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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达:哲学三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8-05 点击: 1269 次 我要收藏

哲学不应成为一盘一炒再炒的冷饭
小孩学话总是从模仿开始。先是学着说,慢慢自己说,说自己想说的话。如果一辈子模仿,只能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哲学家也是如此,总是从接受前人的哲学成果开始,但也不能老是重复。如果这样,也像永远不会长大的小孩一样,是一个永远不会成熟的所谓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的,照着讲、接着讲、自己讲还是很有道理的。
哲学同样需要创造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经批评过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变为“老是原来的一盆冷饭,一炒再炒,不断端出来,以飨大众。”他强调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传播真理”,而不能是不断重复真理。
科学技术的本性决定它必然是创造性的,因为人类的生产不断迫使它前进。或者是发展或者是被淘汰,这是生产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运行方式的大生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压力。人类有了新的生产技术决不会再回到过去采用落后的技术,有了新的生产工具决不会再回到过去采用过时的生产工具,而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然推动科学的创造;而新的科学原理又推动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和改造。历史证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速度和创新水平与社会发展的速度成正比,同历史的长度成反比。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特别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处于革命时期。从1900年普朗克提出量子理论,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开始,本世纪科学的发现一个接一个;技术创新更是如此,从1901年马可尼收到跨越大西洋第一个无线电信号开始,电视机、巨人计算机、阿波罗宇宙飞船登上月球到试管婴儿和克隆多莉羊的成功,技术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迅猛异常。可人文科学并没有这样迅速。特别是哲学智慧一旦定型,就会世代相传。这是不难理解的。哲学与技术不同,它不是人类活动的表层结构,而是关于普遍真理的认识。它具启迪后人的长期历史作用。古代曾经是哲学最辉煌的时期。中国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期;西方是希腊罗马时期;而印度、埃及哲学繁荣时期也是在古代。这一点决定哲学研究中往往容易朝后看,眼望过去而不是眼望未来。怀特海说,全部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都以不同方式阐述和解释柏拉图提出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全部古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孔孟的儒家和老庄的道家思想的注脚。二千多年来,中国哲学总是在儒、道哲学基本理论范围内争议。莱.柯拉柯夫斯基曾通过总结西方哲学史讲到这一点。他说“若干世纪以来,哲学以提问和回答它从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的遗产那儿继承下来的问题,如何区分实与虚、真与假、善与恶,来维护它的正统。有这样一个人,所有欧洲哲学家都拿他来认明自己,即使是这些哲学家肢解了他所有的哲学思想。这就是苏格拉底”。他还说:“哲学家仍不得不面临和对付一些简单的、令人痛苦而又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维系欧洲哲学生命二千五百年的那些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解决得令我们普遍满意。由于哲学家们的判决,所有这些问题不是悬而未决就是变得无效。”至今“维系哲学生存的核心还没有发生变化”(《形而上学的恐怖》,1、2页,三联出版社,1999)。
当然哲学也有发展。但很大程度上这种创新是解释学范围内的创新,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新一代的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时代要求来重新解读原作的文本。中国的魏晋新道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学都具有这种特点。对哲学发展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方式。因为哲学不是一种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人类积累的智慧,不会因为年代远而过时。希腊罗马时代距今很远,人们还时时回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哲学家那里寻求智慧;正如我们中国人不断回到诸子百家一样。对哲学的历史研究是人类从前人吸取智慧的一种方式。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87页,人民出版社,1995)恩格斯这一论断,对于每个具有丰富哲学遗产的民族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研究哲学史可以从总结中学习思维方法,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历史的研究知道人类在哲学方面研究过什么问题、提出过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对以往哲学的研究,哲学创新就没有根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新一代的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时代要求来重新解读原作的文本,也不失为通过继承优秀哲学遗产来推进哲学发展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是解释学意义上的创新。它的主题和哲学命题以及研究领域没有越出原来的范围,因而这种创新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以为哲学的创新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单纯面对文本,而应该面对时代、面对实际,研究新的实践,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得出新的结论。在哲学史上凡属具有创新意义的哲学都不是重复而是开拓,不是解释而是创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更应该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中的一次变革,即哲学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后,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同样要强调创新意识。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当前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大力提倡创新意识。一个民族没有创新意识就会停滞,科学技术没有创新就会被淘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没有创新,的确会变为黑格尔说的一炒再炒的冷饭。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源头在哪里?我以为最根本的应扎根于现实的实践,而不是书本。有的论者一再提出“回到马克思”,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道路就是复归马克思的原著,尤其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这种看法有可议之处。我以为如果为了纠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错误理解甚至曲解,或者进行某种再发掘,重读马克思的某些原著是必要的。但这不能成为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方式,更不用说是唯一方式。何况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下可以隐藏着各种不同的主张。
还是应该面对现实、注目当代。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许多需要回答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生态环境中的哲学问题、文化中的哲学问题、道德伦理中的哲学问题、社会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行为选择性问题,等等。光是苏联东欧的巨变中就提出了许多哲学性的问题。至于我们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更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进行总结和阐发。老黑格尔说,哲学是黄昏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我看处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当代,处在世界政治格局激剧变革的当代,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各自调整寻求改革的当代,几乎在每一个领域中都存在哲学问题,都为新的总结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推动力。哲学这个猫头鹰可以起飞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西方的思想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反而比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更注意现实问题的研究,例如,他们就非常注意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都是这方面的重要的著作。我们还要从哲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只能陷于教条主义和思辨哲学,更不用说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
据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有创造性,因为既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就只能炒冷饭。这是坚持和发展相互关系的老问题。其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发挥创造并不矛盾。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不是从“必须坚持”这个抽象原则出发,而是因为当代的实践和科学技术并没有发现可以推翻这些原理的客观证据。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我们的世界是非物质的世界,证明世界没有矛盾是绝对和谐的,是绝对静止的不运动的,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没有飞跃、没有剧变的平静进化。连所谓反物质也只是物质的另一种形态。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似乎只有照着讲,没有发挥创造性的余地和必要。事实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死的框架,而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时代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一直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在新条件下的激化,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捕捉这些问题并正确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创造性的一个具体表现。
从原理本身来说也是不断丰富和深化的。有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非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就这些玩意儿。讲哲学是老和尚念经天天这样念。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根据科学和实践的不同发展水平,内容也是变化的。例如同样是坚持世界的物质性原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讲法就不重复。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不仅提出了著名的物质定义、区分了哲学物质概念和自然科学关于物质结构概念,而且结合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提出了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观点。如果我们现在来研究世界物质性问题,结合当代科技发展,结合西方科学实在论提出的种种问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没有反对这种研究而是鼓励这种研究,以便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和表现的风格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强求一律。其实同样是论述辩证法的著作,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谈谈辩证法》和毛泽东的《矛盾论》都各有特点。至于以诗、散文或札记、随笔、书信形式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无规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和他人的通信,就包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丰富的论述。认真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迄今为止全部哲学中最具创造性的哲学,因为它不以追求建立绝对的永恒的哲学体系为目的。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这句著名的话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至于我们在基本原理阐述方面某种程度上存在的“千人一面”,“舆论一律”的现象,原因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深入的研究,对当代实际提出的问题不了解,更不会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总结和分析,只能照本宣科照着讲。这是我们的水平问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问题。
哲学的创造性和哲学的个性化是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反对哲学的个性化,但反对离开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只讲个性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变为一种可以不问是非对错的个人的意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在基本的立场、观点方面不能各吹各的号,一人一个样,如果这样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都只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缔造者仍各有特点。他们各自的贡献不同,风格也不一样。其他如拉法格、倍倍尔、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等都各有特色。邓小平的哲学风格同样独具特色。我们是哲学中的“小人物”,但是时代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充分发挥自己创造力的空间。
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当前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大力提倡创新意识。一个民族没有创新意识就会停滞,科学技术没有创新就会被淘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没有创新,的确会变为黑格尔说的一炒再炒的冷饭。这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走出当前被“冷落”的困境。如果这样,无怪马克思当年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哲学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现在最时髦的用语是推销自己、包装自己。当然,对于商品或把自己当成商品的人来说,这或许是允许的,可对于学术来说不能这样。例如对哲学来说,大吹大擂的自我吹嘘往往会变为哲学骗局,像当年恩格斯批判的杜林那样。
真正的哲学不可能趋时也不可能媚俗。哲学不同于文学艺术,因为它的抽象性和冰冷冷的逻辑分析,没有激情的论述方式,不可能像流行歌曲或时装一样具有流行性,最多是在少数知识分范围内得到传播。而且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哲学,是开辟思想新领域的第一枝响箭和迎接新的真理的第一声号角,往往与传统观点和世俗流行的观点相左,唱和者甚稀。甚至被认为是异端邪说,遭到排斥和打击。在哲学家们死后甚至死后多年才被重新发现、被接受、被重新估价的现象在哲学史上是常见的,而且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哲学虽然不可能趋时媚俗,但哲学就其影响和作用来说确有长短之分。人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在历史上长期起影响作用的哲学,一种是朝生暮死,过眼烟云的哲学。时间可以说是哲学的试金石。它既可以是埋葬哲学的坟场,也可以是哲学展示自己的舞台。在列宁的著作中曾使用过聪明的、愚蠢的、伟大的和渺小的这类定语来形容不同的哲学。所谓伟大的、聪明的哲学家的哲学,当然是在历史上能长远起作用的哲学,而愚蠢的、渺小的的哲学家的哲学只能是过眼烟云。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说:“希腊人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极力赞扬希腊哲学家说,“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其实在西方哲学中,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的长时期中,名家辈出,影响深远。黑格尔哲学不仅在1830~1840的德国的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即使黑格尔哲学发生分裂以后,仍然余音绕梁,对人类思想长期发生作用。至今西方一些思想家仍然把黑格尔当作活着的敌手,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在哲学史上也有一些哲学过客。这是一些以新名词、新概念包装起来的所谓最新哲学。这往往是不能持久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只能是大浪中的沙粒和泡沫。列宁曾经嘲笑以能量术语包装起来的奥斯特瓦尔德哲学,“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新’术语怎样很快地时髦起来,以及怎样很快被发现:表达方式的稍微改变,丝毫也没有取消哲学的基本和哲学的基本派别。”他还批评俄国的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赶时髦,“不论在哲学上或在物理学上,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都是盲目地赶时髦,不能够根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某些思潮作一个总的概述,并对它们的地位作出评价。”
哲学不应成为转眼即逝的历史的过客,但这决不是说哲学应该追求抽象的永恒。哲学不能脱离它的时代。哲学与时代的不可分性和哲学的短暂性是两回事。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与自己的时代血肉相联。可是由于它是时代的精华,是揭示时代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因而可以超越自己时代为后人提供知识和智慧。这就是它的永恒价值。任何追求与自己时代脱离的所谓永恒,得到的只能是短暂的一瞬。
哲学不应该媚俗,追求轰动效应,但这决不是说,哲学家应该幽居独处与世隔绝,哲学著作应该使人望而却步,越读不懂表明水平越高。当然,哲学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具有专业性。它的专门的术语和范畴,不是一般群众都能理解的。特别是一种新的思想的提出,即使是同行也不一定能沟通。可是我以为不管哲学问题如何高深,凡是包含真理性的思想,绝对不可能只有自己理解它人无从置喙。哲学不是天书。特别是哲学研究的成果表述,应该尽可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应该说,晦涩难懂并不是优点而是缺点。马克思曾经为此而批评过德国古典哲学说,“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什么”。
如果说,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过分晦涩只是个缺点,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却是不能容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挥它的教育和宣传功能,应该面对群众、应该通俗。正如邓小平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朴实的,它不需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文风。自然科学有科普。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有些通俗普及性读物。这不是趋时和媚俗,因为决定哲学本性的是它的内容,是它所包含的科学和价值导向。而把哲学真理交给群众当然要考虑可接受性。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他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哲学由于它的专业特点不可能趋时媚俗,可是从哲学发展角度看,现代西方哲学有个显著特点,这就是流派纷呈,生存周期都很短。虽不说是走马灯,但没有一个学派较长期处于支配地位。不断出现“新什么”、“后什么”之类的学说。有结构主义不久就有后结构主义,有解释学就有新解释学,有实在论不久有新实在论,有弗洛伊德主义不义就出新弗洛伊德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的确目不暇接,像工业产品更新换代一样。在西方哲学的迅速变化中,各种流派的矛盾和冲突中,不乏创见和新的启迪,不乏对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传统和观念的某些缺点的揭示,但其中也的确不少是经不起实践检验和违反人类理性和常识的东西。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把哲学作为一种生存手段甚至牟利工具时,往往容易把哲学写作变为一种商业操作。哲学的通俗化,变化满足市场需要的一种哲学快餐。这在本质上就是趋时媚俗。这种哲学也可能有一时的轰动效应但不可能持久。我们应该把真正的哲学与着力推销自己的自我吹嘘的哲学区分开来。如果说这种区分在任何时候都重要,是哲学史研究的责任,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更加重要,因为利润的导向也同样会使最神圣最脱俗的哲学向金钱弯腰。
区分不同哲学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揭示哲学的本质,而不是听信哲学广告和哲学家个人对自己哲学的吹嘘。马克思说过:“哲学史应该把那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这种主体意识是那些哲学论述的容器和动力。”他还说:“最不可取的是仅仅根据威望和真诚的信仰来断定那一种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尽管这种威望的体现者是整个民族并且这种信仰已经存在千百年。要提供证明,只能通过揭示这一哲学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0卷,170页)面对当今哲学体系更替频繁,决不要被哲学的商业炒作弄得晕头转向。
首先得问这种所谓新哲学是不是具有真实性,有没有事实、人类知识和常识的支撑。哲学不同于实证科学,它不可能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但它仍然有个科学性问题,即要有事实根据。狄德罗在《论解释自然》中说过:“事实,不管什么性质的事实,总是哲学家的真正财富。”如果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既没有科学发展提供的事实,又没有人类认识史提供的事实,也没有人类生活世界的经验事实,不管说得怎样天花乱坠,花里胡哨,怎样包装,仍属哲学垃圾。哲学的抽象和思辨性特点,决没有给予哲学家以面壁虚构、胡说八道的权利。
我们还得要问这种新哲学有没有合理的成分、究竟新在那里?哲学并不是商品,并不是新出现的就是好的。哲学中有个大杠杠,这就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区分问题。现在这个区分不时髦了,最时髦的是超越主客体,鼓吹主客体的融合。可实际上是融合不了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都能深切地体会到物质和思想的区别、存在与思维的区别,梦与现实的区别。超越是超越不过去的,问题是处理的方式。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都难以通过的卡夫丁峡谷。我们说在考察最新哲学时不要忽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但决不是说,只要是唯心主义就一定不能包含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这是简单化的做法。即使在哲学路线上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并不妨碍它在局部包括合理的思想。哲学是智慧之学,它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智慧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智慧并不是简单地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标准来划分的。在哲学的历史上,按照列宁的说法有聪明的唯心主义和愚蠢的唯物主义,包括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就比庸俗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更有智慧。如果说,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名传千古,至今仍在发挥影响,那么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庸俗唯物主义已成为历史的笑柄。
哲学与哲学家
哲学在当今,与50-60年代相比,日见其掉价。考生第一志愿报哲学系,已是罕见的。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最有经济效益的学科往往是考生最拥挤的学科。这很正常。谁愿意受穷?可哲学系还是要办,要办就得有学生。或是对哲学有偏爱——自投罗网;或者是被迫无奈——调剂来的。总之是来了。
中国有句古话,“既来之,则安之。”要安之,必须正确认识哲学。为此在今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迎新会上,我作为老教师的代表致欢迎词,就哲学系的学生如何对待哲学问题发表了一通“高论”。我说,你们来哲学系可能是幸运的也可能是不幸的。幸与不幸,关键在你们自己。
我说是幸运的,因为进入哲学系意味着走上探求智慧之路,找到一把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化史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都是一门大学问、大智慧。全世界60亿人、全中国12亿人,能有条件有机会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探求的人并不多。当然这是个“穷人”的学问,历史上哲学皇帝倒有个把,但腰缠万金的哲学家不多见。可真正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足迹的,对人类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哲学家,如西方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黑格尔;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等等。至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虽显赫一时,但终归无声无息,没有给历史留下任何东西。从有可能对人类的思想作出某种贡献的角度看,从立德、立言的角度看,你们是幸运的。因为从长远角度、从历史角度考虑,它比股票涨价对个人对人类带来的利益会更大。
我还说,你们也可能是不幸的。因为你们中不少人对哲学并无认识、并无爱好,是“拉郎配”。哲学人人可学(作为一种普及的人文教育),但并不是人人能学(作为一门培养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专业)。如果你们一直站在哲学的门槛外边,三心二意、无心无意,甚至怀有“抗拒”,四年时间转眼就完了,一无所得,仍然和刚进校时一样没有入门。录取到哲学系是可以分配的,但哲学兴趣是不能分配的。智慧不是硬塞给的卖货的头,它是一种追求,怀着激情的热烈的追求。不过随着对哲学了解的增多,对哲学的兴趣可以逐步培养起来。我们哲学系很多教师包括一些学有所成的教师,从别的系转来的为数不少,这说明哲学家不是天生的。如果既不了解又不想了解,既无兴趣又不培养兴趣,这才是不幸。
还有一种不幸是来自相反的方面。它不是对哲学不感兴趣而是太感兴趣以至对人世间其它一切不感兴趣,痴迷于纯抽象性和思辨性而难以拔足。哲学与其它学科相比具有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特点,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变为抽象的思辨哲学。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学哲学要防止走火入魔,即面壁虚构,从概念到概念,动不动都要创造一个体系,像恩格斯曾经批评过的当年德国的一些大学生一样。我就收到过这种信,各种各样的大圈圈、小圈圈,相互交织的箭头,各种各样的名词、术语,像是天书。在德国哲学气氛中生长的马克思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他说:“那些主要不是干予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这里所说的危险就是痴迷于抽象和思辨,脱离现实,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似疯似癫的“思想怪物”。
当代西方哲学也反对自柏拉图到黑格尔以理念和绝对观念为对象的思辨哲学,提倡回到现实世界。可是,现存世界并不是单纯的现象世界。我们所直接观察到的是世界的外在表现,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潜藏于事物内部。正像一个苹果,苹果核心在里面,而外面是苹果皮。这点黑格尔很清楚。他说:“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说来,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在寻找这个潜藏着的本质。他们的缺点并不在于寻找背后的东西,而在于轻视可见的东西。而当代西方哲学所说的现实世界其实并不现实。他们所说的回到现实世界是回到语言世界、现象世界、主体世界。可是当它们把反本质主义、反基楚主义、反逻格斯中心主义导向没有本质的现象、没有客体的主体、没有逻格斯的非理性的世界,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言过:“对于哲学家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一百多年来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一点。尽管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厌倦纯思辨,声言拒斥形而上学,可是由于找不到一条通向现实的实践之路,仍然无法面对真正客观的现实世界。既无法正确解释现存的世界更不用说改造现存的世界。
哲学真正从神圣天国下降到世俗人间,直面现实世界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寻求哲学的改造和社会改造最佳结合时就说过:“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的很好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干什么的?从根本上说,就是消灭无产阶级即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而无产阶级不通过自己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规律、理想和价值变为现实,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获得解放。这二者是不可分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对现实世界,就不能用背对着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就不能脱离对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独自在纯哲学概念王国中徜徉。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面对每个时代的现实,与改造现实世界相结合的历史。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今世界最现实的哲学。
我希望我们哲学系能培养出哲学家,而不仅仅是哲学知识的占有者。这两种人是不同的。哲学知识的占有者可以熟悉哲学典故、哲学知识,但并不一定具有哲学的品格。哲学是智慧之学。它要有智,即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有慧,即有高尚的品格,应该言行一致,是自己哲学的信仰者、实行者,而不能仅仅是哲学知识的储藏室甚至贩卖者。
哲学家与哲学的关系,与诸如物理学家与物理学、化学家与化学等等的关系是不同的。当然,自然科学也是文化的一种形态,它具有人文价值。自然科学对于科学家本人的世界观如科学精神的培养、无神论思想的确立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与人文学科不同的是,对物理学家、化学家来说,关于世界物质运动的物理规律和化学变化的规律,是外在于主体自身的客观知识。只要是科学的知识,它对于所有的物理学家、化学家都是一样的。没有民族、没有国界、没有性别。科学家同样有人品的问题、有道德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例如科学研究中常见的伪造数据、剽窃,等等。但科学原理的真伪与科学家本人的品格和道德无关。
哲学的情况不同。哲学不是单纯的知识论,这不仅包括对对象的规律性认识,而且包含对对象的评价、期待、追求。所以对哲学家来说,哲学并不只是一种关于宇宙、关于人生的知识,而同时也是哲学家本人的一种信仰、思维方式和风格。例如我们从物理学的知识中,看到的是客观世界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物理学家本人。他的品格与道德只有科学技术史的传记价值,在关于对象性的规律的论述中可以略去不计。而在哲学中,我们从一种哲学体系中看到的还有哲学家对世界与人生的理解和评价。它不仅包括对象的规律性知识,同时也渗进着哲学家本人的政治信仰与价值观念。在一个哲学体系中,当它的客观知识与价值观念处于不平衡甚至矛盾状态,必然要影响这个哲学体系的科学性。在中国解放前曾经作为官方哲学的“唯生哲学”、“力行哲学”等等之所以是反动哲学,就是因为它是由哲学体系的创造者按照政治意图制造出来的。它的价值性吞没了哲学应有的科学性品格。
比较完美的哲学体系应该是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哲学。它的价值是以科学性为依据的,而它的科学性又是符合历史进步和大多数人利益的。比较完美的哲学家应该是追求真理、品格高尚的哲学家。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各种品格的哲学家,其中人品和哲学成就分离、政治态度与哲学成就不符是常见的。我们并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立人。但我们可以说,人品欠缺、政治落后、道德亏损的人,也可能在哲学上取得某些成就,但是创造不出伟大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个人在现实中站在哪一边、关心谁的利益、他对生活的态度,肯定会影响他的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家的哲学,哲学与哲学家是不能分离的。
问题不仅是一种原创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是这样。从接受的角度说,你接受什么哲学,信仰什么哲学,不仅是接受一种纯哲学知识,实际上你同时接受了一种信仰、一种思维方式,甚至同时接受了一种做人的准则。费希特说:“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要看他是哪一种人,因为一个哲学体系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放弃或接受的死家俱。”因此,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思想兴趣、人生追求会影响自己对哲学的选择,可是反过来说,你选择了什么样的哲学,又会把你塑造成什么样的人。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的力量正在于此。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信仰实用主义哲学的人,决不可能有坚定的原则性和道德约束力。一个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者,他的行事处世肯定是有机会就搂的。因此,学习什么样的哲学、信仰什么样的哲学,这对人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是既可信又可爱,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的哲学。世界观的科学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它是世界观的生命和灵魂。罗尔斯在他有《正义论》中也承认:“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它不是实证知识但有实证精神,它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普遍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的哲学,它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强调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反对任何主观臆断和附加。说它具有人文精神,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对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和期待。它反对压迫和奴役、反对剥削和建立在阶级压迫基础上的违背公平和正义的非人道现象。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是以科学世界观为依据的,是与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相联系的,而不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它的价值理论是以科学世界观为依据的。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更为关键的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品格内化为自己的人格,提升智慧、提升道德,成为自己处世、处事、处人的规范和原则。连狄尔都主张哲学不应该与行为脱节。他在《伦理学体系》中说过,每一种哲学,都必须从其理论见解中,推导出个人行为的原则和社会的基本准则。因此,行动甚至就是哲学的理解的目的。一种哲学如果不能为行为提出标准,不能对工作作出思考,如果它不包括生活的观点和受到控制的冲动,这种哲学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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