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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仁爱与自由:东西方不同的人性理想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6-03-14 点击: 2550 次 我要收藏

2014年12月2日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讲演(英文稿中译)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首先让我感谢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到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讲堂上,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研究心得。
我来自中国北京大学。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民曾经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中国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的影响。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如何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的问题。
早在20世纪初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就认为,西方强盛的法宝是两个,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于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传统中国没有这两个东西。我是一个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很愿意谈谈为什么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而独独在西方出现。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应该提一下李约瑟问题。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在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走在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落后。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了。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我认为,李约瑟在这里混淆了科学与技术。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科学与技术相互关联,彼此很难区分。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科学与技术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只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科学与技术才密切相关。因此,说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落后,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古代有技术,但根本没有科学。中国古代的技术是很发达的,但没有科学传统。所以,我认为,如果问中国古代技术很发达,为何近代技术落后了,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如果问,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为何近代科学落后了,这是一个假问题。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传统。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种讨论进路。有人从社会模式,有人从自然环境,有人甚至从汉语语言角度,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我今天的角度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通过分析中国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来解答为何中国古代缺乏科学传统,而科学独独首先出现在古代希腊。

一、人文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就其有形的方面而言,有饮食、服饰、建筑等,就其无形的方面讲,有语言、社会制度、观念、信仰,林林总总。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个人属于哪种文化。但是,在文化的所有这些表现形式中,最核心的最本质的是关于“人性”的认同。不同的人性认同与人性规定,决定了文化的根本不同。为了理解文化传统的不同,我们最终都需要追溯到不同文化所预设的不同人性理想。
为什么人性认同和人性规定会成为文化的根本标志呢?其根本的哲学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对人性的“规定”,“人性”是从文化而来的,而非生物学上遗传得来的。
说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人是先天缺失者;第二个方面,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并无固定的本质、本能,其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的这种后天养成与人的普遍早产有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的快速发育与人类女性的直立行走是相互冲突的。直立行走要求人类女性的骨盆不能太宽,而人类进化使得大脑越来越大。哺乳动物的孕育期与大脑量有一个线性相关关系。按照人类的脑量,这个孕育期应该是21个月,但是,孕育了21个月的人类胎儿脑量将达到675毫升,是成人脑量的一半。达到成体脑量的一半,是哺乳动物胎儿娩出时合适的脑量。然而,孕育了21个月的人类胎儿太大了,人类的母亲无法产出这样大的胎儿。人类女性为了直立行走,其盆骨的最大宽度只能容纳300毫升脑量的胎儿娩出,因此,进化无情的宣判,人类必须早产。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早产,使得人类的婴儿有漫长的后天学习时间。正是先天缺失,使得人类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自己创造自己,因此,人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特别是,通过文化被构成的。作为先天缺失者,人类可以有多样的发展可能性,因此,对人来说,先天缺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
作为有死者,人需要为自己的生提供意义辩护。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但是,只有人这个物种是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的不可逃避性。这种对死的先验的知,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难题:既然早晚必死,为何当初有生?生命意义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类何以能够如此坚定执着的活着,哪怕吃尽苦头、受尽屈辱?这一方面固然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每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之中,习得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人生”。这个“人生的意义”通常并不是以概念命题的方式出现的,而是渗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实践之中被领悟到。人们通常也不会反省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一生中某些关键的时候,比如青春反叛期、比如特别困难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反省。正是这个“人生的意义”,让人们尽管吃尽千辛万苦,仍然能够坚强、乐观地活着。
“人生的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人生”的核心是对“人”之为“人”的认同和体悟。什么是“人”?什么是理想的“人”,如何达成这样的理想人性?是任何一种文化最核心的问题。人生因为有死,所以根本上是一种无本质的存在:人可以是任何东西,甚至可以不是“人”。正因为人可以不是人,因此骂一个人不是人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从不骂一头猪不是猪,因为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说法。人的无本质决定了,人可以有多种规定性。不同的文化就给出了关于“人”的不同规定。
在汉语里,当我们讲到“人文”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一个是“文”。前者指的是理想人性。后者“文”古代通“纹”,是一个动词,表示划道道、留下痕迹,基本意思是“纹饰”,以后发展成为了达成理想人性所采纳的教化、培养、塑造方式。所谓“文化”,指的就是这种训练理想人性的过程。在英语里,humanities来自humanity,后者是理想人性,是目的,前者是培养理想人性的方式,是手段,与汉语相对应。
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各自有很不一样的“人文”。不同的人文,标志着不同的文化。在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可以体会到这种人文的不同。要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人性理想、什么样的教化方式,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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