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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不可被贬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704 次 我要收藏

  国学,古典中华文化,是精神财富。它与物质财富不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故老子名之为“无”。
  “有生于无”:存在生于意识,社会、政治、人生模式是无,价值观生产的。看:东方不同西方,远东不同中东,底蕴与根源是文化。基督文化创造了西方世界,伊斯兰教生产了中东王国,中华文化中的儒、法制作了高度极权的中华帝国。至于红极一时的“社会主义阵容”则是马列主义生产的。
  既然存在是文化产生的,那么改革存在,实现体制转型,变领导权至上为民权至上;变专制、奴役、压迫、欺骗、掠夺为民主、自由、平等、诚信、互利双赢,必先改革产生前者的文化,推行支撑后者的新文化。故每逢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必有新文化运动。中国第一次历史大转折是春秋战国。斯时新文化运动叫“百家争鸣”。通过争鸣、大辩论出现了墨学与道学新文化,它是人类最早的普世价值体系,深刻、系统、全面。因此春秋战国是国学、中华文化的黄金时代。第二次历史转折起于鸦片战争,至今百余年,尚在艰难转折中。作为第二次转折的向导新文化运动,前奏是改良主义宣传,上世纪初才形成声势不小的新文化运动。
  无论春秋战国或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都有两个内容:一是清理传统文化,当时叫“整理国政”,现今叫“国学热”;二是寻觅或创造新文化取代传统旧文化,以此引导社会民主转型。
  我强调:两次历史转折时隔近三千年,主题分毫未变,仍是弃专制行民主;弃王道,行天道。这主题在学术上表现为道家天道与儒家王道争鸣,唇枪舌剑,你死我活。这主题在现代,表现为“民主自由主义者”“打倒孔家店”。
  因为历史课题未变,所以两次新文化运动任务相同。不同的是春秋战国的贤哲整理国故,研究国学,不仅“非儒”,“打倒孔家店”,而且创造了墨、道新文化。上世纪政治形势发展太快,受战乱干扰,新文化运动一度终止。所以并未打倒孔家店,也未形成深刻,成体系的新文化。胡适等人整理国故,从中寻觅不到自由、民主,于是目光向外,搞“拿来主义”,聘请西方文化的德先生,赛先生。稍后不请自来,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先生。德先生、马先生来华,中国成为西方对立主义的试验场。孙中山试验民主主义,“革命尚未成功”;毛泽东试验马列主义,人亡政息。他尸骨未寒,邓小平便以“改革开放”取代了“革命路线”。上述叫反复,叫折腾。折腾的代价可怕,数千万人死于“阶级斗争”,还有数千万死于“自然灾害”。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失在何处?整理国故不到位。国学研究只盯着儒、法,不知还有墨、道。儒、法没有自由、民主,便匆忙结论:传统中华文化没有值得继承和抢救的东西。于是搞拿来主义,文化引进。
  文化引进不像资金技术引进简单。桔生南方为桔,生于北方为枳,西夷文化移植于中华帝国的政治土壤与气候,马列主义蜕变成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又形成了“极左路线。”所以文化改革如人体器官更换,最好使用本体的或近亲的。今日中国要改革、转型,必先有文化改革与转型,而文化的改革与转型,切勿重蹈拿来主义覆辄。现在有人主张“扎扎实实的当西方文化的好学生”。愚以为不仅要当他人的好学生,更要当墨子、老子的好学生,启用本土文化,从传统中华文化的另类、异端寻求新思想、新启示、新出路。这是国学的历史责任,时代使命。因此国学要继续热下去。
  国学研究能承担如此重任吗?它能从民族文化里开发出自由、民主、人权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华文化的另类不仅有普世价值,而且系统、深刻。比较而言,它不仅遥遥领先并且出类拔萃。它就是使儒家孟子“吾为此惧”的的杨朱,墨翟之道,是汉武帝罢黜的百家。它早已成了绝学,故至今无人透彻了解它的真义。然而在战国学术自由时代,它以争鸣、辩论击败了儒学,“使孔子之道不著”,自己“言盈天下”。“言盈天下”的胜利,证明它是真理,深得民心,比儒术优越。然而杨朱、墨翟何人?其道何道?这是因官府百般封杀而成的千年不解之迷。
  本人考证,杨朱即老子,他是墨子的学术继承人。杨朱——羊猪,墨翟——黑皮肤夷狄,显然是孟子对“禽兽也”的骂名,真名已经不可考。可考证的是:他们都是楚国人,故他们学说被孟子称“夷”道。
  “吾闻用夏变夷者也,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只许用华夏文化改变蛮夷,不准用夷文化改造中华帝国。孟子与“自楚之滕”的许行门徒辩论,理屈词穷,气急败坏的话,反映古今华人的封闭心理。这种自大,自是偏执心理,上世纪表现为“反帝反修”,“把红旗插遍全世界”。
  杨朱、墨翟都是平民,代表平民创立了平民文化。其人其道的平民性质显而易见。看其外貌,墨子“衣短褐”,老子自云:“圣人披褐而怀玉”(指珍贵思想),自楚之滕,“非先王之道”的许行及其徒数十人,也皆衣褐。褐是平民之服。衣褐与孔丘的“紫衣羔裘”身上“无所不佩”鲜明对照。外貌不同,双方的思想更是针锋相对。孔子孟子满口君子小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此天下之通义也”。墨子老子绝不使用“小人”,视小人为民,处处为民说话。墨子曰:“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老子把民之三患归于当权派:“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生生之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于是墨学,道学锋芒,针对中国的“上”。墨子揭露王公大人犯有“七患”之罪,要求他们“辞过”、“节用”、“节葬”,以免“暴夺民衣食之财”。哲学上,墨子反对儒家的“别爱”、鼓吹“兼爱”:爱王公贵族,兼爱平民百姓。“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上天并不别爱王公大人,上帝面前贵贱平等。墨子痛斥诸候争霸,提出“非攻”;墨子痛斥强凌弱,众暴寡。诈谋愚,富侮贫,要求建立和平、诚信、兼爱互利,“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新社会。
  墨学的非攻、兼爱、平等、诚信、互助,就是现代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墨子把这一套体系名为“天志”,上天的意志。
  老子继承墨学,把天志学说升华为“天道”。 天道是上帝的价值、行为规范。它有三大内涵,老子称之为“三宝”。
  “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
  慈源于兼爱,俭源于墨子的节用,不敢为百姓先,即墨子的“人无长幼贵贱”人人平等。
  老子认为爱民不是“为人民谋幸福”,“送温暖”,是给百姓自由。因为有了自由,人民可以自谋幸福。所以老子高呼:”以百姓为刍狗”——给百姓自由。
  自由的天敌是专制,是皇帝,特别是大有为之君,于是老子提出:“圣人无为”——皇帝莫管事。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概括了现代人权思想。当今各国的人权文献,千言万语,不外四自。墨、老也是无与伦比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他们率先探讨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与现代人类重物质轻精神的普遍的心理相反,他们重精神轻物质,以前者为本,后者为末。墨子著《贵义》,教导人类以天理正义为贵,以物质财富、权力为贱。他把天理正义、道德良心、公平公正,以及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行政视为“天下之良宝也”。只有这个良宝才能天下治、万民和、万世太平。
  老子把贵义表述为“尊道贵德”,告诫世人要把尊道贵德培成“莫之命而常自然”的心理。老子反复开导人类抑欲,“少和寡欲”。“罪莫大于可欲”。“欲多则惑”:过多的物质与权力欲求理智必然迷惑,此即西哲的“绝对权力必然绝对腐败。”
  西汉道家借“孔子曰”宣扬老子、墨子。“德者本也;财者未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也……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
  贵义或贵物,是立在人类前途的两块指路碑。走贵物之道,必然,大国攻小国也……强凌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富侮贫……“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若禽兽然”是夸大其词吗?你睁眼看一看,想一想,便了解古代贤哲先见之明。
  贵物在上世纪表现为“以粮为钢”、“以钢为纲”和“大跃进”,结局如何?现在它表现为“以经济为中心”,以GDP为目的,结局又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显著的是物质财富爆炸,不显著是人心动摇,精神层面四分五裂。于是不得不高喊,“稳定压倒一切”。
  国学,墨、道美不胜收,是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可用来指导中国转型,其俭价值还可拯救迷恋高消费的人类。这宝库只有国学研究才能打开,岂可贬抑国学,叫停国学热。
  一篇发表在《南方周末》的《孔子的价值与国学热》,说国学研究是“走死胡同”。主张学西学,“扎扎实实地当好学生”。他质问:“今天倡导国学,我们新酒在哪里?它有什么样的芬芳?”本文对另类国学的略述,处处是国学旧瓶里的新酒,滴滴芬芳。
  当前国学热确有偏向,偏向孔子和儒学。我同意“到孔子的学说中寻找……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到另类国学中,到被封杀的百家去寻找,可以找到今人今世急需的精神资源。
  注:刍狗在自然里自由自在,老子以刍狗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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