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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教材双刃剑下的鲁迅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6-30 点击: 936 次 我要收藏

冉按:关于教材的编写,我已关注和研究了很多年,这里面的问题相当多。无论是传统蒙学教材之新编,还是新课标教材的编写,都存在编纂质量上的大问题,人员配置还是计划时代那种老套做法——即只要你分进了与教育有关的出版社,你就天然地获得了参与编写教材的权力,不管你是否有这个能力——这导致了教材编写的陈旧因袭、稗贩转抄、审美与功能脱节或者互相抵触。当然这一切都缘于教材编写的垄断状态,稍好一点也只是人教社和其它教育社与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假性竞争。

关于鲁迅文章入选教材的问题,历来有许多争论,但很多争论实在言不及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知鲁迅文章引起争议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教育能够取得成效,的确需要做系统的研究与改革,不是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能解决问题的。如经常喊要减学生之负,没有整体配套措施之变革,所谓减负只有“越减越负”(四川话谓越减越沉重,积重难返)。越是在学校教育出问题的时候,越是体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前两天在北京举行的曼卡托沙龙里,关于“哪种形式的教育对人们应对未来的能力作用更大”的调查,参加者230人,结果149人认为家庭教育最重要,143人认为自主学习最重要,106人认为在职场与社会学习最重要,认为普通学校教育重要的居第五位,只有62人。我不知这个样本是多选还是单选题,还有样本人群及其职业、收入等代表何种人群等,但很高兴的是,大多数人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令人欣慰。家长不为自己孩子负责,政府不可能替你负责(它会用愚弄你的方式说替你负责),因为没有谁比你更爱你的孩子,你必须坚定地意识到这一点。《教材双刃剑下的鲁迅》,是去年刊发在“腾讯大家”专栏上,今天刊于敝公微,如有人要转载,请注明来源“腾讯大家”。2014年6月23日于成都

近几年的秋天,随着新学年的开始,鲁迅作品在教材里的进进出出,就像旧伤口发炎肒脓一样,总是引起传媒和网友们的吵闹。其实这些争论,总体来说价值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总是争论鲁迅的作品该不该删除和该不该保留这样的伪命题,而不去思考背后是什么东西在主宰并导致了这样的原因?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就会在每年秋天,鲁迅的作品“一有风吹草动”,就重复言说,毫无新意,还显得没有一点含金量的振振有辞。

许多人忘记了一个争论的前提,就是教材编写不能搞大一统,不能搞官方垄断。如果百舸争流,教材编写完全由民间自行编写与出版,学校和教师自行选择,乃至他们自行编写,那么鲁迅作品的增加和减少,都会变成一个伪命题。长期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热衷于选林觉民的《与妻书》——两党曾经极不相能,你死我活,却在许多时刻都选这篇文章,那是为什么呢?请参看拙文《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国:重读林觉民〈与妻书〉》,这里面蕴藏着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但在1998年台湾教材编写民营化后,以我所见,台湾民营教材和台湾教育部部编教材也没再选《与妻书》,这里面可以阐释的信息非常之多。但为什么没见台湾教育界、新闻界于此闹哄哄地争来争去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于教育哲学的改变和教材编写的自由竞争。

教育哲学的改变,我们选按下不表。教材编写一旦自由竞争,谁的作品真能带来美的享受、知识的增益、思想的深度、心理上的帮助与成长,便不只能由教材编写者说了算。四九年后大陆的教材编写者,只不过是庞大利益分肥者的一员,像我这样对教材比较有研究的人,都不知这些编写者有何等事功——是否教育有能,写作有得,心理有感的人在编写——更何况万千与教育有关却对教材不甚了解的学生与家长呢?如果教材的编写和选择、讲解,由一线教师做决定,加上家长委员会这样自助性组织的权衡,我想在教材编写、出版、发行、使用上的制衡上一定是会起点作用的。

但或许有人会讲,如果教材百花齐放,深度竞争,那是不是对高考不利呢?那当然相应地要改变全国统一高考的模式——改为各高校自行招考,使得高校竞争成为可能,民营资本真正有可进入之期。有人会说这样太腐败,难道现在的高度垄断没有腐败?请参见我两篇几年前乃至十年前论《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的文章——我并不主张取消高考,而是主张取消全国统一的高考,使高考的资源配置达到一定的优化。同时舒解学生一考定终身的巨大焦虑,一年可多考几次,单是使学生自杀率有所降低便是功德无量的事,何况还有教育上的其它增益?再者,客观题僵死一般的具有统一答案的题,所占的比例应该大幅削减,使得教材的充分竞争成为可能,这一点已经由民国时期的教育成就得以证明。

鲁迅的名声被传播得很广远,如果我们做点像样子的实证研究的话,其实他名声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来自他真正值得重视的小说《呐喊》、《徬徨》,散文集《野草》,更不来自其学术作品《中国小说史略》,而是来自他后期的杂文。名声如何得来,这是作者自己控制不住的,因为作品的传播,有社会之需,更有手握“议程设置”——传播学名家拉斯韦尔、施拉姆等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对了解信息控制与传播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重权的掌控者如毛泽东的深度参与有关。这正如钱钟书的调侃:所谓名声不过就是误会的总和。他的杂文都是随感性质的东西,并没有太深的讲究。尤其是他并没有较好的政治学常识,在公共议论中缺少清明理性,特别是争胜好斗的习性,使得他骂功大放异彩。其间的仇恨教育和怨毒之辞,很容易把把情感与智商正处于发育期的学生,培养成了一个大多丧失理智,不能正常讨论公共问题的谩骂者。

这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许多人没有见识,大陆曾引进台湾学者陈奎憙、张建成审订,谭光鼐、王丽云主编的《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版),将世界级的教育社会学家几乎说了个遍,但几乎很少涉及教材在教育社会学里应有的份量。在马克思、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所处之时代,教材对学校对社会的影响,还没有引致足够的重视,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工业化引起的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还远没有到今天这般疯狂。越到后来,教育越追求规模化效应,讲究一种投入与产出的速成,成为国家至上教育观,以及商业与人力资本全球化对人才需求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民主国家教材编写充分竞争,有时根本就没有教材,但他们的老师能做到在价值观与情感、知识上充分地施展自己的能力,而不受干扰。但对于封闭社会的教育,教材所造成的诸多社会影响之大,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但问题是,教材的编写、出版、发行作为影响学校和社会最重要的媒介,不仅没有引起社会学家的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引致传播学者的深透观察。一篇课文被重复选用,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信息,选它的目的何在?学生能有兴趣地接受否?讲解者有何种能发挥的余地?如果按规定死了的“教学参考”来做,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如果我们能对从民国以降,鲁迅的作品入选教材的情形,做个数字统计的梳理,对其诗、小说、散文、杂文等进行一个入选的分类,那么就不难得出我们的教育在注重鲁迅的什么,从而分析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和时代风尚,甚至教育哲学目的。如果说民主国家的教材问题,还不是个巨大的教育社会学应该研究的问题的话,那么像我们国家的教材编写、出版、发行、讲授,应该成为教育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议题。

研究迅翁的人可谓夥矣,既有“伟大领袖”号召在前,更有众多只能算是“就业大军”的研究者岂甘落人之后?迅翁值不值得研究呢?当然值得深加研究。但如何研究,却是那些只靠他吃饭的所谓研究者,不曾想过或者万万想不清楚的。他们只有辗转稗贩,连鲁迅的知识谱系怎么来的,他们都不甚了然。只有像金纲兄这样的人来下苦功夫,编著一本厚厚的《鲁迅读过的书》,做这样吃力不讨彩的基础研究。同理,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对国人的社会认知、知识的构筑、历史的体会、现实的应对、情绪的形成有何等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尽量做定性定量之研究。而不是流于泛泛谈论,产生一堆无用之口水,每年秋天来发炎肒脓,而毫无精进。如果有人写一本《教材的传播威力:以鲁迅为例》,从教育传播学和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讲,那一定是件功德无量的美事,做得好甚至是本传世之作。可惜的是,只知重复蹈袭的迅翁研究者,哪里能产生这样新的研究视角和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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