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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读张循先生《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844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学”“宋学”视为一个客观的、有固定内涵可以归纳的对象,并往往欲对二者“下定义”。实际上,清人对“汉”“宋”的使用分歧丛出,在他们自己便未提出任何客观公认的标准,更无固定的“定义”可下,作为后人的我们却欲自作聪明地代他们来做审判官,这完全是误入歧途!这些言论,煞有介事,其实根本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编织出来的一场逻辑游戏,与历史的真实动态的过程南辕北辙。史料中足以提示我们的地方太多了:江永被唐鉴收入《国朝学案小识》,视为“理学阵营”,又被江藩收入《汉学师承记》,视为“汉学阵营”,请问他究竟是什么阵营?连清人自己都分不清阵营,我们又如何能言之凿凿的说什么“居理学阵营”“居汉学阵营”;按近人看法,陈澧是典型的“居汉学阵营兼采汉宋者”,可是在章太炎、刘师培等自认为“居汉学阵营”的人看来,首鼠两端的陈澧哪里有“居汉学阵营”的资格!我们是不是又要找一条客观标准出来,以衡量究竟是近人错了,还是章太炎错了呢?历史本没有所谓“一个客观的真实”,不同的历史人物将看到与记述不同的真实,历史学的任务不是要去评判究竟谁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有什么根据说某些真实比另一些真实更真实呢?历史学的任务毋宁是去描绘这些各种各样的真实在历史的时空中的动态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不是要去回答某人究竟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而毋宁是要清理清人为什么要对他作或汉、或宋的区分。这是当今的思想史研究最值得反思之处,同时,这也是我对我自己此前研究的反思。——摘自张循先生的来信
  【作者简介】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清代学术史与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人类将思想(言语)刊刻于经典(语言),又通过经典(语言)阐释他们的思想(言语)。当然这里所说的“经典”与“思想”的关系则至少应当包含如下几层含义:一是从思想到思想;二是从经典到经典;三是从思想到经典;四是从经典到思想。但是不管二者关系如何,在清季时期学人眼里看来,这都已经是毋须探讨的问题,比如皮锡瑞(1850-1908)在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的开篇就说到了学问中“说”与“写”的关系:
  本朝有鉴于禁诸生立会立社,纪文达公著论深以讲学为非,谓只宜著书不宜讲学,从此以后儒者以讲学为讳,今人忽闻讲学必以怪不知百年以前讲学通行并非惊世骇俗之事……无论何种学术,皆当自求心得,不当是己非人,意有不同不妨周咨博访,互相印证,以折衷于一,是即学弧泒宗旨不可强合,尽可各尊所闻,各之所行,不妨异同。不必争门户,无论何项学术,不要务虚名要切实用,讲汉学者要通微言大义方有实用,破碎支离不成片段者无用;讲宋学者要能身体力行方有实用,空谈性命不求实用者无用(1)。皮锡瑞将“文字”与“言语”、“学”与“行”的关系在这两次讲学中表述的非常清楚,似乎不用讨论,不管是淹贯经典的“下学”,还是发挥义理的“上达”,对于一个想要“求其放心”的知识分子来说,都非常重要,这二者不仅是治学的任务,也是治学的过程。
  但不可否认清代以降,学术(儒学)内部的这种链接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表现在学者们不仅很难在“考据”与“义理”之间寻找共通点,而且自己都已经为这种毫无“义理”的“考据”感到恐慌,陈澧(1810-1882)说:“近世儒者咸知考索,然或《苍》《雅》甫明,华颠已至,窥堂陟奥,俟之何年。又儒者之书,多宏篇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故蒙童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2)朱一新(1846-1894)也说:“圣门以下学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则言理居多仍与约礼之旨无异,盖礼经残缺,古今异宜,大而朝聘燕飨,小而宫室器服,多非后人耳目之所习,与之言理,则愚夫妇可与知,能与之言礼,虽老师宿儒或不能尽通其义。”(3)清代汉学家们的这种偏见往往如是,对经典过分关注与回忆的背后,是汉学家们对虫鱼训诂之学的无比兴奋:
  百余年来,钜材硕学尽发其矫诬妄作之病,由是古昔书传微文奥旨以及数度名物,虽极隐伏,湮塞几绝,多错综异同,条其义类,他考覆亦率精确可观。自元明至今,未有若斯盛焉(4)。
  基于此,清代思想史开始出现一种“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对立及冲突,即所谓的“汉宋之争”,清代学人自己就已经察觉到了汉学与理学的冲突、调适多少受学派时运的影响,并为此而感到担忧,龚自珍(1792-1841)承认“入我朝,儒术博矣,其运实为道问学”,但是他却为学界普遍“道问学优于尊德性”的心理感到担忧,“道问学”的大兴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5)。
  而这种时运的兴与衰并不能单纯等于就给我们演绎出了清代“汉宋之争”的整幅画面。当然,近人研究此一问题的著作甚夥,既有观点多指向“争”——即汉学与理学的对立及后来的消解(6),但“汉宋之争”的内涵并不全然于此。实际上,“汉宋之争”这种提法是值得讨论的,不仅因为近人谈此一问题时必认为考据学家只讲考据,理学家只重义理,更在于二者只是在纠缠不清当中争论一个不同范围的宋学,汉学家非难的只是“陈义甚高,居心过刻”(7)的狭义宋学,确切的从细处来讲,“汉宋之争”这个命题则至少可以包含以下四层含义:一是把“汉宋之争”视为义理学与考据学两种不同学术形态的盛衰消长;二是清儒在经注、经义上对汉注或宋注各自取舍的立场;三是从哲学高度的义理类型之争来看待“汉宋之争”;四是两派的宗旨与性格对“汉宋之争”推进的影响。前三者是比较突出的特征,即汉学/理学之间的聚讼与调停,而通过对学派内部性格特点的考察,是否能给所谓的“汉宋之争”下一个更深层次的定义呢?
一、内在紧张:“汉宋之争”的新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四川大学张循先生刊登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的新作《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8)(简称“张文”)则给了我们一个耳目一新的观点:对“汉宋之争”的关注还应当从汉学(汉学家)的内在性格考量,“汉宋之争”不仅是汉学与理学的对立、聚讼,更是汉学内部的紧张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因为汉学归根结底是儒学的一种,汉学家从本质上还是儒者,受到儒学旨趣的约束,它并不允许自己无限制的从事饤饾考据而欠缺对义理的认知。所以,一方面汉学家们无法抑制对虫鱼训诂的兴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防止其与“德性”“义理”“性命”等概念脱节,而不至于应了方东树(1772-1851)所描绘的那种“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9)尴尬境地,因此这样一来,清代汉学(汉学家)始终处于这种内在的紧张(Inner Tensions)之中。
  当然张文提出的这个假设应有两个前提:
  一是纵观清代“汉宋之争”的分期,笔者在拙著《学归大统:清代“汉宋之争”的三个阶段》提到的一个观点,不管是从心态、时间、作用、影响等因素考察,清代汉学家“扬汉贬宋”的程度都甚于后来理学家的“护宋批汉”,亦即对应的“道问学”较“尊德性”来说更持久更有其生命力(10)。实学思潮的兴起,使得宋明理学发展至清代旁生出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舆地、典章制度为内容的汉学,这虽然是学术传统“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一种趋势,但这种转变则至少假借了三种因素:其一,明末学者们指斥理学空言误国,则汉学的抬头必有其适应学术轨迹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其二,汉学从背景上升到主题,官方的首肯是不可缺少的,例如乾隆中叶始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极力推崇汉学的合法地位,“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11),同时认为理学“其大旨以道学之盛衰定帝王之优劣,而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12);其三,此一时期,学者、官僚、士大夫们对经学的重新考证,使得汉学有了从淡忘走向主流的契机。由于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汉学(家)具备了“内在紧张”的资格与主动权(13)。
  二是儒学本身的传统重德性而不重问学,按照张先生的话来讲,儒学不是一门追求知识的学问,而是一门追求道德的学问,就汉学家自己而言,考据本来就是一项搜山检海的艰难任务,清代浙江海宁学者陈其元(1812-1882)就曾发出“考据之难”这样的感慨,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读了唐国子祭酒李涪的《阁贴》刊物,至老死也不会明白右军书死罪是何意,“短启出于晋、宋兵阁之际,时国禁书疏,非弔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14),他说这样晦涩难解的词意如果不是因为翻检典籍,人多不知。而对于清代的理学家而言,若汉学家“与之言古训,则骇然以为迂晦而难通,塞耳而不能听也”,所以汉学家对此不免着急,“此学问之所以日入与靡烂而有终身读书不识一字之诮也”(15)。基于这两个前提,张文所提出的这个新解释则是顺乎自然,第一个前提符合张文所说的汉学(家)可以在针砭理学“强作聪明,妄生疻痏”的同时而对训诂考据产生极大的兴奋与兴趣;第二个前提符合张文所说的因为受到儒学旨趣的局限而不得不防止其与德性”“义理”“性命”等概念脱节,所以基于这两个前提与事实,汉学(家)的内在紧张与纠结则顺理成章,在所难免。
二、两种不同层次的“汉宋之争”
  既然这种内在的紧张已经预示着清代思想史会有一场大争论,那么这种紧张所指向的路径又是怎样的呢,为此张文给我们勾划出了表征清代“汉宋之争”中汉学内在紧张的两层轮廓:一是“穷经”与“进德”:汉学内部的第一层“汉宋之争”;二是“考据”与“义理”:汉学内部的第二层“汉宋之争”。
  从“穷经”与“进德”的角度来说,因为清初以降,“道问学优于尊德性”使得与之对应的汉学与宋学的命运便越来越不对等,汉学家程廷祚(1691-1767)在给程晋芳(1718-1784)的书信中提到:
  秦汉以来,后学者所务,实繁有徒,不可以不知所择,诚有如足下之所虑者,窃谓儒者之业,以希圣希贤为本,欲求进于是,为穷经近之,此经学所以为众学之本也(16)。
  主于这种“穷经为本”的思想,清代“说经尊汉,立身宗宋”的思想是求学范式不一的具体表现,简而言之,清代汉学内部“求知”有“求知”的方法,求知者可以淹贯群经,钩索微沈,与“修德”两相统系,毫不相关,钱大昕在给他同学严元照(1773-1817)的《娱亲雅言》所作的序中,勾勒出了上述这些汉学家的性格:
  涉猎古今,闻见奥博而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鉏鋙,说经必尊服郑,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词以取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17)。
  钱大昕的话,精辟的勾勒出了时下汉学家们的嘴脸,但恰恰是这些倡导“穷经”最力的学者,却又最为担忧“有学无行”会使得传统儒学不能容忍,所以其内心亦或有“穷经”与“进德”并不可分割的认识,只不过因为乾嘉的缝掖巨儒们崇尚训诂之风,这些声音显得有些微弱,这种思想的出现,表明了汉学家始终担心缺乏德性的治经线路会脱离儒学樊篱,因而造成了第一个层面上的冲突:在汉学内部形构成了一对汉学与宋学,二者并制造出严重的冲突,汉学家不能放弃对典籍的解读与回忆,但又恐过度的解读会带来“德性”层面的缺失。
  从“考据”与“义理”的角度来说,张文认为,宋儒虽好谈性天,但是在他们的学问中还有一层有别于“德性”的“解经”工作,只是宋人说经喜重义理、讲道,这一点清代汉学家有意识的将其与自身家法划分界限。例如章学诚(1738-1801)在给其孙的书信中认为:“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18),但是宋人治经往往又有删经改经之嫌,他们“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19)。这一点是汉学家们无法接受的,钱大昕认为宋儒说经有强为之辞而招摇撞骗之嫌:
  圣人所以经纬天地者,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于道无所不通,于义无所不该。而守残专己者,辄奉一先生之言以为依归,虽心知其不然,而必强为之辞。又有甚者,吐弃一切,自夸心得,笑训诂为俗儒,诃博闻为玩物,于是有不读书而号为治经者,并有不读经而号为讲学者(20)。尽管清代状元姚文田(1758-1827)在学人盛行考据、尊汉诋宋的情况下,一语驳斥了钱大昕的这种观点:
  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尧舜,得孔孟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诸儒而传,天下一日而不昏乱,即宋诸儒之功,无一日不在天壤,至其所著之书,岂得遂无一误,然文字小差,汉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为诟病,今之学者粗识训诂,自以为多,辄毅然非毁之而不顾,此何异井龟跳梁而不见江海之大也(21)。姚文田的这句话言下之意是:汉学家对文字的纠缠实际是一种极端不自信的表现,然而恰是汉学家片面理解使得第二层冲突更显激荡:汉学内部的有崇尚“问治经必通训诂,博稽制度,进求义理以达诸躬行”(22)的心理,例如江藩(1761-1831)认为“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23),儒者的明体达用只有通过对文字的不断考证,这庶几是一个从经典到思想的过程,段玉裁(1735-1815)引戴震的话则将这层意思更推进了一步,“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24),义理是考据的先导条件。但实际情况是汉学家似乎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在汉学家钱仪吉(1783-1850)那里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他说:
  不善学者徇末而忘本,汩其聪明,增其矜肆,徒驰务于闻见之博,不暇求理义之悦心,观其言行与其所记诵,判然为二事,则于学问之道,果何益乎?嗟乎,自道之不明,汉唐以来,沈溺二氏者。无论即儒者之涂,亦多且歧也,士大夫心思好尚又古今递变,而或至相反相攻讦,必有其终不可变者,君子所以贵择善也(25)。所以张文就认为,由于汉学家欠缺义理的考据最终并不会合乎学理逻辑,使得“考据’与“义理”层面的冲突纠结愈发严重,“考据”与“义理”对于治学的之人来说,孰是孰非,孰先孰后,在清人的记忆中,已经模糊、迷茫得不知所措了。
  初看上去,张文的这两个观点似乎并不新鲜,因为两大部分似都在对一个事实的变相陈述:清季的“汉宋兼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认知上的渐进,同样发生在乾嘉诸老身上,汉学极盛时,汉学阵营并不排斥兼宗汉宋苗头的出现(26),这种苗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汉学家自我批评不能知行合一、明体达用,比如邵晋涵(1743-1796)在与章学诚讨论修《宋史》宗旨时便出于这样一种用意而提到:
  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鐘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乎?(27)二是反对纯粹的考据,治经应当以义理为本。总括起来,这种兼采思想阮元(1764-1849)在《拟国史儒林传序》中的进行了描述:“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28)不管是穷经/进德,还是考据/义理,无非都是告诉我们,汉学家内部对待汉/宋的态度格调并不同成一式,但实际上张文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握住了这种苗头出现的本质,即抓住了汉学(家)细微的心理特征。清代汉学并没有走向死胡同,这无不得益于许多汉学家游弋于汉宋两派之间,主张汉学吸纳理学的精华,可以这样认为,张文恰道出了它的所以然:正是汉学家的这种紧张、冲突、纠结的性格特点,使得上述苗头得以出现,促成了汉学不至于走向更加局蹐狭隘的境地。
三、“汉宋调和”:内在理路与外部冲击
  对于汉宋的调适、兼采、融合、消融这样的概念,生活在清代的很多学者就已经深有感触,前文已提到汉学盛极一时也并不排除有兼采思想的苗头,仍可见有调和汉宋的主张散在方册之间,只是这种苗头欠缺主动性的诉求,比如卢文弨在收到彭绍升(1740-1796)寄给他的《二林居》制义一册,对彭绍升攻击朱子颇为不满,几乎全盘否定了他的著书:
  朱子大儒,古今驳难不一,其于朱子无伤也,而年兄乃肆笔逞臆,不顾所安如此,即以前辈而论,意见各殊,尚当婉约其辞,宁谓朱子而可横?若斯也,首篇如此,是以未及遍观,虽有他作之合理者,而亦无救于此之离经而畔道矣!(29)
  而从翁方纲的赞扬中,也能看出卢文弨有“汉宋兼采”的趋向:“今之学者稍窥汉人崖际,辄薄宋儒为迂腐,甚者且专以攻击程朱为事……抱经题跋诸篇…校正古今虚公矜慎而不蹈流俗之弊也。”(30)又如焦循(1763-1820)说:
  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邪?……学者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则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也,则亦未足为述也。且夫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讵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31)。焦循在治学过程中,能做到旁通、相错、时行,其代表作《孟子正义》就很好的反应了新义理观下的疏证,“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羲、文、周、孔之恉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伪疏踳驳,未能发明,著孟子正义三十卷。谓为孟子作疏,其难有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诸家之说,而下以己意,合孔、孟相传之正恉,又著六经补疏二十卷,为学者称颂一时”(32)。后来清季硕儒张之洞(1837-1909)在痛批汉宋家法门户时说到:
  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诋諆求胜,未为通儒(33)。言下之意,儒学到了清代,似乎出现了集体失忆的状况,他们很难理解读书和治心、考订与议论竟然还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在汉学家那里,他们不仅仅漠视、淡忘,甚至在曲解儒学的旨归,对于这样一种淡忘,到了清季,学者们逐渐的恢复了记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识,生于天而成于人,是以君子贵学,学以逾愚,学而无识,则愈学愈愚。虽考据精博,颛门名家,仍无益也(34)。他们将这种携私报复的心理归结为尽在做“为人”之学而非“为己”之学,即如江苏宝应学者成孺(1816-1883)所说:
  为己则治宋学,真儒也,治汉学亦真儒;为人则治汉学,伪儒也,治宋学亦伪儒……义理,论语所谓识大是也,考证,识小是也。莫不有圣人之道焉。事父母君,识大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识小也,皆师教所不废,然不可无本末轻重之差(35)。
  同时有很多置身局外的学者也恰能给他们勾勒出学问的旨归,例如清季文学家谢章铤(1820-1903)就说“考据实事求是,岂可厚非”,例如他说朱梅崖“读误本说文姑字注以夫母为大母,通人引之以为口实”是“太不考据之过也”,国朝通儒迭起,但汉学家们也并不“以考据而害其为正人乎?”(36)又如清代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就说:
  人生学何穷,当知寸阴宝。所难在实践,所尚在闻道。贫贱安足尤,戚戚丧怀抱。名理非空谈,训诂戒浮躁。术业分门户,聚啄特烦扰(37)。外界的认知往往如是,然而乾嘉之后,汉学有颓废趋势,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却告诉我们,当时的宋学家在对待“汉宋之争”的问题上仍旧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向,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学,发明训诂,可谓盛矣,澧以为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38)。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样两相不能谅解的局面最终还是得以终止,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汉宋之争”消弭的主导因素?
  张文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汉宋之争”的渐次消化与一整套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逐渐在中国流行密切相关,言下之意,所谓的考据、义理之争因清季以降“科学的统系”代替“经籍的统系”而全面瓦解,换言之,西方完善的学科体系不仅瓦解了“汉宋之争”,也因“汉宋之争”的接引而得以进入中国。言下之意,西方学科统系进入中国,恰假借数百年来“汉宋之争”对学者内心所造成的对立冲突,有意识的将哲学与科学对应我国古代经典学科体系中的义理学与考据学,汉学(考据学、实学、古文经学)十分强调名物训诂、无征不信,它与近代实证哲学所追求的经验事实与科学方法蔚为相似,而为汉学家们鄙弃的“以似乱真,汜滥日甚,至于诡托高妙,猖狂妄行,糟粕典籍,诋为俗儒”(39)的宋明理学,恰类似被实证主义学者们反对的形而上学。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对于经籍统系中的学者来说,不至于在准备接受时而堕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通统论之,张文绕开了既有研究中对“争”的过分关注,转而从汉学阵营及汉学家的内在心理因素进行了考察,围绕有清一代汉学家内心“穷经/进德”“考据/义理”的冲突与紧张,不管是死守汉宋门户还是主张汉宋调和,这种心理因素一直左右着清代汉学的发展,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尽管这种心理影响到了“汉宋之争”的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一时期汉宋势力的消长,但是如果我们再从更细出考察,既然汉学家的内在紧张心理与“汉宋之争”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从通过检讨清儒各种学术笔记,围绕一个中心问题、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的众多劄记中,我们是否还能换过一个视角,从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出发,对各个时期汉学家治学的心理特征再进行更为细腻更为详实的描述?如此,则更期待能拜读到张循先生的又一大作。
  张循先生对拙文《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原载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汇刊》总第25期)的批评指正.深受感悟,谨致谢忱!
注释:
(1)分别参见:《湘报》第2号,《皮鹿门学长第一次讲义》《皮鹿门学长第二次讲义》,载《中国近代期刊汇刊第二辑》第13、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2)[清]陈澧:《东塾续集》(卷4)第141页,收入沈龙云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编第77辑第762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亦请参见张循:《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从陈澧的“汉宋调和”看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深层含义》,载《汉学研究》,[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第29卷第4期。
(3)[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4)光绪广雅丛书本。
(4)[清]毛岳生:《惜抱轩书录序》,载《四库提要分纂稿》第549页,[上海]上海书店2008年版。
(5)《江子屏所著书序》,见[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3辑)第19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6)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以参看周积明:《乾嘉时期汉宋之“不争”与“相争”——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该文认为“乾嘉时期,在汉宋相争的同时,也存在融合、兼采的一面,但两者之间是有层次可分”,引自该文第1页;黄爱平:《〈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载《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该文认为“清代汉学是在同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引自该文第44页,其余论著不尽枚举,大抵如是。
(7)[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8)(13)张循:《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3月总第63期。
(9)[清]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载《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3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0)可参见拙作:《学归大统:清代“汉宋之争”的三个阶段》,载《朝阳人文社会学刊》,[台中]朝阳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10年第6月,总第16期。
(1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毛诗稽古篇三十卷》,[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古籍文献室特藏。
(1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9),《小学史断》。
(14)《考据之难》,见[清]陈其元:《闲庸斋笔记》(卷4)第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5)[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2)《九经古义序》,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432第569页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6)[清]程廷祚:《清溪集》(卷9)《与家鱼门书》第361页,载《金陵丛书》(乙集),蒋氏慎修书屋民国三年校印。
(17)[清]严元照:《娱亲雅言》(卷1)《钱序》,载《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册175第488页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8)《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见[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99-800页,[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9)[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卷8)《经学变古时代》,载《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册179第411页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0)《抱经楼记》,见[清]钱大昕:《潜研堂集》(卷21)第34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1)[清]姚文田:《邃雅堂集》(卷1)《宋诸儒论》,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482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2)[清]邵晋涵:《南江文钞》(卷8)《庚子科广西乡试册问》,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463第484页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3)[清]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第18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24)[清]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载《戴震文集》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5)[清]钱仪吉:《桁石斋记事稿》(卷1)《新修句容县学宫记》,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509第49页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6)拙作:《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载《史学彙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暨史学系。
(27)《儒林传下一.邵晋涵》,见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8)第18册第55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28)《拟国史儒林传序》,见[清]阮元:《研经室集》(卷2)第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29)[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18)《荅彭允初书》,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432第703页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0)[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12)《送卢抱经南归序》,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455第461页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1)[清]焦循:《雕菰楼集》(卷7)《述难四》,[苏州]文学山房刻本。
(32)《焦循》,见《清史稿》(卷281)第13256-13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33)《读经劄记》,见[清]张之洞:《张之洞全集》(卷272)第9794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4)《无邪堂答问》(卷1)光绪广雅丛书本。
(35)《儒林传上二.成孺》,见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67)第54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36)[清]谢章铤:《赌棋山庄所著书》(卷7)《与惺斋论闽儒纪要书》,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545第345页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7)[清]王贞仪:《德风亭集》(卷10)《自箴》,载《金陵丛书》(丁集),蒋氏慎修书屋民国三年校印。
(38)[清]陈澧:《汉儒通义》(卷1)《序》,番禺陈氏《东塾丛书》刻本咸丰八年刻本。
(39)[清]钱仪吉:《桁石斋记事稿》(卷1)《临安儒学重建尊经阁记》,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册1509第47页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原刊《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11年2期第247~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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