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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实践与理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7-25 点击: 1838 次 我要收藏

  我们一直使用的“实践”一词,是辗转从希腊词praxis翻译过来的。希腊哲学家里,亚里士多德对这个概念所做的阐论最为系统。但现在人们说到实践,这个词的意味发生了很大改变,两者最突出的区别在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和实践都是活动,是两类不同的活动;与此相应,有两类不同的“知”,理论之知和实践之知,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倾向于把实践视作应用某种理论或知识。例如,马克思主义是个理论,到列宁和毛泽东这里,这个理论转化成了现实。

  把理论付诸实践,理论指导实践,这些都是近代才流行起来的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是这样,实践有它自己的知,亚里士多德称之为phronesis,这个词不好译,所以有好多译法,实践知识、实践智慧、明智,我觉得也可以译为洞察力、洞明之类,尤其取洞明世事的意思。

  事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觉得古人的看法比今人更合乎实情。例如绘画,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绘画理论或艺术理论,有人胡乱在墙上涂抹些图画的模样,有人看着好看,也学着画。一种画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模仿者,成了一种绘画的传统。例如行医,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医学理论,有人生了病,身边的人想这种办法那种办法去医治,巫师戴上面具舞跳一阵,或钻颅驱魔。更靠谱点儿的是像神农那样去遍尝百草。有些做法,有些草药,效果似乎彰显些,于是有人沿用,这样做的人多了,渐渐形成某种医疗传统。雅典建起了民主制度,那是城邦里各阶层斗争产生的结果,事先并没有什么民主理论。近代宪政民主是从英国大宪章运动开始的,当时的英国人同样没什么宪政民主理论,他们就是要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别的国家要解决相似的问题,看着英国人的办法不错,加以模仿。你模仿他,我模仿你,形成了宪政民主的传统。

  雅典人和英国人建立民主制度,是通过斗争去解决他们当时的实际问题,不是去实践某种理论,也不是要为谁树立榜样。不过,城邦与城邦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包括制度之间的竞争。采用了民主制的城邦或国家希望展示这种制度的优越性,这当然首先要靠改善这套制度的实际运作,但也包括从道理上论证这套制度是好的,甚至是更加优越的。别的政治体要效仿它,除了学习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也会参考这些论理。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阿芙乐尔巡洋舰那一声炮响是个历史虚构,但这里的主次关系大致不错——震动人心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这场革命陡增对中国有志之士的吸引力,把其中很多人引向了共产主义理论名下的革命,此前早有五花八门的社会-政治理论输入中国,但大多数只在书本上流传,或干脆销声匿迹了。

 

    但理论一旦输入了,该由它指导实践了吧?俄国人从他们西边输入了马克思主义,怎么用它指导实践呢?普列汉诺夫比列宁更通马克思的理论,俄国革命却是列宁闹成的。中国这边,陈独秀瞿秋白研读了好多马克思理论,毛泽东没读过多少。一部中共党史读下来,也没怎么记载马克思理论的哪部分成功指导了哪种实践,除非你高屋建瓴,把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的道理总结成“造反有理”这一句话。

 

  发展理论不是为指导实践

 

  希腊人是个理论兴趣极为浓厚的民族,占星技术和历法技术到了希腊,发展出天学理论,测量技术到了希腊,发展出几何学,治病的技术到了希腊,发展出医学理论。不过,他们从事理论,不是为了指导实践。希腊人发展出天学理论,用来解释天球的运动,尤其是解释七大行星的运动,这真正是种“理论兴趣”,并没有想到要指导天球的运行。固然,通过星相学,天学研究对占星术发挥了指导作用,不过,我碰巧不信占星术,所以,指导不指导,是正确指导还是指导错了就不大有所谓。在那些跟人类具体活动连得更近的领域,所谓理论,例如政治学和伦理学,也更多是为了理解政治活动和伦理生活,而不是为了加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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