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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堂家:哲学史教材重在培养批判性思维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5 点击: 928 次 我要收藏

  哲学是文化的灵魂。它不仅深刻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提升一个民族的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为人们创造基本的学术语汇并根据生活世界的需要渐渐将一些学术语汇转化成生活语汇,而且通过形成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来塑造一个民族的独特品质和精神气质。如果说一个民族要通过文学艺术来提升自身的想象力,通过史学来认识和传递文化的基因,那么,说一个民族要通过哲学来维持自身的精神深度和思想的庄重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自日本学者西周用“哲学”一词去对译philosophy并被我国学者黄遵宪在19世纪引入中国以来,哲学在我国渐渐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并启发我们以此为参照去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于是产生了“中国哲学”这样的分支学科并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中国学者去学习和创造像西方哲学那样的理论体系或研究方法。尽管几年前我国学界曾就我国古代是否有哲学(即所谓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国学者建设中国哲学学科的热情。至少,人们通过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看到了让哲学讲汉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西方哲学思想至少自16世纪以来就通过一些传教士零散地传入中国并一直在参与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自觉接受严格说来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在19世纪末,辜鸿铭就介绍过康德(他译为“坎特”)和尼采的学说。在20世纪初复旦大学建立后不久,马相伯先生就在复旦的八角楼比较系统地开过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讲座。“五四”前后,随着罗素和杜威等人到中国讲学以及一些人留学归来,中国一些学者开始对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全面的认识。但在中国大学里系统开设西方哲学课程是从北京大学建立“哲学门”开始的(我不知当时是否用过自编的教材)。1922年左右,汤用彤先生在南开大学开设过西方哲学史课并编过英文讲义。1932年,时任复旦外文系教授的全增嘏先生还出版了自己写的《西洋哲学小史》。同时期,我国还出版过一些介绍西方哲学的其他书籍。虽然20世纪70年代我国学者就出版过系统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如北大朱德生、李真先生写的《简明欧洲哲学史》,安徽劳动大学的钱广华、文秉模等先生编写的《西欧近代哲学史》,但中国学者自己大量系统编写西方哲学史教材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此类教材大概不下20种。
  教材的增多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两个信息:1.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大量增多;2.编写者希望写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但教材毕竟不同于专著。过分追求写作者的个人风格恰恰会损害学习者对哲学的客观演进过程的把握。一部好的哲学史教材首先要提供客观可靠的信息,其次要尽可能明晰地展现哲学史的历程,再次要引领学习者与过去的哲学家一同思考问题,最后要让学习者通过学习哲学史提高批判性思维的能力。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1月联合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就力图实现这一目标。
  这本书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而出现的,其撰写者大多是长期研究西方哲学的中青年学者。活跃的理论思维、开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学问功底和良好的问题意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们对一些哲学史问题的研究和条理清晰的表述中。与一些西方哲学史教材不同的是,这本书一方面采用了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推重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另一方面在有效运用这一方法时,避免了黑格尔曾经批评过的、对哲学史内容的机械罗列和外在排比。如果说该书涉及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部分平实而真切地写出了过去不少哲学史教材较少提到的内容,如智者派的约定说、怀疑派的“十式论”、奥古斯丁的历史神学、司各脱的此性说、奥康主义的指代逻辑以及对证据知识和自明知识的区分等,那么,近代哲学部分则客观地反映了哲学的论辩性质。由于哲学史自有我们不能以主观任性的方式来加以处理的内在逻辑,该书还以符合思想史进程的方式在有限的篇幅里向我们呈现了西方哲学的主流,在这种主流中,哲学史上的概念、命题和学说可以成为学习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引子和进阶,它们能唤起人们的理论热情和探究的欲望。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是不可能的。正如该书作者在导论中谈到学习哲学史的意义时所说的那样,“学习哲学史的过程,就是启迪创造性思维和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过程。学习西方哲学史,不能靠死记硬背或重复历史知识,而应通过思考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来开启智慧之门。西方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比他们的答案更有意义,他们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比他们的结论更有价值”(《西方哲学史》第7页)。为体现以问题为导向的特点,该书不仅在每篇的开头指出了它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而且在每一节的结尾列出了供学生们思考的问题。此外,该书还有几个优点,这就是主次分明、条理清楚、理解准确、文字畅晓。这样,原本繁难的哲学问题就化约为相对简单的问题,原本艰深的概念和命题就比较容易为初学者所理解。
  总之,这是一本很值得向学习者推介的教材。如果将来有人为展示哲学的真正自觉而愿意写一本哲学领域的史学史,亦即关于“哲学史”的历史,那么,该书也将是不可忽视的样本。
  (来源:中国社科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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