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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贤斌:顾准对“大民主”的反思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8-15 点击: 1587 次 我要收藏
文革“大民主”

“大民主”一词,据李慎之先生的叙述,最早是由他与王飞在1956年秋提出来的。1956年爆发“波匈事件”。毛泽东派其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国际部征求意见。在这次征求意见的会上,李慎之、王飞认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进而,李慎之就提出:“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按当时李慎之的观念,这个“大民主”是与“小民主”相对应的,“大民主”是指 “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小民主”是指个人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向组织部门、领导反映情况,诉苦或争吵的现象。李慎之对这种小民主非常厌恶,认为当时“中国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据李慎之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大民主”是持反对态度的,毛泽东认为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对付敌人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应该实行的是小民主,小小民主。
不过,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否定了李慎之所提出的“大民主”观,认为李提出“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种主张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但他又借用“大民主”一词,提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观。
毛泽东所说“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是怎样的呢?毛本人在当时这样表述:“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的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么就一定要被打倒。”如何打倒?毛泽东的意思是可以通过“大民主”的方式。
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对大民主又发表评论:“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从毛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此时所说的“大民主”在概念上是比较含混的,它有阶级性,其中含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意思,同时也含有人民“公意”的成分;这导致了在对待“大民主”的态度上,毛泽东也有点模糊,既认可它,又反对它。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毛泽东既把“大民主”视为群众运动的方式,又把它视为一种方法、手段。
过了近10个月,毛泽东的“大民主”观变得清晰了。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表明了他的大民主观:“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也会解决得比较快。”“找到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显然,到1957年底,毛泽东对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形式内容的“大民主”给予了充分明确的肯定。不仅视这个“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而且也视其为保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方法、手段。
毛泽东对“大民主”的认可与倡导让我们自然地联想到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的“窑洞对”。当时,黄炎培针对中国历史上存在的王朝更替的固定的周期率现象,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解决和避免,毛泽东的回答是用民主的新路,让人民监督政府。可这个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它具体如何运作呢?人民如何监督呢?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度、两党制度,毛泽东是反对的。联系到这里,“大民主”的提出应该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所追求的与资本主义民主不同的民主运作方法的具体落实。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从实践上支撑了毛泽东的“大民主”观。不正是在“鸣放”之中,把反动的右派揪出来了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吗?既然“鸣放” 可以清查出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那同样,它也可以把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官僚主义什么的同样清理掉。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了“大民主”,并试图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经常的有效的形式。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套“大民主”在1957年后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实行,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期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形式的“大民主”在全国轰轰烈烈的上演了,它既成为民众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形式,也成为了文革期间各派别互相斗争的手段。
后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还被写入了七八宪法。到了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1980年,邓小平说:“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句话可以说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主流政治反思文革“大民主”的总结性观点。
中国思想学术界秉持了这一全盘否定“大民主”的观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视是政治生活中的“四害”。这一观点与态度当然也是一种对“大民主” 的反思,但这样的反思在学理上是不是简单化了呢?人民直接参与政治,难道不是民主的表现?显然,不进行深入的学理研讨,难以说清“大民主”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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