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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显元:哲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转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5 点击: 1075 次 我要收藏

建国50年来,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哲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也经历着曲折、矛盾和斗争。50年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向我们预示着它未来发展的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向我们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正经历着向人本主义研究的转向。
人本主义研究转向是建国50年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建国50年来,中国的主流哲学是社会历史哲学,这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点分不开的。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重大发现是唯物史观,由此使整个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重点自然也放到了社会历史哲学领域。建国以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任务,也要求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历史哲学方面。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学习和宣传,对全国人民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接着,对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和基本任务进行了研究,以指导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运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理论问题,又作了新的研究。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的发表,为社会历史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规定了社会历史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期间中,哲学研究同理论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学思想、胡适思想、胡风文艺思想、梁漱溟思想等的批判,后来,又开展了对巴人的“人性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综合论”和“阶级调和论”、冯至哲学观点、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统一论”和“合二而一论”等的批判。这些批判运动,一方面,对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和发展了“左”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斗争哲学”,在政治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最后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使我国哲学的发展,走了严重的弯路。
在这个时期中,哲学理论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另一方面,又不承认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反对对人和人性的研究,大力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一方面,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另一方面,又提倡个人迷信。一方面,肯定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求建立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打一场“向自然开战”的新战争;另一方面,又发展了“斗争哲学”,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人民内部开展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种是错误的趋向,形成了一系列错误的理论观点,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得以存在和发展。
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斗争哲学”在实践中的贯彻,使人民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了极点。甚至置革命的人道主义之不顾,草菅人命,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深刻反思。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实践标准问题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不少人把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到了人的问题上。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展了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次讨论的初期,研究者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在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以后,这场讨论到1984年底,就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关于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并没有到此结束,仍然在继续深入和发展,以至造成了后来一个时期的“人学”热。学术界对这场讨论有高度的评价,认为:这场讨论“已经对中国文化心理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人们思维的自主性,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它的意义势必超出思想理论领域,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中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注:杨春贵主编:《中国哲学四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页。)
在关于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讨论以后,价值哲学的讨论相继而起。在80年代的中期,价值哲学的研究出现了高潮,而且持续地发展,直至今天仍然在深入。过去,价值哲学被视为西方哲学思潮,无人敢于问津。但是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价值标准的问题。从此,价值哲学也就逐渐地被国人所接受了。价值哲学进一步的深入发展,生产力标准也应运而生。于是,价值哲学在我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人是价值的主体,价值哲学的研究,必然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这又再一次地提出了人的问题,而且它的强烈程度也是空前的。
90年代以来,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是走向人本主义的又一阶梯。无论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反对实践唯物主义的,都在思考着“实践是什么”的问题。到底实践是什么?它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形式。马克思始终把人看作是现实的活动着的人,即实践着的人;同样,把实践也只能看作是人的实践,人的活动。所以,实践与人是不能分开的,实践唯物主义也就是人本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
5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尽管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它的总趋势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人本主义。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势将会显得更加明显,而且被更多的人所觉察、所了解,并为之鼓舞而献身于人本主义的研究。
人本主义研究转向是走出物本主义困境的最好选择
这里所说的物本主义,是指物质本原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本原,最终都要由物质来解释。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物本主义是正确的,它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观点。但是,物本主义在方法论上,实质上是一种还原论的思想。把一切现象,甚至把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物质,如同把一切物质形态的质的差异都归为原子一样。这种归结,并不能解释世界的多样性。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而且在自然领域,物质本体论的解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物质是什么?是形而上的“道”,还是形而下的“器”?“道”是物质的共性,“器”是物质的个别形态,两者都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本原。恩格斯早已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就社会历史来说, 它的终极原因就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实践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形式。但是,物本主义不可能作出这种解释,如果它作出了这种解释,也不再是物本主义了。这就是物本主义所面临的困难,只有把物本主义发展为人本主义,才能走出物本主义的这种困境。
9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社会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的提出,是对物本主义的一种扬弃,力图说明社会本体不是物质而是实践,因为实践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形式。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实践是什么的问题时,就不难发现,实践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动物的生命活动是适应自然界;人的生命活动是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式,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劳动创造了人,就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真理。可是,劳动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没有人的时候,又如何创造出劳动来呢?其实,实现动物的活动向人类劳动的转变,根源于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以及人的本性的生成。在这种意义上说,劳动的起源,应归结于人。人是实践的本体,没有人就不会有人的劳动和实践。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劳动和动物的活动的区别时,把人类劳动同蜘蛛、蜜蜂的活动作了比较。他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的最根本区别,在于人类劳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在劳动开始以前,这个目的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了,并作为规律决定着整个劳动的方式和方法,而动物活动则没有意识和目的。所以,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就是人类劳动生成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出现了有意识的人,或人的意识。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的根本区别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在自然界中,由于没有人的参与,一切都是自发地发生的,一切活动都没有目的和意识。但是,在社会历史中,一切都是由人参与的,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所以,造成社会活动与自然活动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有了有意识的人,或人的意识。
因此,离开人类谈论实践,势必把实践混同于动物劳动。在社会领域,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由人所创造的,因而都要由人和人的本性来解释。只有把实践唯物主义延伸到人本主义,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实践唯物主义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人本主义,实现哲学研究从物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移,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最重大转向。
物本主义是正确的,但它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坚持物本主义的立场。在本体论上,意识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在反映论上,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在生命起源问题上,生命物质是从无生命物质发展而来的,是化学进化的结果。所有这些物本主义的解释,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进入人类和人类社会起源的研究领域时,单靠物本主义的理论就显得不够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物本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释人和人类社会更特殊的现象,就有可能犯还原论的错误。而实践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理论,则能更具体地说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在运动形式和规律内涵上的根本区别,以及人类和人类社会是怎样起源和发展的特殊问题。应该指出,人本主义不是同物本主义根本对立的,恰恰相反,人本主义是物本主义的深化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换句话说,人本主义是人和人类社会领域中一种特殊的物本主义理论形式。因为人也是物质的一种高级运动形式和存在形式,因而“人本”是“物本”一种特殊形态。由于高级的运动形式包含着低级的运动形式,但又不能归结为低级的运动形式。因此在物本主义不能具体解释的领域,人本主义则能作出更好的解释。人本主义理论包含着物本主义的一般原理,但它又具有更特殊的理论内容。所以,从物本主义研究向人本主义的研究的转向,并不是宣布物本主义的错误,也不是认为物本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而是对物本主义的发展。
人本主义研究转向不是唯心主义转向
有人担心,人本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我们转向人本主义,岂不要转到唯心主义那里去了吗?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在哲学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人本主义哲学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学说。它告诉我们,人本主义并非都是唯心主义学说。认定人本主义一概都是唯心主义,并不符合哲学史上的事实。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是一种非理性思潮,它是唯心主义的。如果我们主张哲学研究也要转向人本主义,这是受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也无需全面评价西方的人本主义。但是,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要否定西方人本主义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研究人的非理性的问题,否定的应该是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由此得到的唯心主义结论,而不应该是否定对非理性的研究,更不应该以此为根据而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人本主义。对非理性研究的出发点,可以是唯心主义的,也可以是唯物主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研究非理性问题呢?我们过去把非理性的研究看作唯心主义的专利品,可能是受习惯势力束缚太深的缘故。从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也开始非理性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已经出版了一些专著(注:夏军:《非理性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应该承认,当我们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时,只是说出了部分真理;我们还应该补充说:“人是非理性的动物。”所以,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既不能把人本主义单纯地说成是非理性思潮,也不能把对非理性的研究说成是唯心主义。从这两个方面来否认人本主义,都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离不开人本主义。在历史上,最初的哲学研究,是从本体论开始的,后来,逐步地向认识论和历史观转移。在这两个领域中,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人本主义的因素了。因为,认识和历史,都是属人的,没有人的存在这个前提,又如何说明人的认识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呢?价值哲学的兴起,也是哲学研究的一个转向,它更加强了哲学研究走向人学的趋势。因为价值是客体以某种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的有用性,它是对人而言的,离开人是不会有什么价值的。所以,无论是哲学史上,还是当前的哲学研究,价值哲学的深入发展,必定要导致人本主义。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人学思想占有很大的比重。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发现,也是同人学研究分不开的。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人学思想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指出:“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可见,马克思是以人的本质来说明社会关系和社会的本质的,而且他还把人的本质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家庭、阶级、国家等社会存在物联系起来了,并认为所有这一切社会存在物都是人的本质的表现,都可以用人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加以解释和说明。正是这个原因,现实的人成为了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就是说,人的活动创造了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创造了人的意识。根据人的这种创造活动,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人本主义研究中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它导致了历史观基本问题提出和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不应该把人本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而应该把人本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应有的理论内容。
人本主义研究转向是当今时代的迫切需要
哲学研究从物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这种转向,是我们时代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要求。
当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哲学的研究,要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哲学概括,形成新的理论,以指导新的实践。这里的根本问题,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问题。我国当前社会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的形态的外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正是由我国当前社会中现实的人的本性和能力所决定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就是从这个阶段上的人出发。所以,生活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归宿。从理论上阐述我国当前社会的人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学说在当今的重大课题。
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从人的发展现实阶段出发,就是从人的现实需要出发。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最高宗旨,是人本主义的基本要求。邓小平为我们党制定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最迫切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所作的一切,既是为了人民群众,又要依靠人民群众。现实的人,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归宿。正如江泽民所说的,从现实的人出发,就要像邓小平那样,“尊重群众,热爱群众,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注: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这难道不就是对人本主义的绝妙阐述吗?
生产力的解放,说到底,就是人的解放。旧的社会制度和体制束缚人性的发展,压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我们只有选择符合人的本性的制度和体制,才能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精神。邓小平说:“生产关系到底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长期采取“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结果,像割韭菜一样,割了又很快地生长出来,所谓“资本主义尾巴”也始终没有被割掉。真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超越了当时人的本性,违背了人本主义原则。为什么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超越的阶段?为什么我们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同样是由现阶段的人性所决定的,完全可以由人本主义原理加以说明。
任何历史时期的制度、体制和路线、政策,都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性,是指共产主义时期人的本性,而不是现阶段的人的本性。因此,当前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而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决不能超越人性发展的历史阶段。作为共产主义的制度、体制和路线、政策的基础,是人的发展的高级阶段。如果我们在今天就实行这种制度和政策,就是超越人的发展的历史,就不会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期间所刮的共产风,就因为超越了人的发展的历史阶段,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而被人民群众所不容。
改革的深入,必定要调整人们的既得利益。利益的调整,都存在着一个社会承受限度的问题。如果忽视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超越人们的承受能力,它必定是行不通的。当前,如何消除贫富过于悬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和再就业等问题,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就会影响社会安定。其根源也在于它超越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压抑了人性,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哲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转向,是我们时代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适应这个要求,研究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学说。
孙显元(1935 —),男,浙江温州人,中国科技大学哲学社会部教授。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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