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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心著史,丑诋厚诬——论王世贞丑诋高拱之缘由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936 次 我要收藏

  明代嘉、隆、万时期,涌现出两位彪炳史册的人物,这即是王世贞(1526-1590年)与高拱(1513-1578年)。王氏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高氏则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们平素虽然少有交往,但却结怨颇深。故此,王世贞在其史学名著《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六《高拱传》中,用文学虚构或夸张的手法,描写高拱其人是如何倾轧同僚,报复朝官,排斥异己,贪污纳贿,对其总体评价是:“大约新郑狠于信州(夏言),而汰小未甚”;“拱刚愎强忮,幸其早败;虽有小才,乌足道哉!”[1]其幸灾乐祸之意,溢于言表。《首辅传》对高拱可谓是“极口丑诋”[2],“叙高(拱)多丑词”[3]。
  那么,王世贞与高拱到底有何是非恩怨呢?这还得从王世贞之父王忬罹难被杀和平反复官两件事情谈起。王忬父子与严嵩父子,两家原本相好而后积怨甚深。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时任蓟辽总督的王忬因滦河之败,“嵩构之,论死系狱”。王世贞闻讯,立刻解职青州兵备副使赴京,“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严嵩阳语宽慰,而阴持其狱。王世贞兄弟“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叩头求救其父,但均“畏嵩不敢言”[4]。次年,王忬被斩西市。
  王忬下狱后,王世贞兄弟为救其父,在求诸贵人中,即有时任裕邸讲官的高拱。而高拱却表示无力相助,由此王世贞怀恨在心,结怨高拱。史家朱国祯说:
  高中玄粗直无修饰。王思质(即王忬)总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高自知无可用力。且侍裕邸,人皆以长史目之,又与严氏父子无交。而思质贵盛时,相待甚薄。比之有事,意下殊少缱绻。弇州固已衔之矣。[2]
  高拱与王忬虽为辛丑同年(嘉靖二十年)进士,但二人一文一武,官秩悬殊:高拱当时仅为裕邸讲官,被视为“长史”;而王忬则为蓟辽总督兼任兵部左侍郎,身居高位。他们平素无交,更谈不上深厚情谊。高拱与严嵩父子亦无交情,自知无力相救。不仅如此,高拱其人性格秉直,“粗直无修饰”,直言相告,结果获罪于人。当时,王世贞兄弟在求救其父的许多达官贵人中,如次辅徐阶、李本等也毫无结果,而求救于一个官品甚低的裕邸讲官能有效果吗?即使高拱应酬不周,缺乏同情心,也不应该由此而结怨。显然,王世贞衔怨高拱是不合乎情理的。
  王世贞衔怨高拱的另一件事情,是他误认为高拱曾阻挠其父王忬的平反复官。朱国祯说:“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阁中异议,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怒甚,徐文贞因收之为功。”[2]沈德符也说:“后严败,弇州叩阍陈冤,时华亭当国,次揆新郑已与之水火,正欲坐华亭以暴扬先帝过,为市恩地,因昌言思质罪不可原。终赖徐主持,得复故官,而恤典毫不及沾。”[5]在这里,朱国祯、沈德符两位史家均提出高拱“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质罪不可原”,即阻挠王忬的平反复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据《明穆宗实录》载:“故总督蓟辽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忬子,原任山东按察司副使王世贞上书讼父冤,言父皓首边廷,六遏大虏,不幸以事忤大学士严嵩,坐微文论死。伤尧舜知人之明,解豪杰任事之体。乞行辩雪,以伸公论。诏复忬官。”[6]《明史.王忬传》载:“穆宗即位,世贞与弟世懋伏阙讼冤,复故官,予恤。”《明史.王世贞传》又载:“隆庆元年八月,兄弟伏阙讼父冤,言为嵩所害,大学士徐阶左右之,复忬官。”从这些史料中,可以推知:
  其一,王世贞衔怨高拱在时空上是错位的。王忬平反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而高拱早在同年五月因与首辅徐阶发生矛盾而称病归里。与王忬平反时间相隔三个月之久,地点相差千里之遥,高拱怎会在新郑故里阻挠京师内阁对王忬的平反复官呢?
  其二,高拱“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质罪不可原”是不实之词。因为王忬于隆庆元年八月平反,是由其子王世贞兄弟亲自“伏阙讼冤”、“叩阍陈冤”的,而不是预先在同年五月高拱归家之前上疏要求平反的。因此,高拱不可能在阁中持有异议,“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质罪不可原”。退一步说,即使王世贞上疏讼父冤在当年五月高拱归家之前,高拱也不会阻挠王忬平反。因为,当时高拱、徐阶矛盾正处在激化之时,徐阶发动众多言官弹劾高拱,高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几个月之内,论劾高拱弹章达30余疏,形成“举朝攻拱”的局面,无奈,高拱只好被迫申辩并请致仕。身处逆境中的高拱自身难保,无暇亦无权阻止王忬平反复官;作为坚持对先朝得罪诸臣不加甄别、一概恤录的首辅徐阶,也不会听任阁员高拱“力持其疏不下”。再说,当年正月至五月,据实录统计,在先朝得罪诸臣中,生者召用复官37人,死者恤录80人,高拱并没有对其中任何人持有异议,加以阻挠,那么有何理由偏偏要阻止素无交往的王忬平反复官呢?因此,所谓高拱“力持其疏不下”、“昌言思质罪不可原”云云,并非历史事实。
  其三,首辅徐阶把王忬平反复官收为己功,确是历史事实。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王世贞兄弟“伏阙讼父冤”,徐阶积极为王忬平反复官,其真正目的是可以收誉收功,名垂青史。如史家沈德符说:
  当时华亭力救弇州时,有问公何必乃尔?则云:“此君他日必操史权,能以毛锥杀人。一曳裙不足锢才士,我是以收之。”人咸服其知人。[5]
  史家的“毛锥”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杀人,也可以媚人,如诋诬高拱,溢美徐阶,即是如此。王世贞曾说:“晚而从故相徐公所得金匮石室之藏,窃亦欲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7]王世贞晚年从徐阶那里得到的藏书藏稿以至面谈中获悉的朝中掌故,或许是他“诬高媚徐”的重要资料来源。不过,以当代司马迁自称的王世贞,并没有继承“龙门兰台遗响”,在史德、史识方面与司马迁相距甚远。
  总之,王世贞囿于私人恩怨,摆脱不了一己之私仇,更不能秉持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这是丑诋高拱、厚诬高拱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其史学名著《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不真、不确的主要原因。对此,后世史家均有明确说明。如,孙鑛说:“足下甚推服弇州,第此公文字,虽俊劲有神,然所可议者,只是不确。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钜家!”[8]黄景昉说:“《首辅传》叙高多丑词,至诬以赇贿。即如顺义款贡事,何等大功,仅一二语及之。孙月峯(即孙鑛)谓语出弇州,多不足信,信然。文士视名臣分量终别。”[3]朱国祯说:《首辅传》对高拱“极口丑诋。要之,高自有佳处不可及,此书非实录也。”[2]黄云眉也说:“当谀王风盛时,鑛独于王多所贬损,要足备异说;其‘不真’‘不确’之语,尤为王文之药石欤!”[9](p.2266)可以说,诸多史家的上述论评是确当的,也表明王世贞历史观的严重偏颇。
【参考文献】
[1]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序”、“野史氏曰”。
[2]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九《中玄定论》。
[3]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
[4]张廷玉:《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
[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
[6]《明穆宗实录》卷一一,隆庆元年八月丙戌。
[7]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序》。
[8]孙鑛:《月峯集》卷九《与余君房论文书》。
[9]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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