望,缺乏客观性。“这种观念很容易得到某种情绪的青睐,这种情绪误解精神自由的本性和法的本性,并且不在这种本性的特定环节中来理解它”[9]。黑格尔认为那种要求各人财富一律平等的正义是虚假的正义,真正的正义所要求的仅仅是所有人都应该拥有财富而已。同时,由于人作为人格,作为自由意志,是一律平等的,因而每个人都有权通过劳动取得财富以实现定在,人人在劳动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取得财富的多少却因人而异。
三、家庭与财富
  黑格尔对财富思想的具体论述主要集中在《法哲学原理》的第三篇“伦理”中。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三个伦理实体环节当中。
  作为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规定性,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所谓爱,一般说来,就是意识到自身和他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相反地,“我”只有抛弃“我”自身的独立存在,并且知道自己是和他人统一以及他人和自己的统一,才获得自我意识。具体来看,爱的第一个环节,是“我”不想成为独立的、孤单的人,如果“我”是这样的人,“我”就觉得自己残缺不全,人格不完整。爱的第二个环节,是“我”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在这个环节当中,“我”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他人同样也获得了“我”的承认。爱的第三个环节,是自我与他人的伦理性统一,“我”在这种统一中获得了生命存在的方式与意义。由于爱是一种感觉,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因而以爱为伦理精神的家庭就不具有稳定性,家庭要巩固就必须具有定在,这个定在就是财富。
  财富是家庭的外在定在,“家庭作为人格来说在所有物中具有它的外在实在性。它只有在采取财富形式的所有物中才具有它的实体性人格的定在”[10]。财富不仅是家庭的定在,而且还是家庭得以存在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财富是家庭成员权利的保证。个人通过家庭这个伦理实体而享有权利,这个权利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在“这统一体中的生活”的权利,这就是家庭当中子女得到抚养、老人得到赡养的权利。二是享有家庭财富的权利,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外部方面的权利,也就是财产、生活费、教育费,等等。没有一定的物质财富,这些权利就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家庭也不可能持续存在下去。第二,财富是家庭获得尊严的基础。财富作为家庭这个伦理实体的一个环节,为家庭及其成员提供了独立自尊的依据。虽然财富作为家庭的外在定在不能直接等同于家庭尊严,但是在其现实性上,家庭尊严的获得往往离不开财富,因为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家庭持续存在都很困难,更别说什么尊严了[11]。
  家庭财富是家庭成员的共同所有物,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特殊所有物,而只对于共有物享有权利。尽管所有的家庭成员对共同所有物享有权利,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对共同所有物享有支配权,享有支配权的是作为家神之定在的家长。这就意味着在家庭这个伦理实体中,存在着家庭财富的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冲突,这个冲突孕育着家庭伦理实体内部个人摆脱家长的独立意识的觉醒,催生着家庭自身的自我否定性。个人意识的觉醒,家庭的解体意味着下一个伦理实体环节即市民社会的出场。
四、市民社会与财富
  在市民社会的普遍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普遍的集团”,每个“普遍的集团”都有其特有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特殊劳动方式,都有其特有的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都有其特有的思维观念和行为习惯。这些具有特殊性的“普遍的集团”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等级。黑格尔的等级概念主要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个人应属于哪个等级虽然受到“天赋才能、出生和环境等的影响”,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主观意见和特殊任性”,也就是说“出于自己的决定并通过本身活动、勤劳和技能”[12]。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区分为等级乃是必然的,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是家庭,第二个基础就是等级。等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人只有成为某种等级的人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才可能是伦理实体性的存在,不属于任何等级的人是一个单纯的私人,是一个空洞的存在,他不处于现实的普遍性中。具体来看,市民社会分为三个等级,与此相适应,分别是三种财富形态。一是“实体性的或直接的等级”,实质上是指农业等级,其财富形态为“土地的自然产物”。在这一等级中,劳动及其成果是与个别固定的季节相联系的,农业收成也以自然过程的变化为转移,所以,这个等级依靠自然的成分多于依靠个人的勤劳、反思和知性的成分。当然,黑格尔的这种理解主要适用于传统农业,不太适应高科技背景下的现代农业,但是,他强调自然成分的基础性对现代农业来说仍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反思的或形式的等级”,即“产业等级”,其财富形态主要为工业产品。与农业等级主要依靠自然相反,这一等级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它从它的劳动中,从反思和理智中,以及本质上是从别人的需要和劳动的中介中,获得它的生活资料。它所生产的以及它所享受的,主要归功于它自己,即它本身的活动”[13]。三是“普遍的等级”,又称“思想的等级”,其财富形态为“社会状态的普遍利益”。这个等级以服务于国家为其职业,以普遍利益为其本质,而不是像前两个等级那样关注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必须使它免于参加直接劳动来满足需要,它或者应拥有财产,或者应由国家给予待遇,以补偿国家所要求于它的活动,这样,私人利益就可在它那有利于普遍物的劳动中得到满足”[14]。
  黑格尔不仅论述了市民社会中三种财富样态,而且还论述了市民社会中的财富异化现象,一方面是财富积累的增长,与此相对照,另一方面是劳动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的增长。具体来看,“当市民社会处在顺利展开活动的状态时,它在本身内部就在人口和工业方面迈步前进。人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联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15]。黑格尔认为,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水平之下时,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和自尊时,就会产生贱民。贱民的生活如果没有得到保障的话,就会产生对社会和政府的内心反抗。与这种反抗的情绪相联系的是,“由于依赖偶然性,人也变得轻佻放浪,害怕劳动,而象那不勒斯的游民那样。这样来,在贱民中就产生了恶习,它不以自食其力为荣,而是以恳扰求乞为生并作为它的权利”[16],因而贱民的产生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虽然财富异化现象可通过建立殖民地,开拓海外市场,进行海外贸易得到某种程度上的缓解,但是在市民社会的内部不可能彻底解决财富异化问题。在市民社会中,“尽管财富过剩,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这就是说,它所占有而属于它所有的财产,如果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总是不够的”[17]。究其原因,黑格尔指出,贫困是由成为自由意志的所有物即私有财产造成的,这种私有财产对贫困的抵抗是绝对顽强的和无限的。当然,黑格尔并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因为他认为私有财产是自由的保障,唯有在私有财产中自由才是可能的。这点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张只有废除私有财产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人类异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此,只有超越现代市民社会这一伦理实体环节,在更高的伦理实体即国家当中,财富异化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五、国家与财富
  国家在黑格尔那里不是指现实的国家,更不是当时的普鲁士国家,而是一个人类应该趋向的理想
  状态,这个理想状态就是私利和公共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互渗透的统一。黑格尔反对个人权利至上的政治原则,他认为个人权利只是在市民社会中才成为最后目的,市民社会是追求私利、特殊性的场合。黑格尔反对把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认为个人只有成为国家的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因为人是被规定着过普遍生活的,他的一切特殊利益都应当把普遍性作为出发点和结果。但是,作为最高伦理实体的国家所具有的普遍性并不能脱离特殊性、单一性而存在,“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但是,目的的普遍性如果没有特殊性自己的知识和意志——特殊性的权利必须予以保持,——就不能向前迈进。所以普遍物必须予以促进,但是另一方面主观性也必须得到充分而活泼的发展。只有在这两个环节都保持着它们的力量时,国家才能被看作一个肢体健全的和真正有组织的国家”[18]。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未来国家里,个人在市民社会中通过劳动创造的私人财富不仅得到了保持,而且以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方式实现了私利和公共善的相互渗透的统一,财富异化问题在这里得到了合理解决。具体来看,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是个人财富的保障。在这里,个人财富与国家财富并不处于两极对立的不相容状态。相反,一方面个人财富通过国家得到实现和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亦能在促进和保障个人财富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由于黑格尔认为普遍性是特殊性的实体和目的,那么,当国家和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发生冲突时,国家有权要求个人作出牺牲。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生命财产只是有限的东西,具有自然力的形态,因而迟早必死,从而是暂时l生的,只有当个人的生命财产为国家牺牲时,它们才能上升为自由的作品,即一种伦理性的东西,因此才具有永恒的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在性质上类似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二者都可以看做一种“自由的现实化”的国家形式。但是,在对财富问题的解决中,二者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了自己对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期待:“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手段,并且本身完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视界,社会才能在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9]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消灭分工,建立对社会财富联合占有的公有制,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黑格尔由于受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暴力恐怖的影响不主张暴力革命,主张社会改革,并且在不废除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私利和公共善的统一,其解决方案不免限于空想。
  黑格尔的国家作为伦理理念是解决市民社会矛盾的理想方案,它是一种远远超出直接的现实性的理想状态。它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目标是联合起来的人对社会财富的普遍占有,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显示了高度的政治理想主义;黑格尔的目标是实现私利和公共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完美统一,但就其最终坚持普遍性高于特殊性、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来说,其政治气质接近于古典共和主义[20]。
  【参考文献】
  [1][3][5][6][7][9][10][12][13][14][15][16][17][1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15;17;19;207;55;185;215;214;214;244;245;245;261.
  [2][11]高兆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7;412.
  [4][德]黑格尔.精神哲学[M].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
  [8] 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52.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306.

文章的脚注信息由WordPress的wp-posturl插件自动生成

标签 :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您可以使用这些HTML标签和属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

我的哲学
哲学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采用Wordpress架构,采用知识共享署名进行许可
邮箱:admin#zhexue.org (#换成@)优畅优化|阿里云强力驱动
ICP证号:浙ICP备16005704号-2
网站加载1.236秒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