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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辉:面向哲学本身:对“纯粹哲学”的现象学反思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5 点击: 1287 次 我要收藏

纯粹哲学是指哲学研究要求保持哲学的“纯粹性”,保持哲学研究方法的独立意识和对哲学学科独立性的问题意识。它对于当前哲学界充斥的“后现代”研究潮流和主张哲学终结的“后哲学文化”情绪具有很强的批判作用。对于主张哲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结合的部门哲学(具体表现为实践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人类学哲学等)的哲学学科合法性探讨也具有启发意义。如果说后现代哲学和各种部门哲学有将哲学终结和泛化的危险,那么纯粹哲学的研究对于哲学“保持住自身”和保持哲学独立的学科意识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哲学要想“保持住自身”就必须采用“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包括现象学还原、现象学解构和现象学建构在内的)方法,必须将现象学方法和纯粹哲学的探讨相结合。通过现象学方法,纯粹哲学研究可以获得自己的纯粹哲学问题、纯粹哲学方法、纯粹哲学主体和纯粹哲学世界,进而保持哲学研究所必需的哲学意识。
我们认为,“纯粹哲学”的现象学反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纯粹哲学”:哲学研究的“现象学转身”
当前哲学界越来越重视哲学的应用研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部门哲学,这些部门哲学注重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的探讨,这当然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和创新。但与此同时,也蕴涵着一种取消或忽视哲学的纯粹性研究或“纯粹哲学”研究和丧失“哲学意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如何把握住“自己”呢?这是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应该具有的理论意识。我们认为哲学要想“保持住自己”就必须实现哲学研究的“现象学转身”,使哲学研究从对各种部门哲学的研究转向“纯粹哲学”的研究。纯粹哲学研究不是反对部门哲学研究和否定其理论意义,而是主张在研究部门哲学之前首先对“哲学本身”进行哲学反思,从而保持各种部门哲学作为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因此,对其他部门哲学的方法论反思是纯粹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这种方法论反思对于划清哲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界限,坚持哲学自身的独立性是必不可少的。
纯粹哲学要想实现“现象学转身”进而“面向哲学本身”进行研究必须进行划界,划清哲学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科学世界的界限,划清哲学学科与其他实证科学的界限,这样才能保持哲学研究的“纯粹性”。这种划界是从事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这种划界表现为哲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哲学意识”,它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是不是“哲学的”研究。“哲学意识”的存在避免了在哲学之名下从事的“非哲学”的勾当。当前借哲学之名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似乎不谈“某某哲学”某某学科就没有合法性,同时也似乎暗示了哲学发展的某种“虚假繁荣”。其实,如果没有对“哲学作为哲学”的“纯粹哲学”的“哲学意识”,这些所谓的“某某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既害了“某某”学科,也害了哲学。混淆了哲学和“某某”具体学科的界限,使“哲学作为哲学”的一般哲学的地位降到了某种实证科学的地位,实质上取消了哲学研究的空间。同时,某某学科也因为要实行哲学的“僭越”,带有了某些思辨的特征,阻碍了科学自身的发展。
当然,强调哲学学科和具体学科之间的划界,并不是要否定哲学和具体学科之间的联系,而是要给哲学和具体学科研究以相对独立的理论研究空间,也是要防止目前理论界所谓“哲学终结”论的理论危险。当前,哲学界越来越强调哲学与日常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与实践活动的联系。“哲学回归日常生活”、“哲学回归实践”、“哲学回归文化”等口号甚嚣尘上,这当然为哲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发展了部门哲学。但同时也蕴涵着一种危险,即取消“作为哲学的哲学”的“纯粹哲学”研究的危险。我们认为“哲学回归日常生活”、“哲学回归实践”、“哲学回归文化”的重点并不在“回归”概念和“日常生活”、“实践”、“文化”等概念上,而是在哲学概念上,在以“哲学”的方式回归上。因此,哲学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回归”不是哲学的目的,而是以“哲学”的方式实现“超越”的手段。哲学的本质恰恰在于“超越”和反思这些“回归”,在于以“哲学”的方式“回归”。而以“哲学的方式”回归是以哲学的“超越”为前提的。哲学的“超越”要求对科学世界、日常生活和文化世界进行“现象学还原”。现象学的还原首先以“加括号”的方式“中止了”关于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历史文化世界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切科学理论判断,达到了“纯粹先验自我意识”这一自明性的“现象学原点”。哲学的“超越”就是我们所说的纯粹哲学研究的“现象学转身”,它决定了各种部门哲学作为哲学的学科合法性。因此,以“哲学的方式”回归是建立在现象学对“某某领域”的理论“悬搁”(现象学转身)的基础上,将“某某领域”作为被“超越的”前提和基础,进一步寻找哲学的自明性“地基”,为向这些“某某领域”理论的哲学“回归”奠定哲学基础,进而以“哲学的方式”回归(现象学的构造方式重构)这些领域。
显然,哲学向“某某领域”的回归并不会取消哲学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相反,它是以哲学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纯粹哲学的研究)探讨作为回归的基础。因此,对“哲学作为哲学”的“纯粹哲学”的哲学意识的强调,是对现在相当多的“部门哲学”的“哲学无意识”的批判,是对这些“部门哲学”将哲学研究实证化和科学化的“元理论”反思。它会在当今理论界贬低“纯理论”研究、哲学界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主张“哲学终结”的“后哲学文化”研究泛滥的情况下,重建“哲学作为哲学”的“纯粹哲学”的理论尊严。
国内关于“纯粹哲学”的研究,叶秀山先生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主编了一套“纯粹哲学丛书”。在为这套丛书所写的序言中,叶秀山先生表达了研究纯粹哲学的初衷:“现在来说‘纯粹哲学’。说哲学的‘纯粹性’,乃是针对一种现状,即现在有些号称‘哲学’的书或论文,已经脱离了‘哲学’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要求,或者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哲学味’,但美其名曰‘生活哲学’或者甚至‘活的哲学’,而对于那些真正探讨哲学问题的作品,反倒觉得‘艰深难懂’,甚至断为‘脱离实际’。”①所谓“纯粹哲学”是指:“‘哲学’必须以‘自己自身’为立足点和核心。哲学要以‘自己自身’为‘出发点’,并以‘自己自身’为‘归宿’。”②那么,哲学的“自己自身”是什么呢?如何获得哲学的“自己自身”呢?在我们看来,哲学的“自己自身”就是哲学自己的“纯粹领域”,就是“纯粹哲学”。
如果说叶秀山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使“纯粹哲学”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那么倪梁康先生则通过现象学研究使“纯粹哲学”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成为可能。他认为现象学方法的目的在于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获得“纯粹性”。他说:“‘纯粹的’或‘纯粹性’不仅标志着胡塞尔对其现象学所做的最基本规定,它们同时也意味着胡塞尔作为哲学家对自己的哲学生活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形式的现象学还原方法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纯粹性’。”③可见,现象学方法和纯粹哲学研究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二者都关注哲学的“纯粹性”问题,“纯粹哲学”完全可以借鉴现象学方法来获得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从而实现哲学研究的“现象学转身”。
“纯粹哲学”的兴起:哲学的现象学追问
我们认为当前哲学界对“纯粹哲学”的“遗忘”在于没有分清“哲学是什么”这种追问方式中包含的两种不同理解方式。“哲学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部门哲学”的理解,即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理解,即哲学是某个“什么”、某个东西、某个“存在者”,这个“什么”可以通过表象主义的认识论方式加以认识,并寻求其存在的“根据”。而这个根据也是某种“什么”、某个“存在者”,换句话说,哲学一定是个给定的、现成的存在。哲学一定是个“有”。这种对哲学的追问符合巴门尼德以来的古希腊西方哲学传统,它坚持“存在者存在”的“存在论”或“有论”,哲学是对存在者的认识,哲学就是认识论。在这种传统中“不存在者不存在”,即“无”是不存在的,因而“无”是不足“论”的。二是“纯粹哲学”的理解,即存在论的、现象学的理解,这种理解悬置“什么”,它追问的哲学不是“什么”,哲学不是现成的存在者。哲学什么(存在者)也不是,哲学就是哲学自身。换句话说,哲学就是“无”,哲学应该论“无”,哲学不是“有”论而是“无”论。即哲学要追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④纯粹哲学作为探讨“哲学之为哲学”的问题就必须对哲学作存在论的、现象学的追问。存在论、现象学的追问,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必须坚持“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将“存在本身”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凸显出来,使“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思考的主题。即“什么是存在?存在意指什么?究竟从何处出发才能领会诸如存在之类呢?存在领悟究竟何以可能”等一系列问题。⑤存在作为“存在自身”是不能再被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的剩余”。如所周知,海德格尔对现象学方法的重视来自胡塞尔。胡塞尔通过现象学方法发现了不能被还原的、作为“存在自身”的“现象学的剩余—先验意识王国”,并由此发现了基本的存在论差异。“作为在一种确定意义上‘绝对的’存在的先验意识王国,通过现象学还原产生了。它是一般存在的原范畴(或按我们的用语,原区域)。一切其他存在区域均植根于此范畴,按自己的本质均相关于此范畴,并因而在本质上完全依赖于此范畴。范畴理论必须完全从一切存在区别中最基本的区别——作为意识的存在和作为在意识中‘显示’的和超验的存在——开始,这些区别如我们所见,只有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才能在其纯粹性中被达到和证实。”⑥综上,无论海德格尔还是胡塞尔都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达到了对哲学的“纯粹性”理解,虽然,二者在关于如何理解“存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差异。这样,纯粹哲学就获得了自身的逻辑起点和现象学地基,接下来就可以通过“意向性概念”来现象学地建构自己的纯粹哲学世界了。这个纯粹哲学世界是存在自身的“显现”“展开”和存在自身的现象学呈现。因此,纯粹哲学反对关于哲学的认识论的、科学主义的理解,坚持对哲学的现象学和“存在论”理解。
总之,纯粹哲学研究需要特殊的提问方式,总是在其他“部门哲学”将哲学当作无意识的前提时,追问“哲学之为哲学是什么”,即“哲学本身”是什么?其他“部门哲学”的提问方式是“哲学是什么”,“哲学本身”在这里是不成问题的和给定的,“哲学本身”不是研究对象,成为哲学研究主题的是“什么”。而“哲学本身”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吗?“哲学本身”不需要追问吗?关于“哲学本身”的哲学思考即“纯粹哲学”的思考,真的没有必要吗?“纯粹哲学”是关于哲学的哲学,是“元哲学”,是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性追问。是对“哲学本身”的自我反思。或者说,在“纯粹哲学”看来,哲学从来都不是给定的、完成的,哲学一直都在寻找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哲学永远都是“导论”,哲学永远在反思、追问的“途中”。因此,“纯粹哲学”是哲学研究中的前提性研究,是其他部门哲学得以进行的基础。没有“纯粹哲学”的研究,部门哲学就没有作为“哲学”称号的合法性。“纯粹哲学”是奠基性的哲学,是为其他部门哲学立法的学科,而其他部门哲学只是哲学的应用,是第二性的哲学。即哲学只有解决了“哲学本身”的第一性的问题,才能解决“哲学是什么”的第二性的问题。部门哲学关于“哲学是什么”的提问方式很容易导致作为“宾词”的“什么”对作为“主词”的“哲学本身”的“遮蔽”,导致对“纯粹哲学”研究的遗忘。这也是我们研究“纯粹哲学”的初衷。通过“纯粹哲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恢复对“哲学本身”进行研究的哲学意识,恢复对“哲学作为哲学”的“哲学本身”的“纯粹哲学”意识。
“纯粹哲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对“纯粹哲学”研究和“哲学意识”恢复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胡塞尔现象学方法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对关于日常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理论进行了“悬搁”,进而进入到了先验的“澄明”之境,为“纯粹哲学”的研究找到了它的根基。胡塞尔将这种我们所谓的“纯粹哲学”研究称为“纯粹现象学”研究。他认为“纯粹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是一门本质上全新的科学,它是哲学的基本学科。它需要不同于“自然态度”和实证科学方法的现象学态度和现象学方法。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坚持哲学的思维态度反对自然的思维态度。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清楚地区分了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他认为自然的思维态度不关心认识批判,“在自然的思维态度中,我们直观地和思维地朝向实事,这些实事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地被给予,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存在种类中,并且根据认识起源和认识阶段而定。”⑦胡塞尔认为,自然的思维态度对认识的可能性和条件无法加以探究,它坚持对认识论的无反思的、非批判的、自明的态度。自然的思维态度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科学的、实证的知识论态度,它缺乏对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认识论批判。与此相对应,胡塞尔提出了哲学的思维态度,认为只有哲学的思维态度才能解决认识论的可能性问题并坚持对认识的条件进行批判和反思。这种哲学的思维态度被胡塞尔称之为现象学方法。这一点可以从他给现象学的定义中得到验证:“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⑧通过对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的对比,胡塞尔认为:“哲学处于一种相对于所有自然科学来说的新维度中,虽然这种新维度(如这个词所形象地说明的)可能与旧维度有着本质的联系,但它符合于一种新的,从根本上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和‘自然的’方法是对立的。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没有理解认识批判所特有的全部问题,因而也就没有理解,哲学究竟要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以及相对于所有自然认识和科学,赋予哲学以怎样的特性和合理性。”⑨胡塞尔认为,哲学必须采取“哲学的态度”和“哲学的方法”才能达到“纯粹性”。哲学必须摆脱这些“自然态度”的纠缠,将这些世界放进括号当中存而不论、不做判断,重新开始哲学的思考。换句话说,哲学是无前提的,哲学的起点必须是“纯粹的”、自明性的。哲学必须从头再来,从零开始。哲学的纯粹性与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先验的兴趣”紧密相关。所谓“先验的兴趣”在胡塞尔那里主要是指人类朝向先验哲学的意向,它以“先验的悬隔”为前提,以对“自然兴趣”的中立化为前提。⑩而这需要对以往的常识和理论进行“现象学的还原”,直到还原到一个不能还原的自明性起点为止。这样就实现了胡塞尔所说的从“自然观点”向现象学观点转变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海德格尔发展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认为现象学方法和存在论密切相关。认为存在论的探讨要求一种特殊的把握存在的方式:先天的认识。“先天的认识所拥有的基本环节组成了我们所谓的现象学。现象学是存在论(即科学哲学)方法的名目。”(11)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论中,应该沿着现象学方法的道路并以概念构思存在。现象学方法包括现象学还原、现象学建构和现象学解构三个环节,三者是统一的、共属一体的。通过“现象学还原”使得存在主题化,通过“现象学建构”使得存在对“预先所与的存在者(向着其存在以及其存在之结构)的筹划”得以可能,通过“现象学解构”使得存在的概念把握以纯粹“存在论”的方式来进行。总之,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是与存在的主题化、存在自身的显现和存在的“存在论”概念把握紧密相关的,现象学方法是与存在论镶嵌在一起的。换句话说,现象学方法使得海德格尔的纯粹“存在论”探讨得以可能,没有现象学方法就没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就不可能使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摆脱各种“在者”形态或“在场”形态的形而上学而“纯粹”起来。
哲学经历了现象学的“悬搁”和“还原”(我们称之为“现象学转身”)后,已经变得更“纯粹”和更“透明”了,哲学的地基和起点已经建立起来了。哲学从此摆脱了日常经验和各种实证科学理论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创造了。
现象学方法与“纯粹哲学”主体的形成
哲学家首先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因此具有日常生活的思维和常识。这就形成哲学家的“熟知”和日常生活的“视域”,从而决定了哲学家最朴素的世界观。但是哲学家并不满足于这种常识世界观,他要寻求常识和熟知背后的“真知”,寻求“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哲学家必须摆脱常识的束缚,成为纯粹哲学思考的主体。这个主体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思考中的我”,它产生于对以往传统常识和理论偏见的怀疑,是这种怀疑的产物和结果。这种怀疑产生了真正的纯粹哲学思考的主体,它是哲学学科独立和纯粹哲学的开始。从此,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开始成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目的也是为了获得纯粹哲学思考的主体,即“我能知道什么”,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进行了批判,从而划定了科学知性(纯粹理性)和哲学理性(实践理性)的界限,划定了知识论(必然领域)和存在论(自由领域)的界限,为自由思考的纯粹哲学主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个主体表现为“我应该做什么”的自律(自由)的纯粹哲学主体。这个主体在费希特那里表现为“绝对自我”,在谢林那里表现为“绝对统一”的观念,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绝对精神”,总之,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表明,哲学思考的主体离日常生活常识和经验感性越来越远,离实证论的科学知识越来越远,哲学思考的主体越来越摆脱这些“必然领域”的“污染”和束缚,越来越“纯粹”、越来越“自由”,哲学思考主体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
到了胡塞尔那里,哲学思考的主体更是成为摆脱了一切负担的、绝对自由的“先验自我”。胡塞尔运用他的现象学方法通过现象学还原对日常生活世界、以往的所有科学理论进行了“悬隔”,最后达到了一个自明性的哲学思考主体“先验自我”。这个“先验自我”比笛卡尔的“自我”更加自由、更加“纯粹”,因为笛卡尔的自我在胡塞尔看来还没有摆脱“实验心理学”的纠缠,还需要通过“先验还原”进一步向他的“先验自我”迈进。胡塞尔所构造的纯粹哲学主体是“对世界和属于世界的经验主体实行了现象学还原之后留下了作为排除作用之剩余的纯粹自我”(12)。它具有“非被构成性”的特征,因而是自明的、超验的现象学原点。在此意义上,胡塞尔说:“我们将把纯粹自我当作一种现象学材料,而一切超出此界限的与自我有关的理论都应加以排除。”(13)至此,哲学思考的主体达到了“澄明”之境,作为一个“纯思”的主体通过“意向性”可以自由进行哲学思考和现象学的“构造”了。
我们认为,哲学家尤其是作为理论的“沉思者”的哲学家,作为大学中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家(孙正聿先生称之为“做哲学”的人)必须保持作为笛卡尔的“我思的我”和胡塞尔的“绝对自我”自我意识,进行自由的理论创造。哲学的世界是理论世界,是作为思的对象的“可能世界”,哲学的产品是“观念”和“思想”。哲学作为哲学的前提必须摆脱现实世界的“纠缠”,使“纯粹”的思想和观念自身独立,从而使它们按照“哲学自己”的方式自由地“开显”出来。这本身就是哲学自身的现实化过程。因此,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对“纯粹哲学”来说是一个“伪问题”,哲学不能承受“实践”改造之“重”,哲学也不应该对现实“负责”,它只能对“想像世界”、“可能世界”和“观念世界”负责。哲学是纯粹的思想自身的事情,它不假外求。不仅如此,哲学还必须摆脱或“悬搁”现实世界的“必然限制”,从而获得思想的自由,进而自由创造出一个现实中没有的“可能世界”、“思想世界”和“观念世界”。因而,哲学是一个最自由、最具创造性的领域。这一点正如叶秀山先生所说,“哲学是作为创造性的智慧”。
现象学方法对“纯粹哲学”世界的建构
哲学家作为思想的自由创造者的独特性决定了哲学对象(哲学世界)的特殊性。哲学对象是一个可能世界,它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可能生活”。这个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和不“在场”并“隐藏”起来的,换句话说,它是人类思想的“产物”。这个世界是只有人这个独特的存在才有的,然而它不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和体会到的。它必须经过哲学家的“反思”和积极创造才能为我们“开显”出来,才能“出场”。这个世界是纯粹先验自我意识“构造”的“意向性的世界”,是胡塞尔所说的“意向的相关项”领域。哲学世界是一个绝对意识建构的、只对意识有效的有意义的价值世界。这个世界在常人看来并不存在,因为它相对于现实世界来说并不“在场”。
哲学的世界是本体的世界、存在的世界。康德首先为这种哲学本体和哲学存在的世界或科学知识的世界划清了界限。他把前者称为实践理性运作的领域,后者叫做理论理性(科学知性)运作的领域。科学世界遵循自然的规律,是必然性的领域;哲学世界遵循自由的意志,是自由创造的领域。哲学世界在康德那里是不为“科学知性”所知的领域,是不可知的。因而哲学世界在康德那里还是“隐而不显”的,本体论和存在论被放到了信仰领域。
哲学世界作为本体的世界、存在的世界凸显出来,这要归功于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以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传统。正是叔本华和尼采使原来在康德那里“隐藏”的不可知的“本体”——“自由意志”显现了出来。从此“自由意志”摆脱了“纯粹理性”的阴影由“幕后”走向了“前台”。“自由意志”作为哲学的世界和本体得到了哲学家的关注。
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则通过“现象学的还原”使哲学世界得以进一步彰显,哲学世界作为“本体”和“存在”在胡塞尔那里表现为“悬搁”一切“自然观点”之后与“先验自我”相关的“现象学领域”。这个世界既非实在世界也非观念世界,而是超越于二者之上的先验意义世界(本质世界中和“非实在世界”)。在海德格尔那里表现为不同于“存在者世界”的“存在世界”,总之,现象学也使“本体”和“存在”显现出来,因而使哲学“本体论”和“存在论”理解得以可能。
从此,哲学不仅仅作为“科学的知性形而上学”,而且更是作为“自由的理性形而上学”,哲学不再仅仅是“知识论”的,更是“本体论”的和“存在论”的。显然,哲学世界是哲学家人为想像和构造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起点是从“自然观点”来看的“无”和绝对自明性的“纯有”,这里的“无”和“有”是隐藏的,必须经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发现。这里的“无”和“有”都是“纯粹的”,是黑格尔所说的“纯有”和“纯无”,因此可以作为哲学世界的起点。注意:黑格尔逻辑学的起点正是“纯有”和“纯无”,因为黑格尔的逻辑学、认识论和存在论是统一的,因而“纯有”和“纯无”既是逻辑学的起点,也是存在论的起点和认识论的起点。可见,哲学世界的起点是作为“纯有”和“纯无”的“纯粹存在”和“纯粹本体”。
哲学世界起点的发现需要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还原”,需要我们面对“事物本身”,这是胡塞尔的“第一哲学”,它通过胡塞尔早期“静态现象学”达到。而关于哲学世界的知识需要在“第一哲学”的基础上,在“先验自我”的基础上意识的“意向性”自由地“构造”出“意向相关项”来,因此本体论在胡塞尔那里表现为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即他的“第二哲学”。显然,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是“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的统一,是发现、描述“本体”起点(先验自我)和“构造”关于本体知识的统一,是现象学还原(海德格尔称之为现象学解构)和现象学建构的统一。而第二哲学恰恰应该建立在第一哲学的基础上,它表现了胡塞尔的“纯粹哲学意识”。因此,脱离了胡塞尔的第一哲学(纯粹现象学),我们很难理解他的第二哲学(发生现象学),很难理解胡塞尔晚期向“生活世界”和“交互主体性世界”的回归。这一点胡塞尔自己有清楚的说明:“现象学可分为作为第一哲学的本质现象学(或普遍本体论)以及第二哲学,即关于事实总体的科学或关于综合地包含着所有这些事实的先验交互主体性的科学。第一哲学对于第二哲学来说是方法总体,并且第一哲学在对第二哲学的论证中回溯到它自身。”(14)胡塞尔现象学哲学的发展道路为我们关于“纯粹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范例。理解当今各种各样的“不纯粹”的部门哲学必须以“纯粹哲学”的探究为前提,否则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向文化世界的回归、向实践领域的回归,就都成了“假问题”。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走出”(超越)这些世界,从来就没有超越这些“自然观点”,何谈“回归”呢?因此,哲学必须首先使自己“纯粹”起来,(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解构和超越各种常识世界和科学世界,才能以哲学的方式“回归”(“现象学的建构”)日常生活世界、常识世界和科学世界。
【注释】
①②叶秀山:《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载叶秀山《西方哲学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61页。
③倪梁康:《纯粹的与不纯粹的现象学》,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九辑)《现象学与纯粹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④[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⑤(11)[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4页。
⑥(12)(13)[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3、151、152页。
⑦⑧⑨[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载《胡塞尔文集》第二卷,倪梁康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2、24页。
⑩关于“先验兴趣”概念的解释,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4页。
(14)[德]胡塞尔:《现象学》,倪梁康译,载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原载《江海学刊》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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