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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象征的诗美追求——李商隐诗歌的用典艺术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768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李商隐是唐代诗人中用典最多的一个。典故的运用使得其部分作品语义晦涩,寄意曲折,甚至成为诗谜。历来有不少人考证义山诗中典故的年代、事件、人物,试图强解诗谜,其中不少颇有穿凿附会之弊。本文立足于典故,试从典故本身艺术面貌挖掘义山诗的艺术特点,希望能找到它们传诵千古的原因。
  主题词:李商隐;用典;隐幽
  用典,就是在文学创作中引用“出于古书典籍中的轶事、趣闻、寓言、传说人物或有出处的诗句、文章”[1]。它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在修辞学上应属引用修辞格。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论“引用”一格,把它分为明引法和暗用法,并以为“暗用法最与所谓用典问题有关系”[2]。用典之法,古已有之,从《诗经》、《楚辞》始,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颇为盛行。时人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3] 因此用典又称用事。这种用事、用典之法,借古事来表现现实生活内容,使文辞含蓄、委婉,起到暗示作用,与当时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文人不能直言其事、直抒胸臆有莫大关系。此外,用典往往以两三四五言概括历史故事、神话传奇等,每一个典故背后都蕴含着宏大的历史背景、丰厚广博的文化知识、独特的美学意境、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和由此而来的人生感悟,具有浓缩了的丰富性、压抑了的联想性,以简明、洗练之貌呈现给读者巨大的遐想空间,收到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这一点与古代文言、诗词的特点和要求相合。自魏晋以下,用典成为诗文中常见的修辞手法,也就不足为怪。到了唐代,李商隐对古事典故的偏好十分明显,他的用典别出一格,使诗歌凝聚着一种浓郁又不失清新的幽古之情,笼罩在一层朦胧幽致的面纱之下,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虽生活在晚唐,他的诗歌仍不减繁华富丽的盛唐气象,风格多样,变化无端。无论政治诗、咏史诗、爱情诗、咏物诗,都婉曲见意,兼有咏怀。刘熙载《艺概》谓之“深情缅邈”[4],叶燮《原诗》谓之“寄托深而措辞婉”[5]。这种情深辞婉的基本风格跟诗人的用典分不开,又在用典的基础上拓展出朦胧、象征的独特风貌。
  李义山是用典使事之能手。他用典之多、用典之巧妙奇崛,在前人少见。在后人公认他最擅长的七言律诗中,典故所在,有的两三处,有的六七处,有通篇;有的联联用典、句句用典,有的一句之中嵌有几个典故。对典故题材的精心选择、灵活运用,或以典故意象构筑诗境,或以典故意蕴融入诗歌整体氛围,反映了与晚唐其它诗人一致的对诗美的刻意追求,也是其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之一。这在他的政治诗、爱情诗中有更集中的表现。
一、诗美的追求:李商隐的用典之法
  (1)典故的选择
  李商隐的用典,是出于不得已。在政治理想上,他受儒道两家综合影响,“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6],想要像范蠡一样做出一番回旋天地的事业,然后归隐江湖。然而他出身寒微,一生寄人篱下,辗转于牛李党争两派之间,科考受排挤,又失去政治自由。长期的幕僚生活,压抑了他的身心。他的爱情之路更多痛苦与忧郁,与洛阳柳枝、玉阳宋真人、妻子王氏的三次恋爱,均多波折与阻隔。政治的失意、爱情的多折在那个礼教社会中都是敏感话题,再加上处境的恶劣,身份的卑下,抑郁、感伤、内向的个性特质,使诗人经常心事钳口难言,“几欲是吞声”[7]。把这些不得已表现在诗中,他多用典故、隐语等曲折表达自己的思想、说明当前的问题。
  出于表现内在情感的必须,围绕主题,在政治诗、咏史诗中李商隐多用那些与自己身世相似或自己十分仰慕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融入诗中。譬如贾谊,这一寄托了诗人政治理想的人物,在义山诗中多次出现。有咏史题材的《贾生》,全篇用史事,仅选取汉文帝召见贾生长谈却“不问苍生问鬼神”[8]一事来推陈出新。“贾生年少虚垂涕”[9],“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10],“空闻迁贾谊”[11],“贾傅承尘破庙风”[12]等等,各自用贾谊生平一事切合主题,烘托诗人感于身世、不失上进又受压抑而产生的时刻不同的内心情感体验。诗人的主观感受与依据它选取的典故本身的意蕴达到浑然天成之境,令读者感觉新鲜、真实、贴切、完美。
  现实生活的残酷令诗人身心颓废,茫然不知所措中他陷入一个梦幻世界。他的爱情诗,就选取了一系列来自神话传奇的非现实色彩的典故意象,诸如珠泪、玉烟、蓬山、青鸟、彩凤、神女、碧城、灵风、梦雨、紫府、瑶台、秦楼等等,构筑他那虚无缥缈的仙境或不可抵达的梦境。这些典故包含有凄迷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把诗人朦胧、迷离、虚无、执着、伤感的内在心境展露无疑、烘托到位。同样,他们是为主题——对爱情的炽热追求和追求幻灭的怅惘服务的,把主客观意识融于一炉,于婉曲之中见深挚,诗歌的形式与意境统为一体,相得益彰。
  (2)用典技巧
  李商隐好用典故,非常讲究技巧,多是有意识地将典故融入表达之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以累累学识为基础,他用典出入经史,但并不为炫耀文采、卖弄风骚,而是活用、新用,力求表现主旨、传达美感。因此他所用的典故只更引人入胜,虽颇显生涩而毫无失度、牵强、枯燥之感。
  一是拈用,直接用原典,或化用前人语句,将古诗文中原话照搬或稍加改动。继杜甫《咏怀》、《北征》后堪称“诗史”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对唐王朝二百年来治乱兴衰之景作了总结回顾。仅这首诗中,“伊昔称乐土”之“乐土”,“万国困杼轴”[13]之“杼轴”,“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14],“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15]之“相焚”,“九重黯已隔”[16]之“九重”,等等,大量的化用,使语言精粹,凝聚一种深重沉郁的历史感,联通今古、寄怀深远,感慨良多。
  二是掇合,用关联词等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相干的典故巧妙织入一联中,表现复杂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情感。“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17]兼用条件反问表达自己只能为友人刘蕡(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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