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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英:社会转型与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5 点击: 947 次 我要收藏

一、社会转型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
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自进入近代历史以来,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勃勃生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当今中国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实践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广泛的社会变革。这里用“社会转型”这个概念能恰当地反映和概括这场变革的内涵及特征。从社会学意义上分析,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体制胶着。旧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尚未失去存在的主客观条件,必然成为新体制建立和运行的严重障碍。这种经济体制上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而且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影响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其次,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化显露。利益分配挣脱了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束缚,沿着竞争规律流动,由此造成社会成员利益的调整;由于利益驱动,加之新旧体制转轨出现的某些缝隙和漏洞,一部分人也会运用不平等竞争或不公正手段攫取利益,甚至利用公共权力非法参与商品经营活动以牟取私利,从而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和对改革的承受力,而且深刻影响到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权力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震动波和冲击力。第三,社会转型时期,价值取向各异。市场经济大潮荡起复杂多样的价值追求,不同地位、不同层面、不同利益、不同经历的社会成员对任何一方面变革,都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目标追求;对于同一社会现象,也会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心态或行为。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承受力和适应度,而且更加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认同和参与,从而在广泛层面上影响到政治稳定状态和社会协调程度。第四,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碰撞加剧。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各种事态和矛盾现象,社会成员持有不同的文化视角;大量西方文化的涌入,在与当代中国文化相共融的同时,某些部分也与传统文化产生尖锐矛盾,在一部分社会成员中形成强烈的文化观念反差。这种文化观念上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注:包心鉴:《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发展》,载《新华文摘》1996年第10期。)
总体上讲,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职业群体结构的变化、利益的分化和矛盾以及观念上的落差,社会冲突可能增加。
社会转型的现状及特点必然反映在哲学思想的流变上。从哲学角度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观念、心态也正处于空前的裂变、震荡之中。要加速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势必意味着对旧体制、旧机制、旧秩序、旧观念进行变革。这必然使社会转型期社会不稳定性增强。因此,如何处理和妥善协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整个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带有战略性全局性意义的根本关系。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在观念上的最大特点是其在冲突、变迁中所呈现的不稳定性,易滋生相对主义、非中心主义、怀疑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想倾向。尤其是社会改革强度增加在某种外来刺激影响下,易产生思想混乱和盲目性,有时甚至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行为,造成社会失范状态。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哲学界,自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为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拉开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序幕为开端,在迄今为止的20年时间里,先后经历了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关于实践哲学的争鸣,关于主体和价值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中西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经久不衰的论争等几个重要发展时期。其间,虽然思潮迭起,观点纷呈,但始终没有脱离融合中西文化、重建中国现代哲学的辉煌主题。而这一切论争得以引发的根源和契机,又在于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的要求,是“转型社会”的哲学反映。我们知识,社会是一个系统结构,因而任何一项社会改革都必然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人们在进行经济、政治方面改革的同时,必须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与之保持同步。在当前,我国旧的经济体制已被打破,政治的民主化也正在日益扩大,这就必然触发人们去探索如何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来一番转换,以重新建构与经济政治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文化精神。
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哲学呈现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出现了一个中西哲学大交流、大会通、大融合的潮流。从现在的势头看,这一潮流将伴随我们度过世纪之交而进入新世纪。这不仅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新涌入的港台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需要在理论、学术方面深入探讨和解决,而且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这些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超出单纯的学术争论范围,成为一场需要长期才能完成的、旨在通过新的会通和融合,转换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促进社会转型,建设新的文化、发展新的中国哲学的深刻的思想运动。
二、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改变了社会生活面貌,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20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场令人注目的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使劳动方式、管理组织方式、管理方法及人对生产的态度和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一系列高新科技成果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领域,把科学、技术、生产、管理这几个方面综合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改变着整个社会结构。新科技革命不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促使生产关系、乃至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科技高度社会化的时代,人的价值、人的态度、人的生活方式及生活的意义等问题,不仅是大众而且更是哲学家们需要重新思考的。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社会越来越信息化,不可阻挡的社会开放趋势和高度发达的资讯技术,使全球不同民族、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信息化和全球化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及趋势。
随着微电子技术、电能、计算机在生产、管理及生活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信息已成为人们工作的对象。处理信息的智能化劳动逐步代替那种“机械+劳动力”的劳动方式,而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以至于崛起“第四产业”——信息业。有学者预测,美国在21世纪初,约有86%的从业人员主要集中于服务行业,其中有近一半将以新的劳动方式从事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工作。不难预测,到21世纪,人们面对的世界将是一个越来越信息化的“信息世界图景”。
由于快速的现代交通工具和程控电话、传真电报、信息高速公路和通讯卫星等现代通讯技术的发明及运用,人们之间的交往变得非常简捷容易,使地理环境、国界和种族差异不再成为互相交往的界限。就拿经济活动来说,现代经济已超越国家障碍走向地域集团化和全球化,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正在成为一项具有国际性的事业。当今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互相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大系统,任何民族、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于这个系统之外。以至有人惊呼“地球正在变小”,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全球村落”。由此,人类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另外,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主题,世界正在越来越走向多极化格局。
雅尔塔体制下战后美苏两极对峙成为国际关系主线的格局已被打破。多极力量竞争共处的格局表现在:美国仍极力维持其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国内问题严重,对外又面临正在崛起的其他国际力量的挑战,使它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受到制约。失去超级大国实力的俄罗斯,力图恢复大国地位的趋势在加强,与西方的矛盾在增大;日本已成为超级经济大国,争当政治大国的倾向更加明显,并力争同美国建立起平等关系;欧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贸易集团,争当政治大国的倾向也很明显。围绕通过什么机制和由谁主导欧洲事务这个中心问题,美欧俄之间的斗争趋于尖锐;亚太地区正在崛起,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在促进亚太与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地位和威望越来越高。由于多极力量的发展、超级大国力量的削弱、经济和科技竞争因素大大强化,世界形势将继续趋向缓和。因此,一种理解的、沟通的、融合的、协同的哲学精神已成为现时代的强烈要求,或者说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总之,科技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和深刻影响以及时代的发展趋势,必将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现代科技成果要求人们掌握控制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协同方法等现代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思维的综合性、动态性、信息性、创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1世纪的信息社会中,我们必须具备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另外,由于电视的普及及多媒体技术的日益广泛进入家庭,人的观念受到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在强势的大众文化的包围下,人们越来越难于逃脱大众化、流行化的价值观念对其观念和行为选择的影响,人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显得越来越珍贵。毫无疑问,上述现时代的特点和趋势必将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内容产生深刻影响。
三、西方现代化进程经验教训的哲学警示
1、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
按丹尼尔.贝尔的解释,在工业化之初,往往有两股力量相互作用,即韦伯所发现的宗教推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后者主要表现为功利的冲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冲动逐渐成为唯一的动力。(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功利原则确实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某种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后果,即“市场取向”机制的形成。于是,人往往按市场的需求来塑造自己,“他的目标是在市场上成功地出卖自己”。(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于是人在实质上被商品化了。这种普遍的商品化与拜金主义相融合,导致了主体价值的失落,社会似乎成为仅仅关心自身利益的不同商品原子的组合。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对个体原则的过分突出,虽然有利于个体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多样化以及竞争机制的引入,但却很容易而且事实上已导致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的泛滥。个人主义与普遍的商品化交互作用,使人与人之间变成一种契约、业务及竞争的关系,缺乏纯真的超功利的情感交往,形成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
与个人主义、市场取向逻辑相关,相对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思潮。当今西方社会还出现了以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反传统、反权威、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多元性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所有这些,反映出西方社会并没有因为现代化实现其原本的“人是目的”的信念,而是陷入了普遍的存在意义的危机及信仰危机。所谓虚无感、荒诞感、社会风气恶化、道德沦丧,都是人的意义迷失、价值迷失的表现。存在主义思潮就是这种西方“社会病”的哲学反映。
2、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由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限制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效应,即技术异化效应。
本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基础、技术手段和精神文化因素。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技术优先的地位取代、消解了人的“目的”地位。现代社会仿佛成为技术社会,从机器大生产到政治机构的运转,处处可看到技术的专制。在技术统治、专制的社会,人似乎仅仅成为机器(包括工业机器、政治机器等等)的附属物,除了服从技术规程外,别无选择。作为现代分工和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角色,人的独特需要与情感受到了无情的漠视。技术与人之间,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正如工业化没有真正实现人是目的的信念一样,技术对人的操纵,也没有使人真正成为自主的存在。人本身的价值要求被冷落了或被忘却了。
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现代工业社会的突出问题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现代化的基本取向是征服和利用自然,不断实现对自然的支配。在现代化进程中,把人类的利益当作唯一的出发点时,自然对象本身的关联便处于人类的视野之外,自然成了人类无休止地攫取、掠夺、占有的对象。其结果是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后者既表现为环境的污染,如大气、水资源、食物的污染等等,又表现为生态失衡。由于对自然的无节制掠夺,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都遭到破坏。土地的沙漠化,森林资源的减少,臭氧层的破坏,某些物种的灭绝等等,已使生态环境受到了空前的浩劫。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了一个威胁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深刻暴露了“人类中心观念”的错误。
总之,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确实伴随着不少负面现象。而这种负面现象实际上是由某种价值观的片面误导产生的。应当指出的是,揭示西方现代化过程的负面效应,并不意味着否定现代化本身,而旨在为像我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教训。对于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避免或限制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是一个历史性难题。哲学在这方面当可有所作为。
四、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与特征
进入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是什么?其主流和研究重心将是什么?中国哲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目前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然是充满创造性和激励创造性的哲学。这一观点认为,21世纪的创造性哲学是今天中国哲学发展的延续。近20年来,中国哲学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识的本质和作用、主体和客体、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实践唯物主义等问题的探讨都内含着一条主线,就是对人的创造性活动和人的活动的创造性的关注。循着这一条思路,未来的中国哲学必将是创造性哲学。
第二种观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是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本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其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民主革命,建立独立、富强、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国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基本实践。这一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在它的哲学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化了,并成为全民族的指导思想。而从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其思想路线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这一事业的继续发展仍然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由此,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是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
第三种观点:21世纪哲学发展的走向应该是约定主义的兴起。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越发展,自然关系在人身上的作用越淡化,人就越来越成为社会存在物。人的社会关系越复杂化,他就越是受到各种社会约定的影响,约定主义的倾向必然在哲学中有所反映,并将上升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与此同时,人类也发现自己的生存正处在综合性的危机之中,全球协调发展已成为人类生存的重大课题,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承诺,不仅体现在各自的国家和民族中,而且越来越体现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预言,到21世纪,约定主义思潮必定发展为哲学等领域中的基本思潮。
第四种观点:重建人的信念和价值观念体系,将成为中国哲学的主题和主导的发展趋势。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与人们的物质需要的满足结伴而来的是人们在精神领域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迷惘。人们被拜金主义、利己主义、非道德主义搅得眼花缭乱,加上英雄主义和理性主义价值观的衰微等等,于是,精神家园问题便成为时代的普遍精神忧患。因此,追求跨世纪的精神家园,将成为未来哲学发展的主流。
第五种观点:21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是分支哲学的发展。有关学者认为,加强面向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的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使哲学研究具体化、现实化,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为此应研究:经济哲学、科学哲学、管理哲学、文化哲学、政治—道德—法哲学、发展哲学。当前,哲学研究应朝着现代化、具体化方向发展,拓展和深化哲学研究的点和面,从中找出新的哲学生长点,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出路。
第六种观点: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哲学的世界化和个性化的双重变奏。哲学研究的世界化是哲学本性的内在要求。当今哲学的世界化更有其现实根据。这是因为:(1)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世界经济。(2)它是当代大科学、大技术、大社会、 大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3)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诸如全球问题、 发展问题等需要哲学研究视野转向全人类的世界范围。但是,哲学研究的世界化并不是要取消哲学研究的个性,反而应该突出个性。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个体化的经济体系,而哲学研究本身也是个体化的。因此,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哲学研究的世界化和个体化的积极成果。(注:参见《澳门日报》1996年4月14日第17版。)
我们认为,这六种观点各有一定的实践根据,各有合理之处。但我们更认同第二种观点和第五种观点。
反观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我们发现有两次富有成果的“哲学高潮”。一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基础就是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哲学路线和观点。这一思想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哲学(军事哲学)著作中。毛泽东思想科学地明确地回答了当时困惑人们的中国到底往何处去、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等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是其哲学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才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自主独立百年理想,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历史新纪元。由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也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第二次“哲学高潮”则是本世纪70年代末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起点而出现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思想,再次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和时代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逐渐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一条象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现时代条件下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哲学基础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有许多学者就认为,以实践为逻辑出发点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源头”,也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前进的伟大旗帜,与此相联,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也就必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总结上述两次“哲学高潮”的出现及相应的两种主导哲学形态的确立,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这两种哲学(本质是一样的)分别对探索和回答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到中华民族兴衰的根本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指引(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虽然关于中国革命、中国发展的道路该怎么走,有许多观点(如照搬苏俄革命模式论、全盘西化论等),但由于这些观点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缺乏实践基础,因而纷纷被历史和时代所淘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实践唯物主义正是作为揭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众多的学说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社会主流哲学形态的。
由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经验可见,判断21世纪的中国,哪一种哲学会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形态,并不是随人们主观意志而定的,而是客观地被决定的。我们认为,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流形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指导中国人沿着既有的正确道路并不断开辟新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要为正确可行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提供科学的哲学路线的支持。缺少这一点,哲学就难以在历史上留下影响,“主流地位”就无从谈起。
二是须反映时代发展的特征和趋势,体现和升华时代精神,缺少这一点,哲学就会失去新鲜感和时代感。
三是这种哲学要成为人们追寻意义的“家园”,成为人们的精神归依,缺少这一点,哲学就会失去群众,就没有生命力。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邓小平理论所开辟和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将继续推进到21世纪。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更伟大的成就。作为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产物的邓小平理论,也将会在实践和时代的发展中不断获得丰富、完善。这一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实践唯物主义必将在21世纪,随着中国的强盛、民族的振兴,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其“主流形态”地位也因而会得到更加坚实的确证。具体讲,这种主流哲学须更加突出以下特征:
第一,坚持以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的观念作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这条哲学认识路线丝毫不能动摇。
第二,更好地发挥哲学的反思、批判的功能,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发现和研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总结实践中成功的经验,修正实践中不当或者错误的思维倾向,从而增强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科学性,减少和避免盲目性,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顺利健康地进行。
第三,更加开放、宽容的气魄和胸襟。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潮流,多极化、信息化、全球化趋势加剧发展,21世纪的主流中国哲学形态,必须回答和反映现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趋势,要更加充分地体现和履行多元、开放、整体联系的观点和包容的意识。
第四,更加重视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关心人,塑造人。什么时候,哲学真正成了人们心灵的港湾,精神的家园,成为人们感情倾诉、交流和依托乃至汲取生命原动力的对象,这种哲学就真正走入了人的心灵,真正在人们心灵深处扎下了根。这种哲学的主流地位便有了深刻坚实的基础。尤其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各方面的变化急剧,社会的分化和差别的加剧,各种观念的冲突,人们往往会发生“自我迷失”,会发生诸如心理失衡、选择冲突、角色冲突、人格分裂等许多精神方面的问题。21世纪的中国哲学不能无视这种人的存在状态和意义的困惑、迷失问题,它应当寻求与心理学、文学、美学、艺术的恰当联盟,引导人们超越迷茫走向执著,超越虚幻走向理性,超越荒诞走向真理,超越世俗走向崇高,形成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人的本质需要相一致的价值观念系统。为此,现有哲学体系必须在内容和语言形式上有一个大的转变。
第五,要充分吸纳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利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思想观点。针对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出现的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异化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现象,我们一定要在发展现代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众和谐的统一关系。
市场经济突现了个人的主体地位。由于几千年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中,个体对群众的依赖观念太深了,个体的独立意识太弱了,因此,有必要借鉴、学习西方个体本位主义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东西,打破儒家思想中那些固守个体对群众的依附性,漠视以至否定个体的独立性的观念。但与此同时,又必须防止因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的建立而走向漠视、否定群体的个体本位主义,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泛滥,或走向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在这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确信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众必须统一、能够统一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重视群体和谐,推崇个人为群体而献身的崇高道德精神,是我们应当批判继承的。(注:《哲学动态》1995年第8期,第2、3页。)
总之,以上述内容为特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一直到21世纪中叶“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一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及主导地位将得到更加确凿的证明。
另外,还可以预测,在21世纪,哲学的分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从哲学的具体学科发展看,伦理学、人生哲学、思维科学、美学、文化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发展哲学等学科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哲学为了寻求更佳的更有力的方式作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消费,它将会与文学、艺术、心理学、公关学等学科建立恰当的合作方式,把哲学的深刻性、“穿透性”与这些学科的语言特点及轻松的形式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发挥哲学的力量,实现哲学的价值。
在主流哲学形态存在的同时,由于利益的不断分化,职业主体的多元化,再加上信息化、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多元化的哲学思潮也必将经常涌现。最突出的可能是反权威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相对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将会产生较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并对主流哲学形态造成一定的冲击。这一点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赵剑英,196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编审。

(原载《学海》200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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