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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孟钟捷:在现代性中的焦虑与抗拒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7-30 点击: 994 次 我要收藏

当我们逐渐告别传统/现代、保守/进步如此二元划分的研究思路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反现代性”的观念、人物、事件便获得了被重新审视的契机。在滚滚而来的现代性浪潮中,一些社会群体何以产生焦虑、如何加以抗拒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愈加获得正在产生类似生命体验的中国学人们的青睐。在这一方面,曹卫东教授主编的这两本“德国学术”辑刊的面世(“德国学术”第1辑《德国青年运动》合第2辑《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正是契合了现代性研究的学术转向与当下化的主导趋势。

无论从外界还是自我认知来看,德国历史似乎总是充满着鲜明而又令人困惑的“特殊性”:当跨过莱茵河与多瑙河的日耳曼兄弟们忙着拉丁化时,德意志人却执着地强化自己作为“纯正民族”的身份;当英法两国相继构建起所谓“想象的共同体”时,德意志人却还沉浸在帝国幻想之中;当启蒙思想席卷西部欧洲,并在英法两国生根发芽时,德意志人却“逆流而上”,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坚持专制政体。正是在这些一连串的“特殊性”下,西欧思想家们连同20世纪60年代后致力于反省的德国历史学家们,十分自然地“发现”了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走向纳粹独裁的根本理由:这种“与西欧的分叉之路”堵住了“德国进入民主之路”。换言之,德意志人抗拒西欧思想的心态,注定了纳粹得以夺权的结局。这是所谓“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理论的核心所在。

然而这套历史叙事近来越来越受到更多学者的批评。以西欧现代化道路作为范式的切入点显然忽略了多样现代性存在的历史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反现代性”同样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进一步而言,“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理论只是以比较研究的帽子,遮掩了德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鲜活心态。事实上,在通往纳粹独裁的道路上,不同社会群体是因各自相异的焦虑心态,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抗拒现代性的手段,纳粹只是种种反现代性行动的受益者。正因如此,倘若我们要历史性地理解纳粹运动在魏玛德国末期的成功,必然应该超越“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的束缚,深入到因阶级、代际、性别、种族、职业等不同而存在的各类反现代性群体的文化心理中来寻找答案。这两本辑刊便聚焦在两个互有联系的人群身上:青年和保守派思想家。

“青年”作为代际概念,在德国拥有着十分重要的隐喻力量。“青年歌德”这一称呼就代表着这位伟大文学家在狂飙突进运动中的价值取向,即质疑理性,强调感情。这似乎也是青年人有别于老年人的共性。然而从思想史来看,尽管歌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最终改变了青年时代的基本立场,但他的这种“青年”心态却是此后文化浪漫主义运动的先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换言之,德意志近代历史上的“青年”情结超越了年龄界定,成为一种文化心态的代名词。

“青年”是德意志思想家将德国有别于英法两国的自信所在:早在19世纪初,费希特与黑格尔都相信德意志是蓬勃向上的青年;到一战结束时,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仍然对德意志文化的朝气深信不疑。在这里,“青年”实际上意味着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种种现代性表现(城市生活、民主政治、民族国家、物欲横流等)的质疑和拒斥。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中,青年运动应运而生。

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波澜诡谲的历史起伏中,青年运动却无法为德国未来指出一条明路。最初,它以拥抱自然的野外徒步漫游来唤醒城市人的乡土意识,随后却陷入到一连串的分裂与重组、介入与抵抗的生死决斗中,最终甚至部分形成了亲纳粹运动的立场。这种结局固然同时代的复杂性相关,但究其实质,则是因为青年运动只是一种思想潮流而不是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形式——它专注于反对现代性,却没有提出过一种让德国现代化的方法,所以只好被吸纳到左右两种激进运动中。

正如曹卫东教授所言,“青年运动对于保守主义在20世纪的再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在1918年的创伤中,一部分青年运动参与者成为了“保守主义革命”的主力。令人关注的是,这些保守派思想家们(如创造“第三帝国”一词的范登布鲁克、在魏玛末期积极活动的埃德加·尤里乌斯·容)试图在保守与革命之间进行协调,以建立一种具有明确政治取向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青年运动激烈批判现代性的传统,罗列与诊断了各种现代性病态,以抵制魏玛民主;另一方面却以现代主义的方式,通过模糊的身份认同(即所谓“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来寻求突破现代世界的各种束缚——就当时而言,他们要突破的是《凡尔赛和约》与《魏玛宪法》所构成的从外至内的限制。

在这场最终以失败告终的保守革命中,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反对一元现代性的坚定心理——换言之,这些保守思想家们比青年运动参与者更为狡黠,他们以一种“带有乌托邦思想性质的现代话语”,希望用理性的算计来完成精神的升华,寻求建构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只不过希特勒的能力大大超越了他们的设想:1933年后的一体化进程不可控制;“二次革命”的方案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中化为乌有;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则成为1945年前保守革命所有铰链中的最后一环——但希特勒拥有了超出常人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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