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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九鼎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671 次 我要收藏

  九鼎之名,不见于《尚书》、《诗经》,从《左传》开始才有记载。《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在王室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让王孙满做特别代表去慰问楚王,楚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答复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他指出夏禹道德高尚,远方把各地东西事物画成图献给他,九州的长官都贡上青铜。禹把铜熔铸成鼎,把各地所绘画的奇物都印于鼎上。百姓看了这鼎,就知道什么是神物,什么是恶物。这样他们出入川泽山林,就不会遇到不顺眼的怪物,这样九鼎起到团结上下,受天保佑的作用。后来夏桀无道,被商汤所灭,鼎就到了商,过了六百年武王灭商,鼎又迁到周。后来成王在郏鄏也就是洛阳定鼎,安顿好九鼎后他向天占卜,得知周朝可传三十代,享国七百年。所以他告诫庄王周王德望虽不如前,但天命未改,劝告楚庄王莫要有野心。似乎在记载中,铸类似的鼎也并非从夏禹始,《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在汾阴得鼎,有司仪说“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混沌时期的泰帝就造了神鼎,黄帝则造了三个宝鼎,到禹则铸九鼎,当然这更多可能是这些司仪随口说说。《墨子》中则把铸九鼎之人归于夏禹的儿子启,《墨子》卷十一《耕柱第四十六》: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这里提到的夏后开就是启,后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的。《墨子》成书也比较早,这个说法很值得重视。这里对九鼎的形制也做了说明,它是“三足而方”的。一般来说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九鼎似乎比较特别。在《史记》卷四十《楚世家》: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因欲图周。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 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在“三代之传器”下司马贞《索隐》注“谓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下《索隐》注“翮,亦作‘婼’,同音历。三翮六翼,亦谓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尔雅。”这里理解为每个鼎是有三个空心的足和六个附耳。而孔颖达则解释为三圆六方九个鼎,可能并不准确。而且从古汉语语法来讲,“居三代之传器, 吞三翮六翼”也可以是并列关系,上一句指九鼎,下一句可能指其他器物。九鼎在三代相传,成为法统的象征。在周室积弱之后引来楚国的贪念。
  贪图九鼎的也并非楚国一家。《战国策》开篇第一条就是“秦兴师临周求九鼎”,这篇里提到“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后来颜率到齐国借兵才解了围,可惜刚去了狼又惹来虎,“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 颜率又到齐国游说,“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甀挟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条,张仪说“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史记.周本纪》赧王四十二年,“秦破华阳约。马犯谓周君曰:‘请令梁城周。’乃谓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则犯必死矣。犯请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图犯。’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戍周。”从几则材料中可以看出秦、齐、魏都贪图九鼎,秦齐属强国,魏国这样的小国也有着非分之想。《战国策》“秦兴师临周求九鼎”这段里边最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句,就是“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九万人诚然夸张,但从九九八十一也可以看出九鼎应当是九个,毕竟颜率是周王的代表,想必是比较了解九鼎形制的。顺便说一句,颜率的这个游说言论似乎还是比较傻,未必是史实。洪迈《容斋随笔》卷九“颜率儿童之见”就说“《战国策》首载此事,盖以为奇谋。予谓此特儿童之见尔!争战虽急,要当有信。今一绐齐可也,独不计后日诸侯来伐,谁复肯救我乎?疑必无是事,好事者饰之尔。故《史记》、《通鉴》皆不取。”
  但文献中最早提到九鼎,则是在桓公二年,这比上面提到的宣公三年早百年多一点,经曰“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郜鼎的来历,还得从桓公元年说起,元年冬,“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宋国宋戴公的孙子华父督在路上遇见宋国大司马孔嘉的老婆,按照原文,应当是该女子从对面走来,华父督以目光迎之,该女子走过之后,华父督又以目光送之,想来目光中还是有几分热切。果然不久他就开始了行动,“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这个过程是华父督先杀了大司马孔嘉,娶了他的“美而艳”的老婆。国君宋殇公得知消息大怒,华父督怕国君有所行动,索性先下手为强,把宋殇公给做了。这个“弑”字自然体现了传说中的春秋笔法。他发动了政变后,立了公子冯为君,就是后来的宋庄公。为了争取国际支持,他给各国领导人送了不少礼物,给鲁桓公送的就是这个郜鼎。各国收了贿赂,自然有所表示,所以华父督名正言顺的成了宋国的宰相。因为郜鼎是受贿所得,置于鲁国太庙,当然不合礼法,所以鲁大夫臧哀伯开始进谏,他的长篇大论中有一句提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这句话便是关于九鼎的最早记载。但是明显臧哀伯就是随口说说,因为武王十一年与商纣战于牧野,灭了商,纣王自焚而死。直到成王七年,才开始营建雒邑,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雒和洛其实是一个字。所以如果有“迁九鼎于雒邑”的事情,也应该是周成王之后,而非武王克周之时。
  《史记》在《周本纪》中提到武王“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之后又提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前边的一段记载,文字很类似于《逸周书》,或许是司马迁所据。司马原文“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逸周书》卷四《克殷解第三十六》则是“武王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基;乃命祖祝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后面一段则隐约是根据《尚书》的《召诰》和《洛诰》而成。《尚书》中《周书》召诰第十四“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周书》洛诰第十五则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但是《尚书》中全然没有提到九鼎,关于九鼎的那句,也可能是司马迁根据《左传》加进去的。
  九鼎之后的去向,《史记.周本纪》提到周赧王五十九年,“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於惮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在《秦本纪》中也有类似记载,昭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但《史记》里又提到另一种说法,在《封禅书》中提到“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宋太丘社亡是很早的事情,按照《六国年表》,应该在周显王三十三年,如果这一年九鼎就已经沉于泗水的话,那秦就根本没有得到过九鼎,而且之前提到的《战国策》、《史记》中张仪、颜率等人的言辞也就变成了无的放矢。而且比较疑惑的是宋社和九鼎本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宋在周之东,隔着千里之遥,宋社亡了九鼎为何就无人牵挽自沉泗水了呢。《史记》不止在《封禅书》中这样说,《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按照这个描述,始皇从没有见到九鼎,也在泗水找。而在后来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则加以圆融,“器谓宝器。禹贡金九牧,铸鼎於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馀八入於秦中。”这样就两边都说的通,但是张守节是唐人,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而且赧王十九年这个时间也很奇怪,这个比之前提到的宋社亡迟四十年又比周亡早三十九年,不知其所据。《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注》对此有稍微详细的说明,“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所谓鼎伏也。”这个时间和刚才有点不同,按《史记》是在显王三十三年,这里则迟了九年,变成显王四十二年,可能是他根据的是《汉书》班固的说法。在《战国策.赵策》中张仪游说赵王时提到“今秦以大王之力,西举巴蜀,并汉中,东收两周而西迁九鼎,守白马之津。”则又似乎迁鼎是秦惠文王时之事,说客之辞,难免不能尽信,聊备一说。沈钦韩在其《汉书疏证》里提出“周鼎至重,何得轻蘻往宋,从河南府却至徐州千二百里乎!愚谓九鼎之亡,虞大国之数甘心也,为宗社之殃,又当困乏时,销毁为货,谬云鼎亡云”,是说他觉得是当时经济困难,就把九鼎化成铜给用了,毕竟在当时也是贵重金属。然后骗大家说九鼎不见了。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则云“当时列国纷争,记载互异。秦之灭周取鼎,自由时人揣度之辞,而鼎实未入秦。沦没泗水,则系秦人传闻如此,故始皇有祷祠出鼎之事”。这两位清代学者明显对传闻持怀疑的态度。后来疑古的代表顾颉刚则提出九其实是虚数,九鼎按照青铜的铸造水平,可能也是商代的东西。武王克商,从商那边得到很多重器,成王迁洛,自然也挑了很多搬去。九者表示多而已。后人根据禹分九州的说法,正好一州一鼎,两个便合成一个。顾先生这个提法也可以自圆其说,相对比较科学。
  汉武帝得鼎,根据《封禅书》,汉文帝年间“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平指的是赵人新垣平。他提出很神奇的观点,九鼎通过水道到了汾河。到了汉武帝时汾河果然出了鼎,“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但悲剧的是这个鼎长的着实不像传说中的九鼎,它“大异於众鼎,文镂无款识”,而九鼎则是各种花纹的。所以汉庭也没有宣称自己得了九鼎,只是“藏於帝廷,以合明应”。
  在汉代之后,原来的九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后代也曾仿造过几次。《旧唐书》卷六《武则天本纪》中提到“夏四月,铸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新唐书》卷四《则天本纪》“四月戊辰,置九鼎于通天宫。”,可知公元697年武则天曾仿制九鼎。铸鼎的详细过程在《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中有记载:“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翼日,则天御通天宫之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布政于群后。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传二百三十一奸臣传中提到蔡京“每为帝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此事在《徽宗本纪》中也有记载“甲申,奠九鼎于九成宫。”则公元1104年宋徽宗赵佶仿制九鼎。《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列传一百一十五“(刘)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付以乐正。遂引蜀人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昺撰《鼎书》、《新乐书》,皆汉津妄出己意,而为缘饰,语在《乐志》。”可知这次铸九鼎是由一位蜀人叫魏汉津的负责的。《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崇宁四年三月,铸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内鼎中。既奉安于九成宫,车驾临幸,遍礼焉,至北方之宝鼎,忽漏水溢于外。刘炳谬曰:‘正北在燕山, 今宝鼎但取水土于雄州境,宜不可用。’其后竟以北方致乱。”可知这次铸鼎,是将九州的水土放置到宝鼎内部,而没有将图画绘到鼎身。可惜这个九鼎没有为大宋带来好运,却导致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国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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