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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与新加坡城隍信仰之比较研究——以城隍庙为中心的考察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744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城隍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信仰文化,其信仰范围不仅在中国,也流传到东南亚国家。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都源自于中国本土,但在持久的社会变迁中,却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本文拟将探索两地城隍信仰的基本形态,勾勒其基本轮廓,并作相关比较。
  关键词:台湾;新加坡;城隍信仰;比较研究;社会变迁
  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1]源远流长,根据正史记载,祭祀城隍最迟在齐梁之际(公元6世纪60年代)已经出现,城隍是城池保护神。唐代以来,城隍的故事广泛流传,奠定了城隍信仰的发展基础。宋元以来,城隍神祠已遍及天下,城隍被纳入道教神系。明清以降,城隍被纳入国家祀典,成为强制性的天下通祀,具有扩散到全国的合法地位。清亡以后,中国历经五四、文革…等运动,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几乎成为一种逝去的信仰文化,而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仍然活力十足。[2]
  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虽然同源,但却不尽同流,他们在持久的社会变迁中逐渐塑造出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从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建立、转变,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予以探析,并比较其中的差异,勾勒基本轮廓。
一、移神运动的塑造: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建立
  城隍信仰在台湾与新加坡的建立主要是受移神运动的塑造。清代,中国东南沿海掀起了一股移民东南亚的浪潮,这些移民将自己的信仰带到移民地,移神和移民几乎同时进行。台新两地的城隍信仰即是在此背景下建立,但两者建立的时间、原因,以及主导力量各不相同。
  台湾纳入清代版图后,便开始了官方的移神运动。清代沿袭明代旧制,将城隍列入国家祀典,规定每个城市必须设置一间城隍庙,以象征帝国政权对当地社会的控制。因此,台湾的城隍信仰在建立初期主要由官方主导,它的信仰基础是从中国本土大量移殖而来的汉人,他们将自己的风俗习惯融入日常生活,把台湾复制成了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
  由于台湾是新附地区,一切尚属草创,待地方事务步入正轨后,地方官员就必须竭尽所能建造城隍庙。[3]台湾最早的一座城隍庙建于明郑时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在台湾建立一府三县,该庙被确立为台湾府城隍庙。台湾县城隍庙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171),诸罗县城隍庙始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凤山县城隍庙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些寺庙多由当地知县和士绅捐建。[4]此后,随着地方建置的扩增,各县、厅也陆续建造起了城隍庙,一直到光绪年间,仍在建造城隍庙。清领时期的台湾城隍庙还是官府发布示谕的场所,借用城隍信仰来推行实际政务。[5]
  除官祀城隍庙外,台湾还有民祀城隍庙的情况,这也是台湾城隍信仰建立的另一支力量。台湾的民祀城隍庙主要由移居台湾的大陆移民所建,他们往往从原乡携带香火或神像渡台,建造分灵城隍庙。如大稻埕霞海城隍庙、重寮安溪城隍庙……等都是私祀城隍庙。这些城隍接近于乡土保护神,更符合人民需求。并且,私祀城隍庙的庆典活动比官祀城隍庙更为热闹活泼。[6]于是,台湾的城隍信仰在官民的双重移神运动中得以建立。
  而城隍信仰在新加坡的建立要比台湾晚得多。当19世纪30年代中国移民大规模进入新加坡时,新加坡已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对于新加坡的移神运动主要是民间自发行为。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后,往往会根据他们的方言和习俗分成若干帮派[7],建造供奉他们信仰神明的庙宇,成为同乡活动、联络感情和解决地方事务的场所。新加坡的城隍一般被供奉在这些帮权庙宇之中。[8]
  据现有文献记载,新加坡最早供奉城隍神的庙宇是创立于于道光八年(1828)的恒山亭,其与台湾府城隍庙(1684)相比,相差近一个半世纪。在19世纪的乡村或丛林地区,也有一些村民在简单的亚答屋中供奉城隍,他们大部份是由华侨从中国祖籍地分灵而来。[9]这一时期,城隍与地域色彩浓厚的主祀神明[10]相比,其地位并不突出,但仍被视为保佑家乡的神明,并且每年都会有盛大隆重的祭祀仪式举行。[11]直到1905年,新加坡市区才建立了一间主祀城隍神的星洲城隍庙。[12]其与台湾府城隍庙相比,相差两个多世纪。
  由此可知,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在台湾与新加坡的建立都与移神运动有关,移神和移民几乎是同时进行,但台湾城隍信仰的确立时间要比新加坡早近一个半世纪。台湾的移神运动主要由入主台湾的清政权推动,移民起辅助作用。城隍纳入国家祀典,城隍信仰成为官方主导的信仰,几近官方宗教,并且在民间也有私祀城隍的现象。而新加坡却是英国的殖民地,并不具备台湾那样的先天优势,城隍信仰只能在民间流行,台湾比新加坡更具适合城隍信仰发展的文化土壤。[13]
二、隐形力量的冲击: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转变
台湾与新加坡的城隍信仰在建立之后,在历史长河中都受到了隐形力量不同程度的冲击,并发生了不同方式的转变。台湾的城隍信仰主要在日治时期(1895—1945)因政权鼎革而发生转变,而新加坡的城隍信仰主要在新加坡独立(1965)因佛道组织的影响而发生转变。
  日治时期,台湾的城隍信仰因政权鼎革,其官方宗教的地位被国家神道或内地佛教所取代,而成为完全的台湾民间信仰。政权鼎革后,新政权带进优势的武力、文化和宗教,将台湾传统的宗教信仰一概视为“旧惯习俗信仰”,城隍信仰由此失去了正统地位和国家支持。[14]为了应对危机,台湾的城隍信仰迅速转入民间,经常举行民间化的庙祭和迎神庙会,只是在表现方式和信仰内涵上有所变迁。
  日治初期,殖民政权对民祀城隍庙的影响较官有城隍庙小,大稻埕城隍庙在1897年,就恢复了迎神绕境的传统。1898年以后,全台各地的城隍庆典活动逐渐恢复,各地城隍庙纷纷仿照稻江城隍庙模式,举行绕境活动。1908年,台湾的纵贯铁路全线通车,台湾传统的庙会节庆活动打破地域疆界的限制,逐渐扩展成全岛性的活动。但1915年发生“西来庵”事件[15]后,日本采取比较严厉的宗教政策,将台湾的旧惯信仰斥为“迷信”,但仍不能阻挡这种潮流。中日战争之前,全岛各地的城隍庙会活动大多能引起相当的盛况,并且融入了日本文化。中日战争爆发后,岛内掀起了皇民化运动,对原有寺庙进行整理,但岛内的庙会活动并没有遭到立即行和全面性的禁止,大稻埕、新竹、嘉义…等地依然照常举行。[16]
  新加坡的情况与台湾大有异趣。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内部宗教多元和种族多元。建国后,新加坡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宗教政策[17],为城隍信仰在新加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加坡早期中国移民以信奉道教或佛教为大多数[18],并且基本上佛道不分。但新加坡独立之后,随着佛教组织和道教组织的日益完善和壮大,信徒开始对佛教和道教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新加坡的城隍信仰出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两种发展道路[19]。在这场民间信仰佛道分流的过程中,新加坡四大城隍庙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都城隍庙“由僧到俗”,双林城隍庙“佛道并立”,韭菜芭城隍庙和杨桃园城隍庙“由俗入道”。
  都城隍庙由僧人瑞于法师创立,一开始就带有深厚的佛教色彩,但他1953年圆寂后,城隍庙由俗家弟子接管,他们把非佛教的仪式带都进城隍庙,使其佛教色彩越来越淡,而民间信仰色彩越来越浓,并以举办“冥婚”出名。其在市区重建计划中没有顺应时代潮流,成为公共社团,这座百年老庙现在沦为一间家族式的小庙。双林城隍庙原为广福宫,是一间乡间小庙,后因在莲山双林寺修建在其地段上而被双林寺归并,成为其管辖下的庙宇。双林城隍庙虽属双林寺管辖,但从信仰的性质上看,仍属于道教俗神信仰。双林寺是新加坡佛教最大丛林,其在新加坡建国后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作为双林寺的依附性建筑,双林城隍庙内常常举行佛教仪式,这也显示新加坡佛教对于民间信仰的包容性。韮菜芭城隍庙的城隍是福建安溪主神“清溪显佑伯主”的第五副身,在1918年左右随安溪移民分灵新加坡,而杨桃园城隍庙则是由韮菜芭城隍庙分灵而产生,这种分灵行为是城隍信仰流传的常态,带有强烈的地缘认同[20]。韭菜芭城隍庙在城市翻新运动中申请为合法社团[21],并和凤玄宫组建为联合庙,由此变身为公共机构,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韭菜芭城隍庙还积极向正统的道教靠拢,并一跃成为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而杨桃园城隍庙在向道教的靠拢过程中,既承认城隍信仰属于道教,又不想失去佛教徒,于是在旁边建立了一间更为宏伟的佛寺,成为佛道并重的庙宇。[22]
  台湾与新加坡城隍信仰的转变都某种隐性力量的冲击,但他们在这种社会变迁中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三、时代精神的要求:城隍信仰在台新两地的影响
  进入现代以来,城隍信仰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民间信仰,已经走出庙宇深刻着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主要表现在城隍信仰的社会功能和信仰网络上。
  台湾的城隍信仰从日治时期开始,就经常举行融入了宗教、民俗、商业、娱乐…等元素的庙会活动,这些活动大多着眼于商业利益,且彼此间相互模仿改良,呈现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特点。[23]近些年来,很多城隍庙陆续恢复了这些俗世的传统,台北霞海城隍庙即是其中的典型。台北霞海城隍庙每年都会举行庆祝城隍圣诞的迎神庙会,有“五月十三人看人”之说。台北霞海城隍庙还会根据现代人的需求在庙宇内添加神明,月下老人即是其中之一,受到青年男女的特别青睐。这反映了现代人对美好姻缘的期待。[24]台北霞海城隍庙还一直朝着宗教和文化结合的方向转型。自1996年起,为了响应迪化街“年货大街”活动,每年都要供应约二十万杯平安茶,并举办弄狮阵、写春联、捏面人等民俗活动。又为了使庙宇和小区有良好的互动关系,经常举办“大稻埕逍遥游”的历史古迹导览活动。[25]体现其社会功能。
  另外,台湾的城隍庙还加强与其祖庙的联系。如台北霞海城隍庙经常组团到其祖庙福建后溪霞城城隍庙进香谒,鹿港城隍庙也经常组团到其祖庙福建石狮祖庙拜祖进香[26],建立起谒祖网络,加深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新加坡的情况和台湾颇为相似,但也各有特色。新加坡城隍信仰的发展属于后起之秀,以韭菜芭城隍庙最为典型。韭菜芭城隍庙原本是乡间小庙,自注册为财团法人后,发展迅速,并一跃成为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韭菜芭城隍庙不仅和城隍庙系统交流广泛,而且和中国道教团体联系紧密。在新时期,韭菜芭城隍庙不仅进行商业化运作,还根据信徒需要增设神明,扩大信仰网络。其在1993年从北京白云观元辰殿分灵六十尊太岁神供奉在太岁殿,2007年从四川青城山请来武财神赵公明,自2004年以来每年举行大规模的祭孔活动。[27]在社会功能方面,还特别成立城隍慈善基金会,除分发奖助学金、教育基金,还与基层小区合作成立社会服务与慈善机构。
  韭菜芭城隍庙从1990年开始,还加紧与祖庙福建安溪城隍庙建立联系,以确立其城隍信仰的正统性。韭菜芭城隍庙通过其优势的经济力量逆向控制了祖庙的分灵事务。在祖庙的支持下,韭菜芭城隍庙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宗教资源,而且还利用其掌握的分炉权建立城隍信仰的跨国网络。在其主导下,福建安溪城隍庙恢复了城隍春巡活动,韭菜芭城隍庙每年都会派出庞大的谒祖进香团,以保持和巩固它在这个跨国网络中的优势地位。[28]这种活动加深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和新加坡的文化交流。
  如今城隍庙习俗已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会有国际城隍文化学术论坛和世界城隍庙联谊大会举行,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文化交流必然更加广泛,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更为三地之间的文化交融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书目:
邓嗣禹,〈城隍考〉,《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1980)。
凌淑菀,〈台湾城隍信仰的建立与发展(1683-1945)〉(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
蒋毓英,《台湾府志》,卷六,庙宇。
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卷七,艺文。
周钟瑄,《诸罗县志》,卷十一,艺文志。
李丕煜,《凤山县志》,卷九,艺文志。
徐李颖,《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王斯福,《帝国的隐喻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李焯然,〈社群流徙与信仰迁移:新加坡的安溪移民与城隍庙的分灵活动〉,《成大历史学报》第三十六号,2009.6。
石秋宏,〈石狮城隍信仰及其在台湾、东南亚的传播〉,《闽台文化》第四期,2000。
注释:
[1] 对城隍的历史,邓嗣禹有了更为细致的考证,本文采纳其说法。邓嗣禹,〈城隍考〉,《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1980),页55-95。
[2] 凌淑菀,〈台湾城隍信仰的建立与发展(1683-1945)〉(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页40。
[3] 在城隍庙建造之前,地方官员一般会在厉坛祭祀城隍。中国本土的城隍信仰自明代以来有坛祭和庙祭并存的现象,但在台湾,坛祭由每年三次改为每年一次。同样的,“三巡会”活动也由每年三次改为一次。在中国本土,城墙、官署、孔庙通常比城隍庙建设得早,但在台湾,除各地官署早于城隍庙被建置外,城墙和孔庙未必有先建的趋势。同注2,页42-44。
[4] 蒋毓英,《台湾府志》,卷六,庙宇。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卷七,艺文。周钟瑄,《诸罗县志》,卷十一,艺文志。李丕煜,《凤山县志》,卷九,艺文志。
[5] 地方官员努力建造城隍庙出了城隍信仰具有神道设教的功能外,还具有巩固和强调政权的正统性的功能。同注2,页51,60,64。
[6] 同注2,页74,77-78。
[7] 当时主要有五大帮派,以福建帮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潮州帮次之。
[8] 徐李颖,《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页17。
[9] 同注8,页60。
[10] 主祀神明主要有妈祖、大伯公、注生娘娘、观世音、清水祖师……等等,他们主要为福建人和广东人所崇祀。
[11] 转引自李焯然,〈社群流徙与信仰迁移:新加坡的安溪移民与城隍庙的分灵活动〉,《成大历史学报》第三十六号,2009.6,页59。
[12] 星洲城隍庙由瑞于法师创立,后改称丹绒巴葛都城隍庙,简称都城隍庙。瑞于法师在新加坡佛教界有重要地位,并且和华人精英集团来往密切,因此都城隍庙在当时的华人社会中颇有影响力。同注8,页60。
[13] 如前所述,中国移民入台后,在台湾复制了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而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在文化土壤上与台湾相比显得势单力薄。
[14] 同注2,页5,81。
[15] 此事件是台湾人民利用扶鸾、道教法术、天命观…等旧有的信仰思维,对日本政权进行的武装反抗运动。同注2,页87。
[16] 同注2,页95-120。
[17] 新加坡政府在1965年展开了“居者有其屋”计划,这项土地法令造就了很多联合庙。1989年又颁布了宗教和谐政策,对华人民间庙宇起到了规范和引导作用。同注8,页24-28。
[18] 同注11,页58。
[19] 佛教化和道教化是徐李颖提出的概念,相对于佛教和道教对城隍信仰的影响力而言。同注8,页59。
[20] 韭菜芭城隍庙早期以福建安溪社群的敬仰与推崇为主,带有强烈的地缘色彩。福建社群在新加坡华人群体中最有影响力,他们掌握着庞大的物质资源,集资兴建城隍庙、赞助酬神活动,通过推崇城隍信仰來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同注11,页62。
[21] 庙宇在注册为社团成为公共组织后,由社团组织管理并受国家监督,庙宇的收入必须公开透明,资金的流向也要得到国家认可。同8,页101。
[22] 这四间城隍庙分别为都城隍庙、双林城隍庙、韭菜芭城隍庙、杨桃园城隍庙,都建于20世纪初期。同注8,页64-114。
[23] 同注2,页98,108。
[24] 据庙方指出,仅2002年一年,月下老人就帮助了1638对男女成为终身伴侣。
[25] 同注2,页165。
[26] 石秋宏,〈石狮城隍信仰及其在台湾、东南亚的传播〉,《闽台文化》第四期,2000。
[27] 同注8,页31。
[28] 同注8,页196-19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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