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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仁爱”与“自由”:东西方不同的人性理想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9-29 点击: 5409 次 我要收藏

        “仁-礼”就是中国主流的“人-文”。当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并立,但儒家是主体、主流。“仁-礼”表现了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的人文内涵。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

        西方文明经常被称做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加希伯来文明,它们之间也相当异质,但与中国文明比起来,它们仍有明显的共同点,因此可以做一个总的概括。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农业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则是航海的民族,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成熟而典型的农耕文明。

        无论游牧、航海还是经商的民族和人群,他们与农耕人民最大的不同在于频繁的迁徙而非安居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无论《圣经》还是《荷马史诗》,都是讲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经常遇到生人,与生人打交道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与中华民族的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

        由陌生人组织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准则来组织。相反,血缘纽带必然被淡化、边缘化,一种暂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

        西方文明的契约特征在希伯来文化那里看得非常清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被认为是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具有神圣性、强制性。人类因为违约而受到惩罚。“约”在这里是规则,是共同承诺的规则,具有平等性和普遍主义的特征,不因具体人和具体情境而轻易改变。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中国人固然也讲诚信,讲道德自律,但是其依据并不是外在的规则约束,而是内心的良善。规则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事实上,中国人通常比较轻视规则的神圣性,喜欢灵活机动、见机行事,过于依赖规则被认为是死脑筋、呆板。中国人并不相信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认为变化是宇宙的基本现象,因此要把事情办好,就得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一切以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为条件。这是东方特有的智慧,但容易导致契约精神的缺失。中国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不守规则、轻易打破规则,嘲笑死守规则,不可能建成一个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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