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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从政道到治道:中国文化的方向与出路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08 点击: 5779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大量将精力用于政道(即政体)的探索上,而较少地探讨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治道,不知道治道在某种意义上比政道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方向与出路。本文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当下中国文化的方向和出路,从①德性权威、②礼大于法、③风化效应、④义利之辨、⑤政教不分、⑥大一统等六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文化中的“治道”,这些都是由中国文化的习性所决定的、治理中国所应遵从的规律。循此出发,当下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可大体概括为七个方面:①道统、②核心价值、③社会风气、④任贤使能、⑤行业自治、⑥礼乐重建、⑦教育立国等。合而言之,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今天可从这七方面来实现。

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03下,转载自中国思想论坛

 

牟宗三先生曾在上世纪提出“政道”与“治道”的区分,[1]政道指政权的性质,治道指治国的方法。不仅牟宗三,许多现当代学者都以为政道比治道重要,将主要功夫用于研究中国政治的道路问题,不管他们有没有使用“政道”、“治道”这样的术语。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今天,不知道多少人沉浸在政体改革上。然而吊诡的是,历史证明,中国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并不是学者们在书斋里人为设计的问题。孙中山、陈独秀等人书生式的制度设计,在历史发展中让位于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史也已证明,政体的背后是广阔无边的历史-文化-心理世界。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实行什么样的政体,受到这些因素的强大影响。

我认为,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盛行“制度决定论”,我有时也称之为“制度的乌托邦”,典型地体现了从抽象人性论甚至形而上学立场来建构政治制度的做法。[2]然而,任何违背历史文化心理基础的政治制度都有可能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忽略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状况、权力/权威观念等一系列因素,由学者在书斋里根据抽象的思维逻辑来设计或论证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荒谬可笑的。“制度乌托邦”思维想当然地从抽象的价值原理或制度原理来评价古人对于君主制的“错误态度”,同时也想当然地从这一角度追求中国未来政治制度的梦想。这种超越时代社会条件、把民主政治理想化、把中国的未来寄托于政体改造的做法,不仅在中国,也发生在二战后独立的印尼、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结果导致了这些长期的军人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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