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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榛:话说儒家思想与人权标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6-03 点击: 3875 次 我要收藏

孔子曰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后孔子2400年的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一文中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今上溯至一百多年前,严复翻译《原富》(斯密《国富论》)时亦云:“乃今之世既大通矣,处大通并立之世,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且世之黜民权者,亦既主变法矣,吾不知以无权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变其夫有所受之法也?……故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愈烈者也。”

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曰:“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第六条又曰:“法律是公共意识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荀子》曰:“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又说“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庆赏刑罚,通类而后应;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

史上陋儒浅学以为荀子是法家代表,以为其法是商韩之法,是申韩之道,是秦以后中国两千年政治专权的思想渊源,其实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乱弹或危言耸听的污蔑或息事宁人的栽赃。荀子是经验主义者和务实者,从社会治理效率而言他固然与时俱进由“礼”转进至“法”而张“法”与“法治”,但荀子的所谓“法”与“法治”完全不同于申韩的“法”与“法治”,因为荀子强调“法义”与“义法”,即荀子崇法时强调了法律的正义性,它并非是《管子》一书所谓“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的纯牧民性之法,而是“生民非为君、立君以为民”的民主性之“义法”。倘若“法”不蕴涵民众利益与公共意志,或不合善良礼俗与伦理正义,则此“法”只是牧民之术的法,只是君上御民之具的法。苟如此,则荀子认为无论其“法数”如何周密圆融或暂时有效,然其事迟早必乱,其国终究必坏,此亦扬雄《法言》所谓:“如申韩!如申韩!”

儒家思想重视人的生命权、生存权,重视社会生活的公平性,重视政府运行的民意性,重视法及法治的正义性,并强调为治者必须尊重人民生命尊严,尊重人民的生存权益,尊重人民的自由意愿,并为缔造公正、正义的人间生活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否则“诛桀纣若诛独夫”、“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通过上述叙述或语句摘录,我们看不到儒家思想的原貌是与“人权标准”对立,反而我们看到儒家思想与人权标准的确是何亚非先生所说的“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一种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或者说看到“东圣西圣、其揆一也”的惊人相似或相通,此并非是什么“五十步笑百步”,而是彼此“于我心有戚戚焉”。

中国现任总理温家宝近期不断提“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2月17日答网民时说“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有三义:一是宪法与法律的地位问题,二是国家发展的民生目的问题,三是个体自由问题,他说“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完全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见解的正确引申与发展,此表明温家宝总理十分清楚个人是社会、国家的起点与归宿点,十分清楚活生生的国民个体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十分清楚“个体—社会”、“个体—国家”的生存逻辑与伦理次第。

温家宝总理2月17日说:“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又说:“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3月14日“两会”时温家宝答中外记者又说:中国经济若动荡或萧条,“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邓小平在1987年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邓小平此话及管仲“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之语,时时在温总理之耳!

所以,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修辞为“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他说:“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3月14日温总理还这样说道:“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熟悉中国典籍的人,完全可以由温总理联想到春秋名相管仲,想起管仲“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以及“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名言,想起战国大儒荀子其《富国》、《强国》、《劝学》、《修身》诸篇,甚至想英国斯密的《国富论》与《情操论》。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温家宝总理内心关注的不仅是中国的经济速度与总量,更有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道德人心,于儒家而言这可谓标准的仁者与智者,可谓“贤相”。温家宝总理3月14日答记者问时最后说:“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以后的领导人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温家宝颇有管仲之才,他在任的最后几年以及他之后的后任者是否会与他们的中南海同仁拿出“壮士断腕”的胆识与勇气,拿出“九合诸侯、一匡中国”以及“善将者将将、不善将者将兵”的智慧,东亚世界正拭目以待。

中国的历史、地域及社会结构非常纵深与复杂,这个庞大的国家、庞大的社会具有巨大的物理惯性,也具有巨大的心理惰性。所以中国的前进不仅需要冷静而正义的知识分子,也需要冷静而正义的治事人士。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倘若中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平静地走上了理智、正义、稳定的整体轨道,此是东亚之福,更是中华之福,历史将永远铭刻尊重人民意愿和顺应人民需求的治事者之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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