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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高拱留下“烂摊”说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803 次 我要收藏

  作者简介:岳天雷,河南工程学院教授
  近年来,史学界不断掀起明史热潮。在这一热潮中,有学者为了塑造张居正“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极力贬损乃至丑诋、厚诬高拱,并反复强调“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1](p.141),“张居正接高拱留下来的那可是个烂摊子”[1](p.193),“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1](p.156)这种所谓的“烂摊”说,不仅抹煞了高拱的治边功绩,而且也同历史事实相悖。故此,有驳斥之必要。
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举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隆庆后期,官至内阁首辅兼掌吏部事。高拱执政伊始,便面临着嘉靖以来南倭北虏大肆侵扰的局面,边疆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种局势,他一方面大力推行军事改革,如创建兵部官员储备和特迁制度、边将休假和内迁制度、军备人员不职误事的惩罚之制[2](卷1),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运用“南剿北抚”的靖边方略,大刀阔斧地进行边政整顿,在东北、西南、西北、南方开创了“边陲晏然”的新局面。
寓战于守,寓守于战,取得“辽左大捷”
  嘉、隆时期,东北边疆一直受到建州女真及土蛮诸部的严重威胁,“独土蛮獗强,犹昔建州诸彝与之声势相倚,时为边患”[2](卷2)。为消除边患,高拱采取寓战于守、寓守于战的治辽方略,大力整顿边政。隆庆五年(1571)二月,辽抚李秋免职,高拱欲破格任用张学颜。有人以“未闻时誉”为由,怀疑张的才具。而高拱认为“张生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3](卷222)。这一提议,得到吏部侍郎魏学曾的支持,“遂以其名上,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3](卷222)。张就任后,“经画周详,号令明肃”[2](卷2),与总兵李成梁协力守边,“请振恤,实军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战马,信赏罚”[3](卷222),战斗力大为增强。十一月,建州女真首领汪住率精兵六千余人,大举内犯。李成梁整兵马,设方略,力战应敌,大败汪住。此役,计斩敌首2人,首级588人,缴获战马600余匹,从此“夷人不敢复来者数年”[2](卷2)。这即是“辽左大捷”。
  高拱认为,“辽左大捷”虽是数十年来罕有的胜利,但决不可骄傲轻敌,尤其是在土蛮“窥伺”之时,更应该严加防范。因此,他致书张学颜:“今土蛮谋犯,既云露形,则防备宜周,仍期一捷,斯国威益振……今须整肃人马,愈加奋励。彼出吾不意,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刃,则西北诸酋皆落胆矣。”[4](卷1)又致书李成梁:“今土蛮谋犯,亦既露形,须再得一大挫,则国威益振,是在将军奋力耳。”[4](卷1)能否再次挫败土蛮谋犯,这不仅关系到东北边疆能否实现长期的和平安定,而且也直接关系到能否巩固刚刚促成西北俺答贡市的胜利成果。因为东北战局总是与西北战局相互制约的。因此,高拱又致函时任蓟镇总兵戚继光:“西虏新附,而东虏尚然内窥,若遂得志,则有以阴启西虏骄心,虽得贡市不足为罕也。必须大加一挫,则不惟此虏寒心,而西虏亦皆知畏,贡市乃可永焉。况西虏不动,则东虏无援。吾无西忧,则得以专力于东,以防秋之全力专用于失援之虏。”[4](卷1)在此,高拱从具体战役的分析,联系到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从对东北局势的判断,又联系到西北局势的发展。这说明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眼光。
  对高拱的治辽功绩,明清时期有其高度评价。《神宗实录》说:“辽东数与虏角一时,督抚剿除,拱主持力为多。”[5](卷84)王世贞说:“辽东数年用兵,拱善其抚臣张学颜以及总帅李成梁,抚而用之,遂屡胜,成功名。”[6](卷6)清黄景昉也讲:“辽东土蛮援俺答例要贡,抚臣张学颜不许”,“遂发兵拒走之。俺答闻,益推附焉。张此举有虚有实,得声东击西之势。高文襄果不谬知人。”[7](卷8)
据实定策,不轻用兵,平息“安氏之乱”
  隆庆四年(1570)初,贵州水西发生一起土官仇杀事件。贵竹宣慰使安国亨仇杀已故宣慰使安万铨之子安信,引起安信兄安智的报复,并向抚臣王诤诬告其谋反。王诤信以为真,遂以安大朝为帅,进剿安国亨,结果官军大败。安大朝被革职,王诤回籍听调。安国亨也拥兵自卫,造成对抗局面。高拱复政后,通过深入调查,核准实情,决心改变原来动辄用兵、轻行征伐的处置方略,力争和平解决。四月,他推荐阮文中巡抚贵州,并明示其“安氏之乱本是安国亨、安智夷族自相仇杀,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于我者,何以谓之叛逆?”[2](卷3)在此,高拱区别叛逆与仇杀,认为叛逆是“敢犯朝廷,背去而为乱者也”,而仇杀是因恩怨而互相残害。二者性质不同,其解决方式也不相同:对前者,必须发兵剿灭,不可轻待;对后者,则应消除恩怨,争取和平解决。“安氏之乱”是仇杀而非叛逆。阮文中至贵州,访得实情,果如高拱所言。但他碍于浮议,不敢骤变前举,具疏请兵征剿。于是,高拱又复书阮文中,要他力争和平解决,反复叮咛不可“过言”,否则“激而成变”,“朝廷欲开释而无其由,安国亨欲投顺而无其路”[2](卷3)。且安国亨“非我族类”,“本无叛逆之实”,因而不可武力征剿,否则于国于民都是有害无益的。
  这时,阮文中奏请发兵征剿,安国亨亦上疏乞求归顺,双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欲从之,则非计;欲无从,则失威”[2](卷3)。于是,高拱决定派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前去勘察实情,以便妥善处置。同时,他又致函阮文中,指出安国亨“若负罪是实,非敢负国,则闻科官至必幸其有归顺之路,而服罪愈恳,吾乃只以其本罪处之。若负国是实,而所谓服罪者只以虚言款我,则即发兵发粮屠戮之,未晚也”[4](卷2)。这一措置既照顾到阮文中发兵征讨的奏请,以防安国亨“负国是实”,又考虑到安国亨乞求降顺的心理,为其服罪听理提供了台阶。当安国亨得知朝廷有据实审理之意,便自出听理,输银41000两以抵仇杀之罪。隆庆五年(1571)十月,安氏之乱获得圆满解决,贵州大局也趋于稳定。可以说,这是高拱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光辉范例。
  高拱和平解决贵州乱事,后世予以高度论评。《神宗实录》说:高拱“处安国亨之罪,不烦兵革而夷方自服,国体常尊,所省兵饷何止数十万!”[5](卷370)马之骏说:“处叛逆,处安氏,纶扉幕府之悬绝,呼吸关通,而以竿尺代樽俎,靡不纚纚凿凿,中情实妙权衡,恐又非李(德裕)、寇(准)之所敢望也。”[8]冯梦龙讲:“安国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即彼幸而获捷,而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甚无谓也。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9](卷3)著名学者牟钟鉴先生也说:“开明的民族政策和求实的精神相结合,使他能够从容不迫地解决这一棘手的边境民族事件。”[10]
以抚为主,以战为辅,促成“俺答封贡”
  自嘉靖初年以来,西北俺答汗连年内犯,西窥太原,东闯辽左,甚至度紫荆、逼居庸,入古北口而直犯京畿。特别是中期以后,西北边防大坏,致使京师多次戒严。隆庆四年(1570)九月十九日,俺答与其孙把汉那吉因争夺“三娘子”为妻而火并,把汉遂叩关降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建议许其降顺,授官优待,借此用和平方式结束与俺答的长年战争状态。边报中朝,廷臣议论汹汹。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皆言:敌情叵测,不可轻许,以免上当。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谷中虚态度暧昧,犹豫不决。此时,高拱手握重权,他的决断具有决定性作用。他指出,一些大臣首鼠两端,态度暧昧,是因此事干系重大,不敢承担风险。而他却不为自身利害计,毅然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支持王崇古受降之议。
  高拱认为,把汉投顺是多年难遇的解决边事的大好时机,若能处置得当,势必使西北形势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虏酋款塞,盖数百年所无者……此乃中国利机,处之须要得策”[4](卷1)。他的策略是:“只宜将把汉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过所望,而歆艳吾中国之富贵,而吾又开诚信以深结其心。”[2](卷4)从长远来说,是示恩于把汉,授予中国名号,必要时可“封之以官,使归领其众”。对当前来说,则可利用俺答爱孙之心,“执此以为挠制之具”[2](卷4),迫其接受明方提出的以叛逆赵全等人作为交换其孙的条件,力争达成和议。为保证这一战略意图的实现,高拱一再指示前线将领,若俺答拥兵来索,吾则严阵以待。果然,俺答率精锐人马近万,直抵宣府,企图俘获我方将领与把汉交换。宣府总兵赵苛与之大战于带刀岭,俺答大败而归。这时,王、方派其部下鲍崇德前去虏营,晓之以执叛纳款可得其孙之理,而俺答也畏惧形势不利,最终达成和议。据此,高拱便主持奏报,请求穆宗批准。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十三日,得旨谕允,完全同意高拱的谋议,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而后俺答执献赵全等叛逆以示赎过,表示愿意内附。高拱又请封俺答为顺义王,许岁封贡,于是封贡事成,从而解除了二百年来的西北边患,西北边民安居乐业,汉蒙民族和睦相处达三十年之久。
  明清时期对高拱这一功绩有着高度评价。《神宗实录》说:“俺答孙降于塞,拱靖归之,遂入贡,因求互市,朝议纷纷。拱奋身主其事,与居正区画当而贡事成,三边宁戢……拱主持力为多。”[5](卷84)王世贞说:“俺答之孙把汉那吉来降,请归之,当入贡,因与互市。边臣王崇古、方逢时为言于朝,朝议嚄唶不能一。拱奋身主其事,张居正亦和之,所以区画颇当,亡何而贡成。”[6](卷6)魏源指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11](卷12)近人邓之诚先生也说:“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为最成功,虽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则拱也。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12](p.139)
迎头痛击,坚决镇压,遏制倭侵夷叛
  嘉靖以来,两广已成造乱之乡。在内吏治腐败,贪贿成风;在边倭寇侵扰,海盗猖獗,沿海百姓深受其害。为扭转这种局势,高拱执政后,采用内外兼治、穷剿镇压的绥广方略。一方面大力清整吏治,如“进士举人相兼选除”、考核“惟以治绩为准”、两广军政“事体归一”[2](卷5)等;另一方面又穷剿倭盗、镇压少数民族的反叛,并取得了显著实效。
  隆庆四年(1570)八月,明将俞大猷和福建总兵李锡联兵迎战海盗曾一本,广东总兵郭成从侧翼夹击,经过多次鏖战,参将王诏生擒曾一本,斩首700余人[3](卷212)。五年(1571)六月,殷正茂与总兵张元勋穷剿潮、惠贼寇蓝一清、赖元爵、林道乾等部。当时,调集四万大军,数路征讨,贼寇大败。余贼乃凭险自守,官军遍搜深箐邃谷之间,先后俘获大贼首61人,次贼首600余人,破巢穴700余所,擒斩12000有奇,并剿倭寇1000余人[3](卷212)。六年(1572)三月,抚民许瑞出兵攻剿倭寇,生擒70余人,斩首25级[13](卷68)。等等。高拱执政时间虽短,但却是遏制倭盗侵扰的关键时期。
  高拱还重用殷正茂,率军镇压广西古田韦银豹、黄朝猛的反叛。正茂得授重任,实因高拱力排众议而重用之:“正茂在广时,任法严,道将以下奉行惟谨。然性贪,岁受属吏金万计。初征古田,大学士高拱曰:‘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拱为善用人。”[3](卷222)正茂也确实不负所望,屡建奇功。隆庆五年(1571)五月,他调兵十四万,令总兵俞大猷统领,进剿古田、八寨,斩首8460级,俘获1300余人,并诱斩黄朝猛。其后,古田主薄廖元又智擒韦银豹[3](卷222)。不仅如此,高拱还妥谋长治久安之策:“善后之计,更须深图,种种停妥,乃可望于久安。”[2](卷5)并以九封书信指示殷正茂,强调“整顿此方,必当在此时也。过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无济,广东终无宁日矣。”[4](卷2)应该说,高拱的绥广方略基本上收到了预期效果。当然,对少数民族的过分杀戮,殷、高二人也应该负有主要责任。
  高拱的这一功绩,明清政治家和史学家作了高度评价。穆宗认为“平岭表”是其“不世之勋”[14](卷2)。神宗提出高拱平定“岭表滇南”,不愧“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14](卷5)。郭正域说:高拱“以殷正茂为总督,促其剿除,勿致养寇。而广东郡邑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遂使广东造乱之邦,乐业而向化矣。”[15]沈德符也说:“初岭外不靖,连年用兵不得要领。时新郑相方兼领铨政,遂用殷为帅……后果奏功如所策。”[16](卷18)。
  总之,在高拱一生事业中,其靖边功绩最为辉煌:“西虏稽颡称臣,东番投戈授首,贵夷詟服,岭寇底宁。”[2](序)这不仅扭转了嘉靖以来南倭北虏大肆侵扰的局面,开创出隆庆后期“边陲晏然”[17](列传第92)、“中土平安”[18](列传卷11)的新局面,而且也为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可以说,张居正的边政功业乃至整个改革事业是对高拱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没有高拱奠定初基,万历新政就很难取得更大成效,二者具有明显的传承和衔接关系。如郭正域说,“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15]今人韦庆远先生也说:“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19](p.5)
  如今,有学者仍然把高、张对立起来,固守“褒张贬高”的历史偏见,不顾客观历史事实和明清以来诸多政治家、史学家的论定,提出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完全抹煞高拱的靖边功业。显然,这种所谓的“烂摊”说,是对历史的误读,对读者的误导。
参考文献:
[1]郦波:《风雨张居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2]高拱:《边略》,《高拱全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4]高拱:《政府书答》,《高拱全集》上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5]《明神宗实录》,线装书局,2005。
[6]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黄景昉:《国史唯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马之骏:《高文襄公集序》,《高拱全集》附录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9]冯梦龙:《智囊全集》,线装书局,2008。
[10]牟钟鉴:《论高拱》,《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
[11]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
[12]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5卷(上),中华书局,1983。
[13]《明穆宗实录》,线装书局,2005。
[14]高务观:《东里高氏家传世恩录》,《高拱全集》附录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15]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合并黄离草》,北京出版社,2000。
[1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
[17]王鸿绪:《明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18]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9]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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