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世界读书日的发问：网络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纸质阅读将成为明日黄花？

我一向认为，每一个时代的文明都是多元力量或多元价值竞逐的状态，这种竞逐有时激烈、有时宽缓，但是无论如何，每一个时代的文明都不会是单一的色调。在21世纪的今天，我感受到几股价值/力量正在激烈竞逐、拉扯中，而竞逐、拉扯的结果，将决定人类下个阶段的生命风格，而前述这个多元竞逐的格局，正与数位时代的来临息息相关。

第一，人们透过网络世界，尤其是各式各样的社群媒体得以进入更大范围的生活圈（包括虚拟的生活圈），进行更频繁的接触，可是在加入一个更大的社群之后，往往疏离了实际生活中人与人的接触。第二，数位世界造就了知识的公共性，造福无限，可是这也使得原先需要经费来维持及推进这个公共性的机制产生危机。第三，极轻、极薄、无纸造成不可思议的方便性，但是也根本地挑战了千年来的书本文化（Book Culture）。

本文所要谈到的书的危机，可以分成两方面。其中一面与前述数位时代的挑战有关，另一面则是与来自人文学界“自然科学化”的倾向有关。

2012年我读了Anthony Grafton《书本的危机》（Codex in Crisis），他说：“自印刷术之后，计算机与网络对阅读造成的影响，没有任何科技可匹敌。”我原来期待他能对书本的危机提出一些看法，但是这本小书大多是在讲书本、图书馆与读者的历史，虽然也触及网络及电子书，但对我所关心的如何保卫“书的文化”着墨不多。“书的文化”与计算机及网络的文化是否一定是彼消我长、你死我活的关系，目前似乎还没有解答，但人类应努力设法使它们成为互补、伙伴的关系。

倒是第二个现象，我的了解比较亲切。西元2000年我开始担任台湾国科会人文处长，我观察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正逐渐从“书的文化”转变成“论文的文化”。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强大的笼罩之下，人文及社会科学正在模仿自然科学，开始以撰写单篇论文作为他们最主要的表现研究成绩的方式。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政策，由人文及社会科学中心每年编800万新台币补助出版有审查的专书。有一次国科会副主委问我们：这个数目够用吗？没想到一年下来，根本花费不到1/5的预算。

文章的脚注信息由WordPress的wp-posturl插件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