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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平实的钱穆和台湾新儒家宣言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8-01 点击: 2132 次 我要收藏

二十世纪中国的几大名儒当中,钱穆是最平实、最富学术成就、又最清醒的一个。其清醒仅举一例,便可知其端倪。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如此写道:

今于国史,若细心籀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限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近人治史,颇推洪、杨为中华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矣。然洪、杨数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这段文字的清醒程度和学术份量,必须对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相关论说,方可一目了然: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江南士子钱穆,可说是湖南痞子毛泽东的天敌。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只消读过钱穆的有关著述,便可明白毛泽东的指点江山,是什么样的狂人妄语。钱穆的这种清醒,与其说是据以儒家立场,不如说是源自一个史学家之于历史阅读的常人常识。同样的少时丧父,寒窗苦学,在孟轲练就一张利嘴,在钱穆成就一番学业。在同时代的学人当中,钱穆既没有熊十力式的夸张,也没有梁漱冥式的盲目,从而以其与生俱来的平实,铸成士林一大景观。这一景观近看并不如何起眼,尤其是比诸王国维陈寅恪;但远看却别有洞天,有如晚近历史上的曾国藩。或者说,钱穆在学术上的成就,足以媲美于曾国藩在政治上的事功。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曾国藩的那番盛赞,庶几成为他本人的学术自况。“涤生之所成就,不仅勘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故亦少见其匹矣。”此处“平正通达,宽闳博实”八字,也正是钱穆学术著述的准确写照。

平实既是一种分寸,也是一种境界。钱穆的平实,既相对于熊十力那样的夸张,又相对于冯友兰那样的平庸。就学历而言,冯友兰无疑远胜于自学成材的钱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门生;但就见识而言,冯友兰的平庸与梁漱冥相当。冯氏在其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中,将世界上的哲学划分为“损道、益道、中道”的见解,与梁漱冥的“文化三路向”不谋而合,都是一种试图将多维多元的精神世界,放到平面上观看的努力。由此可见,陈寅恪在冯氏《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云:“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并非是对作者的赞赏,而只是殷切的期望罢了。

当然,这并非意指,钱穆具备那样的眼光和境界。钱穆在学识上胜于冯友兰之处在于,总是常识常在,并且由此滋生出独特的直觉。比如,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论及东西方历史时,钱穆作了这样的比较:

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西洋则以作剧为文学家之圣境。

钱穆的这种比较,应该说是抓住了中国历史的空间性和西方历史的时间性的不同特征。倘若能够以中国史如图画、西方史如音乐设譬,当然更加准确。这两部历史的异同,也见诸其语言文字:中文是象形文字,而西文是拼音文字。语言和历史,通常具有天然的对称性。作为学问家的钱穆,虽然没有思想家的能力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论说,但能够捕捉到这样的异同,也已经相当出众了。只是旋即将孔丘抬举到与苏格拉底和基督并列的地步,实在是钱穆作为一介儒生的偏爱。曰之:“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勉。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孔丘既没有神圣如此,也不能代表民族精神之全部。华夏民族的始源精神,应该见诸《山海经》,而不是见诸先秦诸子当中的任何一子。

钱穆著述的平实性,通常体现在其学问上,一旦涉及思想的阐说,往往有失儒者的偏颇。比如同样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论及有宋学术时,钱穆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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