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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潼福:哲学的思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7 点击: 1367 次 我要收藏

近几年来,当哲学受到冷遇时,哲学界正在为哲学重新获得转机进行着痛苦的反思。人们思考着哲学的性质,检验着哲学的对象,探寻着哲学的元本。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反思运用的方法往往是形成哲学困惑的方法本身,因而旷日持久的争论把“正统的哲学”困厄在思辨概念的沉闷山谷之中,与热深的社会更加拉远了距离。
事实上,真正的哲学思维始终融化在人们最现实的生命活动中,只是它并无固定的形式,更不是僵硬地等待着人们用学科的形式加以规范后机械地去把握在手中。它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伴着生命的更新而更新,因而当问:“什么是哲学”或“哲学是什么”这类凝固的、终极性的问题时,结果没有两个时代或两个角度的回答能得出同一的结论,这就有如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一个古老的命题“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
如果我们改换视角,沿着哲学在人类思维领域的演化规律去追问“哲学将成为什么?”尽管这种追问也是有局限的,但因其过程的形式同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一、哲学思维的潜意识
谈到哲学,言必称希腊。因为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它与中国古代的玄学有着重大的区别。因为西方哲学是从对世界最基本的微观存在作科学形而上思维开始的;而中国玄学则是从对整个世界(天地和人)的相互关系作类比的混沌体悟开始的,前者构成了严格的逻辑系统,推进了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后者形成了经验系统,推进了道德说教的经典文化。正因为这种区别,当黑格尔以西方哲学的逻辑视角首次审视中国儒学时,因不理解中国玄学的特殊形式而断言中国没有哲学。实际上,中国玄学的整体性起点恰恰是西方哲学发展所趋向的终点(当然是比中国原始整体性高一个层次的整体性);而西方哲学起点推进的逻辑系统同样也是中国玄学需要补充的生命活力。今日中西哲学融合的真正难点,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克服这种“哲学”与“玄学”的不同。但当人们钻入这些由具体概念构筑起来的传统哲学的逻辑森林中时,却常常因为过份茂密的枝叶而感到眼花缭乱,找不到出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视角,我们有必要对古希腊哲学的元本作一新的审视。
几乎每一本教科书在谈到古希腊哲学时,都作了同样的表述:“哲学就是爱智慧”。这个回答,有调源学上的依据,亦有古希腊哲学家自己的认同。但我们不妨从不同的角度对之加以审视,看看这种回答它究竟有多少正确性或合理性。
大家知道,希腊哲学不是从整体上开始的,而是从世界构成的一个最细微的本质点上开始的。正如对树木某一点的感觉无法代替后来对整个森林的感觉一样,当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从自己直感的思维形式中判断自己的特别性时,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更深层次的本质而可能停留在一些浅层的现象形态上。这就好比儿童对自己心理情绪的解释,固然有直觉的真实的原因,却因为认识不到潜在于人体和精神中的深层因素而不能抓住本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丰富,他们进而会对原先的感受作出不同的解释。西方哲学的发展几乎都是由每一代哲学家对前代哲学家观点的批判否定所组成,这种特性便是由他们起点形式的局限性所决定。中国玄学则不同,由于早期圣人从整体上对世界进行了领悟,因而后者无法突破,因而其主要任务只是继承和注释,离径叛道只是偶然出现的旁枝。由此判断,西哲学用“爱智慧”作哲学元本的注解是带有早期认识的浅薄性和局限性的。
“爱智慧”确实是古希腊时代的特征。由于当时文明社会刚刚从原始的蒙昧中产生出来,人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深感朦胧不解,智慧能帮助他们弄清世界。因此,他们对能解释宇宙万象、富有智慧的哲人自然也会产生特别的热情。传说苏格拉底的演讲一出现,就会把大批人从观看精彩的体育比赛中吸引过来。
爱智慧在当时确实是社会的需要。哲学家们之所以热衷于这种智慧型的思维,无凝是出於社会的需要。但这是否同样也就是哲学家进行哲学思维的深层原因呢?过去有一种说法:西方有为了知识而知识的思维传统,这种传统使他们的理论思维不受社会价值的制约而自我推进。这种解释显然是对找不到原因的托词,或者是受异化的社会现象的影响而背离人本规律的一种描述。因为任何时代哲学家的思维,固然有受社会价值影响的一面,更有他们内在本质的一面。事实上,哲学家真正的哲学思维受到时代青睐的并不多,而不被时代和社会所理解而受到压抑的却不少。如果哲学思维仅仅由“爱智慧”的虚名在吸引,实际上没有利益或人生的愉快来支撑,那是违背人性和不可理解的现象。
即使在爱智慧的古希腊,真正有智慧的和在后来哲学界声誉斐然的赫拉克利特,当时就并不为人们所爱。他鄙视世俗社会,不受贵族世袭的神职,离群索居,独自进行哲学思考。他的哲学在当时晦涩难懂,传说他因过着过于艰苦的生活而早死。那末,他的哲学思维的动力是什么呢?从他自己的文献残篇中人们找不到直接的解答。我们不能给他妄加断语,但从人性的一般规律中不难发现,他从哲学思维活动本身中寻求到了比世俗贵族生活更大的乐趣。古希腊的哲学家,有许多是命运不好的。如色诺芬尼一生贫困,到处流浪,却没有用智慧去谋富而热衷于沉思哲学;德漠克利特为哲学思考周游各国,耗尽家产,遭到亲属控告;普罗太戈拉和阿那克萨戈拉因触犯宗教或政治而被流放遭难;芝诺、苏格拉底因哲学思维触犯了政治而遭杀身之祸,苏格拉底以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毫无遗憾地面对死亡,震惊了整个西方人的灵魂。
古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超越生命价值之上而沉缅于哲学思维的内在动力,仅仅用外在于生命的某种“智慧”的吸引力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但这种内在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些哲学家虽然用自己的生命表演出了它的神秘形式,却并没有自觉地对这种动力加以反思,即使被后来哲学界公认的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能够在深层的人本基础上完成对之自觉的反思。不过,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
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谈到心理的美德时指出:哲学的沉思“是最有联续性的,因为,比起干任何的事情来,我们是更能持续不断地沉思真理的。并且我们认为幸福总带有愉快之感,而哲学智慧的活动恰是被公认为所有美德的活动中最愉快的”。这里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在爱智慧的动因后面指出了人本学意义上哲学沉思的愉快感。也就是说“愉快感”是哲学家进行哲学思维时比爱智慧更发自人本性的动因。不过“愉快”这个动因过于普泛,用以解释哲学的元本反不如“爱智慧”明确,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沉思的愉快不同于其他活动的愉快,它是最愉快的。他朦胧感觉到似乎原因在于哲学的追求没有外在的目标,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纯粹的自我追求。这层意思,我们可以从他的原话中品出来:“哲学家即使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够沉思真理,并且他越有智慧就越好;如果他有共同工作者,这事他也许做得更好些,但是他总还是最自足的。好象只有这种活动才会因其本身而为人所爱;因为除了沉思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从它产生出来,而从实践的活动中,则除行为本身以外,我们或多或少总是有所得的。并且幸福被认为是凭借闲暇的;因为我们之所以忙忙碌碌正是为了要能够有闲暇,从事战争正是为了要和平度日。可是实践的美德的活动都表现于政治的和军事的事务里面,而与这些事务有关的行为似乎都不是悠闲的,它是以专权和名位为目的,或者至多也不过是以他自己和同胞们的幸福为目的——这种幸福乃是不同于政治行为的一种东西,并且显然是作为不同的东西来求取的。所以,如果在美德的行为里面,政治的和军事的行为的特色是在于其高贵和伟大,而这些行为乃是不悠闲自在的,并且是向着一个目标,而不是因其本身而可取的。反之,理性的沉思的活动则好象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这种愉快增强了活动)”。如果反思亚里士多德沉思哲学的这段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他似乎想表达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比高贵伟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具有更大的愉快,是因为它没有外在的目标,而是纯粹的自我追求。何以理解“哲学纯粹的自我追求”?亚里士多德没有解说。事实上这一令整个西方哲学至今困惑的命题,要亚里士多德在当时作出解释是不现实的。
长期以来,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论述并不为哲学界所关注。但古希腊哲学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或许正是留在古希腊哲学家潜意识之中的哲学之魂。
二、自由的哲学之魂
上述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沉思的感受之所以没有引起哲学界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它并不符合西方哲学追思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哲学在阶级社会中出现了自身异化发展的历程,人们在对立的驱动下,表面上加速着对已成为片面命题的哲学的追索,实际上却日益增加着哲学真正灵魂的蒙蔽。这种倾向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已经出现,其后则更加严重。世界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一西方哲学争论了两千年的神圣命题,在今天的西方哲学看来,它们只是从实证科学认识或现象学认识的不同角度去观察世界的结果。作为孤立的结论,它们似乎是对立的;但作为有机的认识系统,它们又是相互渗透的;而这种对立面的渗透关系在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中乃是基本的方法。这里我们无须对中西两种哲学的合理性作出评价,只是关注西方哲学两千年来的这种对立究竟给人类的哲学提供了什么?传统的哲学史通过对两种对立哲学观点形成的方法作系统的考察而获得了历史的辩证法。就辩证法言,中国的整体思维中也已包含,但西方两千多年哲学争论所展开的宏伟的历史辩证法却是中国含混的整体思维中所无法见到的,这是西方哲学给人类哲学思维提供的重要内容。但与此同时,这种对立也为人类的哲学思维提供了真正的困惑。
问题同样出在亚里士多德身上,他开创的学科分类法,把西方哲学追求世界微观本质的特点推向了形而上。对于有机统一的整体世界,分割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来认识,在反映世界的系统关系上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对如此复杂庞大的世界要作微观精确的认识,相对细致的分类研究又无疑是合理的。这种矛盾,在奠基於科学思维基础上的西方哲学思维中同样潜在着。此外,具体学科是根据研究对象来分类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实在事物,因而具有相对的确定性。然而当这种分类方法沿用到哲学中来,企图确定哲学研究的对象时,由于哲学本质上是纯粹的思维,一切外界对象只是作为思维的暂借物而没有确定性。从物质到生命,从社会到人类,从存在到意识,西方哲学都曾用以作过自己思维的对象,但当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社会人类学乃至思维科学陆续建立起自己的学科时,哲学便都一一退出了这些领域,越来越超然於具体对象的学科之外,变成没有明确对象的“学科”,而没有对象实际也就不成其为学科。但是作为学科形式的哲学又必须要借用学科的思维以确立自己,于是哲学在寻找对象和自己性质的问题上又陷入了长期不得解脱的困惑。人们沉囿于具体的科学思维方法来思考哲学,或在对象事物的矛盾中兜圈子,或在哲学自身概念的逻辑矛盾中挣扎。亚里士多德感悟到了哲学的真谛,但是他一生努力创造的学科分类法在推进西方科学发展的同时,恰好深深埋没了自己刚刚感悟的哲学真谛。
哲学应当是自由的灵魂,它借助不同的事物来显现自己,却并不是这些事物本身。它追问着具体事物的本根,似乎以那尚未知晓的神秘的结论为目的,其实只是借着神秘的吸引而展开自己追索思考的运动。正如生命在于运动一样,哲学在于思索。如果说生命有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追求自身越来越高级和谐的运动形式,因为这样的运动让人愉快,让人健康,让人长寿;同样,如果说哲学有它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追求自身思维的合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因为这样的思维令生命了解世界、懂得自我、发现存在的价值。
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这种结论,在科学进入量子世界的今天,显得那么幼稚可笑,人们简单不再感觉这种哲学还有什么价值。然而结论不是哲学之本,带有合理性的思考才是哲学永恒的灵魂。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他发现水贯通了天地自然,提供了万类生命循环的奥妙。这种思考在盲目崇拜神灵的时代无疑显示了新生科学的合理性,足以令他兴奋无比,沉醉如梦,乃至走路都陶醉其间而跌入深坑。今天,借助科学认识了世界深层本质的人们固然有权取笑“水”本原的幼稚结论,但却固为过多地将哲学作为功利追逐的手段而不得不在古人那种纯真的哲学思考乐趣面前感到惭愧。同样,现代西方哲学家在人们普遍对人本陷于盲目的情况下,以一种分析文化的片面深刻性,把人的本质和存在归结为如卡西尔的“符号”、海德格尔的“在者”或“是”时,这种结论,对于崇尚感性经验生活的人们来说,不也显得荒唐而没有价值吗?或者在将来合理的社会中,人们对自己的本质获得了普遍的自觉,再看这些结论也会觉得片面可笑,但探索的合理性却令他们沉浸在自己的逻辑天地中而成为令人羡慕的哲学家。
不过,西方哲学家在深层的潜意识中无法摆脱西方哲学长期笼罩着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功名追求方式。当他们一探索到某个概念可以贯通整个领域并作出系统解释时,便企图按科学分类方式,把自己的哲学灵魂禁锢在以这种概念命名的学科形式中。所谓创立学派,无疑是有利于功名建树的,但结果是他们马上遇到了另一种哲学的批判和攻击。整个西方哲学都演示了这种现象,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更是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哲学是繁荣了,但同时也变得混乱一片,失去了哲学本应提供给人们清楚认识世界的功能,使得无数局限於具体学科哲学研究的人们在相互争论中不知哲学究竟是什么。但若站到这些具体哲学学科之上去作一总观,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之魂正以自己特有的潇洒,在西方学科哲学的种种形式中自由穿梭。
三、至高无上的自我追求
自由的哲学之魂在西方哲学的历程中,大体可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
1.自然与思维的层次。这是人类早期对自然神秘现象的追思。由于科学尚未发展,人们对自然界如何进行产生人类的思维现象无法作出解释,思维作为自然的一个神秘现象和自然界本身的神秘,在追求本原的哲学思维方式面前便产生了对立。这种对立在今天看来,实际就是自然与人的对立,只不过西方哲学独特的微观思维方法以本体论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2.社会与阶级的层次。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物质本体的认识以及对思维本体的认识都丰富了自己领域的科学解释。在自然和人之间复杂转化的辩证关系被逐步揭开后,哲学本体论的对立便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意义,而蕴含在本体论对立中的自然与人的关系,却以较为具体的社会和阶级的关系表现出来。中世纪以后到近代的西方哲学分别从自然与人的不同角度去探索社会存在的合理形式与阶级革命的发展形式。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总要把哲学的思维最终落到社会契约、伦理道德和阶级斗争、国家学说上去。社会与阶级是早期自然与人的哲学关系的展开,不过不是简单的展开。哲学家们见到了其中复杂的相互转化关系,因而不再表现出一种截然的对立,而是从不同的基点去寻找这两者有机统一的合理形式。这样的哲学思考实际上已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考在本质上接近了,只是西方哲学的这种思考比中国古代含混的天人合一思想要丰富得多,注入了大量科学和人文的实证内容。因此,中西哲学的交流在近代成为一种可能,主要表现为中国玄学吸收西方哲学的倾向。
3.科学与人本的层次。当近代西方科学完成了自己大厦的建构以后,由科学造成的社会发展把人们推进到了一个较高的文明富裕阶段,哲学完全被挤出了科学领域,同时对社会和阶级的思考也被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的具体学科领域所取代。但是古典哲学中自然与人的对立关系却并没有消失,甚至以新的形式复现出来:高科技所重建的人造世界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与人的自然本性正在形成日益严重的冲突。于是哲学一方面站在科学之外,从总体上的科学哲学的形式去思考科学的走向和规律,另一方面的人本哲学的形式去探索人自己的存在规律。不过这时的科学哲学与人本哲学的关系却不象古典本体论哲学那样采取了对立的形式,而是共同寻找着自然与人真正统一的道路。也就是说,西方哲学发展到了这个层次,才在完整的意义上与中国天人合一的玄学思想达到了一致,同时中国玄学也才真正显示了与西方哲学同称哲学的内涵,这也就是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形成热潮的内在必然性。虽然在这种交流中,似乎仍然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为主,但在哲学的根本形式上,却蕴含着西方向东方学习的必然性。
无论是经典作家的论述还是现代思想家的探索,都越来越肯定理想社会不仅仅要以社会制度的合理化为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以人的高度自觉和合理生存方式为基础,固为在社会与人的两种合理性中,社会的合理性是不易变动和难以适应个性的,只有以个人的自觉和合理生存方式去适应社会的合理性,社会才可能出现理想状态。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几千年,西方文化(不仅仅是哲学,包括一切其他自然、社会和人文科学)在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中提供了无数的理论,至今尚未找到自然和人本统一的道路。作为个人,在有限的生命中是不可能的通过重温西方文化几千年的历程来达到个人的自觉的。生活是多彩的,人们需要哲学的智慧来指导自己的人生走向最高的自觉,但人们不会通过连无数专业哲学家毕生也未走通的漫长探索道路去获得这种自觉的智慧。人类需要一种既包容全体而又简单可操作的哲学:这一点恰好是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优点,它不象西方哲学从外在世界的无穷本质探索中去艰难地寻找自我,而是从自我本质的追求中去简明地领悟世界,同化世界。它固然具有相当的神秘化色彩,但如果在它简便可操作的玄思中设法包容西方哲学几千年探索的科学本质,神秘便可获得注解。或许整个世界的哲学正需在这种最高形式的自我追求中才能获得现实的统一。至此,人们若再按着西方哲学的片面思路追问哲学是什么,我们便可站在东西方哲学的整体立场上回答:哲学将成为至高无上的自我追求。
(原载《学术界》199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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