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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山民:哲学终极及其意蕴:罗蒂和马克思的视域对比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6 点击: 1665 次 我要收藏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相互对立的哲学理路,但是,如果我们略微思考一下两者的核心旨趣,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契合之处决不在少数。陈亚军的文章《“问题与主义”: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胡克:马克思主义还是实用主义》分别从学术史和人物个案的角度研究了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罗蒂无疑是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发表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看法,有些中肯,有些没有什么道理。其实幼年罗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社会主义运动颇有渊源,但是这种切近经验并未让罗蒂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相反,涉及价值、历史观等问题时罗蒂认为马克思没有摆脱宏大叙事。尽管如此,罗蒂非常赞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维度,同时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对未来政治的预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罗蒂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零距离”
1931年10月,罗蒂出生在一个具有浓厚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家庭。他的外祖父劳申布什是20世纪初非常有影响的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父母曾经是美国早期共产党员。尽管罗蒂父母1932年脱离了美国共产党。由于罗蒂当时年纪尚小,对此没什么印象。但是罗蒂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倒是千真万确的。据罗蒂的学术自传,他父母书架上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两卷红色封面的书,一本是《列昂?托洛茨基案件》,另一本就是《无罪》。罗蒂的家常常成为美国左派的活动中心。家中神秘客人不断。因为斯大林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受到指控,逃亡墨西哥。后来斯大林签发了暗杀托洛茨基的密令,后来果然托洛茨基于1940年被暗杀。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托洛茨基事件。国际社会围绕托洛茨基问题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当时杜威是该委员会的领袖。根据罗蒂的回忆,他在家中见过杜威本人,因为当时年纪太小,对杜威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当时罗蒂父亲却与杜威过从甚密。曾经多次陪同杜威来往墨西哥。应该说罗蒂幼时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罗蒂生活在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运动的家庭中,但他并没有仔细阅读杜威委员会的报告。据罗蒂后来的回忆:“我当时对自己说,假如我是一个真正的好孩子,我不仅应该阅读杜威委员会的报告,而且理应研读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历史》。那是我多次尝试却从未读完的著作。”[1]5尽管少年罗蒂没有认真研读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但是他却参加过与这个运动密切相关的活动。据罗蒂回忆,他12岁那年的冬天,也就是1943年的冬天,他变成了义务勤务员,经常帮他父母传递文件,当时他父母为“工人维护小组”工作。罗蒂经常从戈拉默西公园父母的办公室取出文件,乘坐地铁分别把文件送给美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和汽车搬运工兄弟会领袖兰多夫。他从这些文件中知道了很多人间不公平的事情,譬如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种植园主对佃农干的事。这些经历对幼年罗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在12岁时,我就已经知道做人的意义就在于以人的生命与社会非正义做斗争。”[1]6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穷人受压迫的根源,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罪恶才会被消灭。
在自传中,罗蒂谈到自己对野兰花的喜爱(野兰花是一个隐喻,指私人生活),另一方面,罗蒂仍然想为正义(公共事业)而奋斗。他处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撕裂中。在罗蒂看来,那些把私人生活和公共事业结合起来并相信人类团结存在共同基础的人,譬如托洛茨基和诺曼?托马斯,是正义事业的热烈追求者。罗蒂幼时的想象与马克思在中学毕业时很像。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这样表达自己的社会抱负:“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够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会把我们压垮,因为这是为大家而工作……这时候我们感到的将不再是一点点有限的、自私的、可怜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而我们的事业将长久地默默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科隆时马克思为《科隆日报》撰写的社论中这样写道:“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基本上肯定哲学,但是并不是从脱离现实的角度来看待哲学,而是把哲学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哲学在青年马克思眼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哲学就是理性的事业,是文明活的灵魂。青少年时代(罗蒂15岁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罗蒂同样如此。当时,他受到斯特劳斯学派的影响,对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他父亲的朋友悉尼?胡克的哲学持怀疑态度,因为坚持这些哲学无法面对相对主义的指摘。他分析道:“假如真理将是这样一类东西,它的作用仅被还原为‘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是对权力的追求’。”[1]6那么,杜威主义者将无法回应“德国在希特勒的治理下获得了成长”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基于这个疑问,罗蒂朦胧地渴望成为一位柏拉图主义者,为此他通读了柏拉图的著作。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罗蒂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一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他还与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热衷工人阶级解放的社会斗士有过亲密的接触。这一些使得罗蒂把哲学和人类解放和正义的事业联系了起来。
二、哲学和哲学的终结
罗蒂对哲学的看法上与马克思的哲学观相似。他们都主张哲学应该弱化,甚至被消灭,让政治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话语。有人把罗蒂的哲学著作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提并论:“如果我们把罗蒂读成一个改良者、批评家,甚至为一位预言家,我们将看到他的著作和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很相似。根据他们的理论,哲学不是有关沉思、解释、解构和描述的活动,而是改造的活动。”[3]19世纪末以来,哲学的终结是否成了最为时髦的话题。早有实证主义及其思想后裔,迟有后现代大师德里达。在这横跨一个世纪的思潮中,马克思和罗蒂终结哲学的思想非常独特,值得注意。概而言之,马克思针对的直接对象是德国古典哲学,而罗蒂的批判矛头则直接整个自柏拉图以来的全部西方镜式哲学,也许唯有维特根斯坦除外,其激进的立场让人侧目。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清晰地表达了消灭哲学的立场。跟罗蒂比较一致的是,他们都是从黑格尔的哲学立场出发的,接受了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叙事方法,但是,他们对黑格尔的理解存在差异。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窒息了辩证法,黑格尔预设的历史完成论和终结论是马克思不能接受的。其中关键就是:马克思认为不能离开感性的人类实践来理解历史和世界,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与之相反,费尔巴哈等机械唯物主义则纯粹把世界当作与人的实践活动脱离了的对象来研究。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4]16实际上,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思想,黑格尔第一次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叙述了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理解。在马克思这里,人和世界不再是一种孤立的对照的关系,而是彼此把对方变成了自己的内容的关系。因此,人是按照美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而自然界也是人化的自然。此时,人的感性活动,或者说实践,就意味着按照人的尺度来使自己选定的对象符合自己意志的活动。那么,哲学的功能就不再是直观和解释世界,解释世界就让位于改造世界。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马克思对哲学的态度,那么,马克思消灭哲学的意图就非常明显了,这种哲学就不再是在头脑中作为静观的对象,而是无产阶级改变自己命运的精神武器。张汝伦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指出:“批判的主体(哲学)与批判对象并不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相反,哲学恰恰属于它所批判的世界。因此,哲学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恰恰是通过否定自身完成的,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面对现实。”[5]我们可以看出,在哲学的目的,或者说哲学的功能问题上,马克思把哲学推向了终结,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引导人走向实践的批判。他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8后来马克思索性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哲学不能成为现实,那就应该消灭哲学。”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看法: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从纯粹思辩到活生生的生活及其实践。耽于思辩的类似形而上学的东西让位于直接的行动,这些行动旨在颠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罗蒂从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那里寻找灵感。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对认识活动脱离实践需要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哲学的态度是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是古代的奴隶主以为静观高于行动的遗风。他说:“如果我们承认哲学是起于社会目的的冲突和世袭的制度与同时代的不两立的倾向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明白将来的哲学的任务则在于阐明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的时代的社会的道德的斗争的诸见解。它的目的是要成为尽人力所能及以及处置这些斗争的一个机关。”[6]罗蒂接受了杜威的哲学观,进一步推进对近代知识论哲学范式的批判。他认为镜式哲学的实质就是表象主义,无论是笛卡儿的心灵、洛克的观念、休谟的印象、康德的先验自我,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罗素的感觉材料、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胡塞尔的先验还原……他们寻找准确再现世界和实在的努力无不是一种基础主义的哲学。分别用心灵、意识、语言等不同的镜子来映照世界,无非是想要获得得清晰或者比较模糊的效果而已。罗蒂指出几千年来哲学家寻找“大写实在”的努力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失败的根源在于他们对哲学的理解错了,哲学在他们眼里“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础性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7]罗蒂认为哲学无法承担这么艰巨的任务,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宗教、哲学、科学、艺术都不能一肩挑,每一种文化形式都有其特殊的实践目的和问题情境,因此,只能分而治之。各种文化形式不能互相替代,更不能彼此还原。哲学应该小写,哲学只是后形而上学文化中的一种声音,可以自由地参与文化对话,却不能成为文化对话的主宰。在罗蒂的未来文化构想中,哲学作为合唱团中的一个演员,应该放弃作为解释世界的权威发言人立场。哲学不能告诉我们何种知识是万世不移的真理,我们能做的唯有不断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类自身的理解。人类知识的进步也不是逐渐接近真理和实在的过程,而是不断丰富我们文化事业的过程。他说:“思想进步只是相当于发展新的说话方式,这种新的说话方式将被新的社会实践所使用,并有助于发展将为更多的人们带来更大自由和幸福的新社会实践。”[8]
同时,罗蒂认为马克思和实用主义具有相同哲学旨趣,他指出:“哈贝马斯曾指出,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和美国实用主义是对黑格尔做出的三个建设性的回应……黑格尔对马克思和杜威产生的影响将导致他们把注意力从康德式的问题‘什么是可能性的非历史条件?’转向‘我们如何才能使现在走向更加富裕的未来?’这个问题。虽然马克思认为他能够看到整个社会形态的更替,并能把当前阶段视为介于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9]11在罗蒂那里,哲学的终结是哲学作为一种为所有知识立法并能介入公共领域的基础性事业的终结,作为小写的私人领域之内的哲学应该保留。他说:“没有任何‘哲学’定义可以涵盖卡尔纳普和罗尔斯、早期黑格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德里达和哈贝马斯,并且还把某种足够一致的东西剥离出来,使之走向终结。”[10]
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革命和微观改造
前文说过,罗蒂的家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社会主义革命密切相关,但是,少年罗蒂并不喜欢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发表《马克思的幽灵》之后,罗蒂对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说他曾经发誓读完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但是他终究没有读完,因此他谦虚地说:“当短促的人生中半百已过,我也就将读完这些书的誓言慢慢置于脑后了。就此而言,我并不是德里达的近著《马克思的幽灵》的最佳评论者。”[11]358尽管如此,罗蒂还是写了评论“一个幽灵笼罩了知识分子:德里达论马克思”。
在这篇文章中,罗蒂对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这一代美国左翼人士通常认为,在说明19世纪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公方面,没有人赶得上马克思。但我们遗憾的是,他把精致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大量虚无飘渺的黑格尔主义混合在一起。[11]358罗蒂认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但是却在历史规律方面保留了元叙事的痕迹。马克思把哲学的批判变成了对现实的批判,通过现实的批判来消解精神领域的神秘感。但马克思所用的工具依然是理性,理性在马克思那里依然是发现世界的秘密和历史规律的超级能力。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定要开辟意识形态批判之外的新的领地,这一领地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正义、自由、民主等资产阶级引以为傲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都是意识形态,都是统治者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伪装。作为现代性后果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按照效率原则运转,整个社会重复着两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商品的再生产。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是自我意识实现自己的形式,而在市民社会中,劳动却出现了异化。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消解异化,实现自由,必须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政治变成了马克思集中关心的焦点。罗蒂对此没有异议。他认为,在后现代文化场域中文学和政治应该成为取代哲学和科学的东西。但是,与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存在普遍的必然的历史规律不同,罗蒂认为根本不存在历史规律,更不存在我们发现历史规律这种事情。这些东西在罗蒂看来都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做法,都是一种基础主义和元叙事。罗蒂认为,科学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套词汇,在发现世界的本质和历史的规律上,它并不比其他的文化形式更客观、更可靠。但是,罗蒂忘记了,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处于匮乏状态,人类处于生产中心时代,科学技术确实可以帮助人类战胜来自必然世界的挑战,因此,整个社会洋溢着对科学的乐观情绪,这完全可以得到理解。应该说,马克思对科学的强调非常合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平等和自由。与马克思要求消灭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罗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迄今为止是最完美的。罗蒂认为,既然我们无法找到最好的制度和实现这种制度的途径,那么,我们只能把眼光放在微观领域。在这些领域内,人类实践活动以减少残酷为目标,施行渐进改革。他说:“一般的意义上,我希望我们与其讨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如讨论贪婪和自私;与其讨论劳动的商品化,不如讨论入不敷出的工资和失业,与其讨论社会阶级分化,不如讨论摊到每一位学生身上的不同教育经费和实行医疗保健的不同途径。”[9]367放弃总体革命成为很多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后马克思主义者墨菲和拉克劳认为:“战后新的商品化、科层化和同质化使社会关系日益政治化,并且取消了旧有的社团形式和社团的亲密关系。这些过程起源与资本主义关系向个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延伸,起源于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出现以及大众文化和媒体的骤增。……产生了不能还原为阶级立场和生产主义逻辑的新的政治认同。”[12]
尽管如此,罗蒂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目前仍然不可替代。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进行的全面描述,而不是当作揭示了历史规律的东西,那么,马克思及其思想依然值得尊敬。不过,罗蒂对任何一种作为科学体系出现,进而成为万能良药的元叙事非常警惕,无论对自由民主制度,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我讨厌这样一种自鸣得意的心态: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崇拜者声称自己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垮台;我还为最近在自由主义中欧知识分子中间滋长的倾向而忧虑,他们断言自由市场解决了所有社会问题。”[9]376因此,罗蒂倡导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观,强调“古老而朦胧的幻想已经消失,我们只能保留一些细微而具体的幻想,我们习惯把它们看作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表现。”[9]376在把自己的政治哲学立场表述为“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罗蒂说:“我之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皆因我谈到的多数人的观点跟马克思的如下主张并无异议:大量的制度和实践活动唯有在一定的历史、特殊的经济条件下才可以得到辩护。”[13]尽管如此,与马克思不同是,马克思从否定的意义上以轻蔑地口气谈到资产阶级文化,这些文化包括立宪制度、自由民主等价值,而罗蒂则说:“当代自由社会已经包含了为自身改进而存在的制度……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完成了最后的概念革命。”[14]罗蒂显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整体性的,这种整体性批判是认清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关键,同时也是实现微观革命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显然是现状的维护者,表现出浓厚的保守主义气息。
四、结论
罗蒂和马克思主义的亲密接触并没有让罗蒂成为马克思的忠实拥趸,但是实用主义强调知行合一的哲学旨趣与马克思强调以实践为核心来理解哲学很相似。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的时代,马克思寻求对资本主义展开合理而深刻的批判,进而推翻这种罪恶的制度,是非常自然的。遗憾的是,罗蒂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他错误地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种元叙事。其实,马克思与任何元叙事根本不同。我们可以说罗蒂曲解了马克思及其理论。罗蒂局限于微观领域的变革,倡导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以减少残酷、降低社会不公为公共活动的目的,这种近似保守主义的视角没有看到微观领域必须依赖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性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新实用主义立场“放弃主义解决实务”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 1 ]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M].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1999,p.5,p.6.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3 ] Richard Rorty. Take Care of freedom and Truth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M].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xxv.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张汝伦.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J].中国社会科学,2003,(4).
[ 6 ]杜威.哲学的改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14.
[ 7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
[ 8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4.
[ 9 ]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M].北京:译文出版社,2003.
[10] Richard Rorty. Truth and Progress[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p.317.
[11]孙伟平.罗蒂文选[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2]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54.
[13] Richard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98.
[14] Eric M.Gander. The Last Conceptual Revolu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 p.2.
(原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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