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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中国人还没有说“民主不好”的资格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6-30 点击: 1185 次 我要收藏

“被统治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正义的标准去要求和批评政府”。

前两天,花了两个半小时,在共识网的网站上认真阅读了哲学教授邓晓芒接受这家网站编辑部主任袁训会采访后整理出的长文,觉得很值。

特别是就邓晓芒教授的那些思想而言,即使再读一遍,也不为多。

还是先接着标题下的那句引文说吧。为什么说“被统治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正义的标准去要求和批评政府”呢?邓晓芒教授接着仍引用了康德的意思:

“现代社会,人的政治本性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国家,国家的命令也是每一个国民应当服从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民众和国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各自出于自身利益展开斗争,而只有言论是可以把那种理想性的原则拿来作为标准,能够要求世俗的国家也好,人民也好,都要以此为标准来改善自己,于是历史就会慢慢的前进。”

这段话原没引号,也就是说并非康德原话,打引号是因自己要引用。本人认为这段话既非常有意义,百姓与政府,特别是政府大约也都能接受。

像上面这种精彩的段落句子,在这篇约一万六千字(减去袁训会的提问)的采访录中还有不少,让我这个读者借此感谢邓晓芒教授,感谢共识网。

下面只想就邓教授所谈的其中一点说几句,而这一点就是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像是吃饱的撑的没事干似的,把人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民主自由并且相当成熟后的一些反思,认为是中国社会乃至政府也应该做的。

你说这不是鬼扯吗?就像现在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诅咒西方一些福利国家一样,说是那里的政府不该对国民太好了,所以弄得政府财政透支厉害,以至于发生了大面积金融危机,弄不好,资本主义制度就要完蛋。不仅如此,这些话背后还有潜台词,那就是像中国社会现在这样挺好,中国政府不必过多去考虑民众福利。

你说这不是笑话吗!对此本人曾公开发表文章予以驳斥,这里不想重复。只想再说一句的是,可怜的中国百姓倘若也能过上那种连做梦都未必能梦见的天堂般的高福利生活(且在政治上也是高度民主自由),别说还只是国家发生什么金融危机,需要国民为国分忧,就是要他们为国家去死,他们也一定会觉得“值了”!别看我们这个国家有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存款(有资料显示,中国在今年底就极有可能达到四万亿),与国民何干?!看不起病的还是看不起病,穷得一塌糊涂的还是穷得一塌糊涂。很多在毛泽东时代就生活在“人间地狱”的人们,至今未必完全就摆脱了厄运。不说也罢。

还是接着来说中国有没有资格说西方民主不好。

邓晓芒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有这么两段话,一段是: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启蒙和理性仍旧是我们最需要的。西方国家是在启蒙和理性已经成体系,并且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制度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去反思这种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对于西方社会而言,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可以促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但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我最近出了一本《启蒙的进化》,在书中,关于启蒙,我的观点是启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启蒙需要一点一点往前推,正如福柯所理解的那样,启蒙是一种哲学的进取方式。”

另一段:

“在西方,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表达,而且是在整个体系已经固化,想动摇也动摇不了这个前提下,后现代思潮再怎么高谈阔论都没关系。汪晖这套东西,他拿到外国去说,我也没意见,但是拿到中国来说,我就觉得很荒谬,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面对的问题根本不一样嘛!人家是吃肉已经吃腻了,减肥,我们这些贫农,这些打工的,连饭都没有吃,连馒头都吃不上,他却说要减肥,这不是搞错了对象吗?所以,他们这一套忽悠,完全是挟洋以自重,是不切实际的。人家说我是西方派,我哪里是西方派啊,汪晖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方派,挟洋自重的西方派,适合于住在西方,却偏要在中国发言。”

邓教授这两段话,其实都是在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中国有些知识分子一边在国内说些喜欢爱国的话,有人甚至要“认毛作父”,一边却又很前卫,似乎跟西方特别跟得紧。可这种人跟紧的是什么呢?说起来,很可笑。比如说,近十几二十年西方有些知识分子反思乃至批评西方的民主,于是国内也有知识分子就赶忙在中国也跟着宣扬这种意思,仿佛中国也早已是个民主国家,因而这个国家也有了西方那些毛病。你说可笑不可笑。

这种人如果是无知的百姓,当然没什么可说的。可看看这些人,一个二个头上都顶着顶级知识分子桂冠,别说中国一般的网民,即使完全上得了台面的知识分子往往也被那些人的名头所吓住,哪里还有批评他们的勇气。

然而,他们忘了,中国毕竟是人口大国,十几亿中国人中毕竟有不会被他们所吓倒的。就像我这种人,你说是“张牙舞爪”也好,说是“无知者无畏”也罢,早在五六年前就专门作文批判过这类人,批判他们何以那么不懂西方知识分子。西方一些知识分子批判本国的民主,是为了在他们社会实行更好的民主。如此浅显的道理,那些大牌的高知们竟然不懂,岂不是笑话。这种人就像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听见别人说肉不能吃多了,油不能吃“大”了,特别是为了防止肥胖,不能营养过盛,于是就赶忙说你看还是我们这种吃不饱好啊。你说如果你身边有这种人,不管是他是多么大牌的知识分子,也不管他有什么来头,是否都属于“找抽型”的啊!

没有在真正的民主社会生活过一天的中国人,却要说民主不好,你说这是什么狗屁逻辑。别人在进入天堂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天堂也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于是反思天堂,可尚生活在地上甚至近乎生活在地狱的人们哪里有资格跟着去说天堂不好呢?

请问:你见过天堂吗!

悲哀的是,中国这种人正不知有多少不说,还有一些戴着顶级知识分子桂冠的人也站在这种人的队伍之中,并且还很有影响力,把那些真正的无知者们不是引上天堂,而是要他们满足地上乃至地狱般的生活。这就像北师大的于丹教授曾在接受央视主持人张越的专访时那样,要求中国人:“当你愤愤不平、你认为一个事情严重伤害你的时候,……我觉得要靠心中这样一种深刻的感悟和你自己生命的勇敢”,把自己“调试到”“最好的境界”。对这类知识分子,不仅需要邓教授出来揭露批判,凡是认清了他们嘴脸的人都有权利勇敢地站出来给予斥责,不让这种人误导中国普通百姓的思维方式,把中国继续往邪路上引。

末了,还回到文章的开头,国民“用正义的标准去要求和批评政府”,其实就是希望政府真能带领国民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至于什么样的道路是正确的,可以说,既不能依靠一种思想主义,更不能用“历史选择”敷衍,最靠谱同时又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比较。有比较即有鉴别。道路正确与否,一比较就看出来了。

中国眼下,之所以要走现在这样一条据有人说是特色主义的道路,除了这除了那,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却不好意思说,这就是害怕说自己走了与别人相同的道路,脸上挂不住,因此就是偏偏要走出一条与别人不同的道路来。这在明智的人们看来是很可笑的,而这种明智者,十三亿中国人里多的是,眼前邓晓芒教授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就把有关怎么走路的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自己走的路和别人不同,这没什么可骄傲的,相反,别人走的路好,你就得学着走,当然,不可能原原本本地走,保留自身特色也无可厚非。尽管走上这条路的,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取得成功,但它终究是人类的发展方向,而且一旦走上这条路,不管成功与否,都是很难退回去的,印度、埃及、俄罗斯都退不回去了。不能因为你走得不好,摔跤了,就说是路不好。”

你看说得多好。而一个人话说得好,不是因为别的,往往是因为说得有道理,说得符合逻辑。这倒是中国政府包括那些对内对外发言的人们需要学着点的。别一张口就让世人笑话。

201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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