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如果冯友兰在民国时不去讨好蒋介石，“文革”中就没必要靠讨好权力来洗刷自己。但是，即使像陈寅恪那种一生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者，因为不讨好权力，照样被批斗至死。

虽然冯友兰没有陈寅恪的风骨，但他讨好蒋介石并不是那么露骨（不像“文革”中那么过分地讨好权力），只是钻心研究中国哲学，大力弘扬儒学思想，写出的中国哲学史即使没多少创见，但至少勾勒出了儒学的特质，对普及儒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影响到未来韩国领导人的人生。

所以，冯友兰在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还是能静下心来做点学问的，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本人可以称得上是“无原创、有学问”，在梳理前人哲学思想的时候普及儒学，拯救人心。只是在政治环境太过险恶的时候，才会拼命讨好权力，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

与冯友兰相比，现在有些文人应该自惭形愧。因为如今的政治环境并不需要文人拼命去讨好权力，所以文人理应静心做点学问，写点发自内心的文章。可是有些文人，或者为利益集团代言，或者玩世不恭，或者追逐名利，或者自甘堕落，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似乎是痴人说梦。

冯友兰有学问，有社会责任感，不过原创太少，因为原创性是可遇不可求的，人文学者在选择以做学问为职业的时候，只知道自己对学术感兴趣，并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弄出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做不了原创，可以做解读，好好研究前辈思想家的著作，最后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能自成体系，但只要写的东西都是真话，也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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