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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侣与政敌——嵇文甫先生论张居正与高拱之关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1520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著名史学家嵇文甫先生提出明嘉、隆、万时期重臣高拱与张居正既是学侣又是政敌的论断。一方面高、张有其相似相同的从政经历、改革志向和学术思想,先后主持和领导了“隆(庆)万(历)大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激烈的权力之争,由于高的性格缺弱和张的性格优长,最终导致张胜高败的结局。尽管如此,学术上张居正渊源于高拱,政治上高拱开张居正之先。这一论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嵇文甫;张居正;高拱;学侣与政敌;隆万大改革
  作者简介:岳天雷,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嵇文甫(1895-1963)先生一生研究过许多历史人物,其中明朝隆庆内阁重臣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和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就是他发现的历史人物并作了开创性研究[1],并提出高、张既是“学侣”又是“政敌”[2](p.420)的论断。嵇先生的这一论断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成为现今史学界研究“隆(庆)万(历)大改革”及其高、张在学术上和政治上传承关系的滥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嵇先生认为,高、张没有成为政敌之前,还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因为他们有其相同的从政经历和政治志向,即“相期以相业”。嵇先生说:“谁都知道新郑是江陵的政敌。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同服务于太学,而以相业相期许,虽然后来时移世易,终致乖离,但当初他们切磋共学的那段因缘,毕竟是不可泯灭的。”[3](p.192)“他和居正始而同在翰林,同在太学,又同入内阁,做宰相,以学问想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又携,若一体而不可分。”[2](p.420)又说:“他们同在翰林院,同在国子监,以至同在内阁之初,都相处甚好。”[4](p.680)事实确实如此。高拱入翰林,作《奉诏读书翰林述怀》,诗曰:“技艺宁足先,修能良可慕”;“古则俱在兹,莫枉郸邯步。”[5](p.665)他不屑于研习诗词技艺、摹仿古则教条,而是要精研国家典章制度,提高平章政事的能力,并指出相臣出于翰林,其职责不止是“备问代言,商榷政务”,且负有“辅德辅政,平章四海”[6](p.1276)的重任。张居正在翰林时,其旨趣亦在于研求国家典章,精研时事政治。当时“进士多谈诗、为古文,以西京、开元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衷之。”[7](p.440)高、张在太学时,张为司业,“独与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7]439。张曾言:“追惟平昔,期许萧曹丙魏。”[8](p.1195)高亦为此撰写《萧曹魏丙相业评》[5](p.699-700)。其主旨都是要以西汉著名丞相萧何、曹参、魏相、丙吉为榜样,同心合力,振兴朝政。这表明他们有其相同的政治志向。万历时期大学士沈鲤曾言:“公(江陵)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9](p.500)高拱罢官后,在回忆他们共事经历时也说:“荆人为编修时,年少聪明,孜孜向学,与之语多所领悟,予爱重之。渠于予特加礼敬,以予一日之长,处在乎师友之间,日相与讲析义理,商榷治道,至忘形骸。予尝与相期约,他日苟得用,当为君父共成化理。”[10](p.632)在高拱罢官之后,张居正还多次言及他们是“香火盟”、“生死交”[11](p.1193、1203)据此,嵇先生说:“这虽然是高拱的一面之辞,颇有些以老前辈自居的口吻,但是看张居正书牍中每提到高拱也的确很尊重他,直到他们的关系破裂后还是如此。本来,高拱比张居正长13岁,当他们初在翰林院的时候,张居正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高拱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说是在‘师友之间’,说是‘自交玄老,长多少学问见识’,当非虚语。”[4](p.680-681)。由此可见,高、张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确为志同道合的学侣,有其“相期以相业”的政治志向和师友之情。
  在嵇先生看来,高、张成为学侣不仅在于有其相同的政治志向,而且还在于他们在学术和事功上有其传承关系,即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渊源于新郑。嵇先生说:“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4](p.680)“江陵有这样一位学侣,互相切磋了好几年,当然不能不受很大影响。这是论江陵学术渊源和进学历程所不可不注意的。”[3](p.195)又说:“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2](p.420)那么,高、张的学术和事功的渊源何在呢?根据嵇先生的论述,他们的学术渊源(其事功渊源,下文详述)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其一,法后王。高、张虽然都以儒臣自命,但实际服膺的则是法家学说。正如嵇先生所说:“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拿他和江陵比较起来,他似乎是纯儒,而江陵则出入佛、老、申、韩,更恢张,更带霸气。”[2](p.434)嵇先生又以高拱在《本语》中提出的帝王教育、翰林教育和张居正所作《辛未会试程策》、《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等文为例,说:“居正大讲本朝祖宗法度,也就是尊重当代典章制度,从这里发挥出‘法后王’一大段议论,而这种思想同样见于甚至可以说渊源于高拱。”[4](p.682-683)高拱“认定每一个朝代各有其精神命脉所在,所以本朝祖宗的典则家法,实为当嗣君者最主要的学习课程。至于古圣经典以及《贞观政要》等书,都只是‘异代之事’,‘他人’之事,只可以备参证,而并不能直接拿来应用。以祖宗之事,行之祖宗之天下,……不是充分表现一种尊重近代的精神,一种贵今主义么?当时江陵大讲‘法后王’,亦正同此意。”[2](p.429-430)又说:“从这些言论里面,分明可以看出他的崇尚实际和贵今主义,和那班迂儒动辄高谈唐虞三代者迥乎不同。试把上面提到的张居正讲‘法后王’的那篇文章对照来看,就知道他们的见解是一脉相通的。”[4](p.685)可见,高、张作为改革家,是把“法后王”作为其共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的。
  其二,反讲学。嘉、隆、万三朝是阳明心学极盛时代。嘉靖后期,徐阶曾和著名王学家聂豹、欧阳德等在北京灵济宫讲学,听讲者有时多达五千人,讲风之盛可见一斑。嵇先生认为:“高拱和张居正生长在这样气氛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居正和一班王学家有来往,明见于他的许多书信。但是他指斥那班讲学家只是‘虚谈’,是‘以虚见为默证’,是‘虾蟆禅’。他教人‘足踏实地’,‘崇尚本质’,反对‘舍其本事,别开一门以为学’。直至后来,他毁书院,杀何心隐,和那班讲学家完全站在对立的地位。……他一则说‘师心’,再则说‘信心’,这倒有些阳明心学味道。可是他并没有从此走入玄虚一路,而倒学得个大胆,敢想敢干,自己独立搞一套。对于高拱我也是这样看法。在高拱著述中,没有发现他和那班讲学家有多少来往,也没有发现他多么激烈反对他们。可是他也讲‘本心’,讲‘真心’,……这不是和上述居正‘信心冥解’之说也有些相类么?他也是独立自搞一套,不为那班讲学家门户所束缚。……他独立于程、朱、陆、王以外,既没有跟着当时王学家跑,却也不是一直回到程朱。”[4](p.685-686)嵇先生所言不虚。史载:隆庆三年(1569)末,“新郑高文襄起掌吏部,以与华亭有隙,痛抑讲学。”[12]“徐文贞称姚江弟子,极喜良知之学。一时附丽之者竟依坛坫,旁畅其说。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金钱,海内为之侧目。张文忠为徐受业弟子,极恨其事而诽议之。”[13]高、张在隆庆后期携手共政期间,一方面禁止各地督学宪臣聚徒讲学,另一方面还通过考察贬谪京官,遏制京师讲会,以经世实学端正学风,改变谈玄论虚、不务实际的官场风气。在嵇先生看来,尽管高、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反讲学则是他们共同坚守的学术立场。
  由上可见,嵇先生提出江陵学术渊源于新郑的论断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成为现今史学界把高、张视为隆庆内阁的改革派,并提出他们具有相同的学术基础或渊源即反讲学、倡实学、尚变法的滥觞。

  以往有些学者囿于历史偏见或狭隘地域观念,把高、张对立起来,认为张是改革家,而高则是“奸相”、“佞臣”,完全抹煞高拱的改革功绩。这种“褒张贬高”的倾向即使在现在的学术界还有一定的影响。
  嵇先生则认为,高、张不仅在学术上有其渊源,而且在事功上也有其传承关系,即高拱改革开张居正之先,成效卓然。嵇先生说:“他综核名实,特别注意官吏的考察法。他替刘晏辨护,斥胡致堂‘徒以不言利为高,而使人不可为国’。这一切都和江陵为同调。”[3](p.194-195)“我们知道,张居正之为治,大要在整饬纪纲,综核名实。高拱作风亦大略近是。拱是练达吏事的。当他在礼部时,已能厘革宿弊,使奸吏为之股粟。”[4](p.681)又说:“拱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14](p.450)嵇先生所言不虚。就筹边而言,高拱执政期间,大力推行了一系列边政改革,在西北、东北、西南、南方都卓有建树:“西虏稽颡称臣,东蕃投戈授首,贵夷詟服,岭寇底宁”[15](p.551)。就课吏而言,高拱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激励官员勤政廉政,采取了许多考核措施:如细化考核条规,健全考核制度;惟考政绩,不得因袭故套;考察考语,务核名实;扩大考察范围,严申考察纲纪;奖勤罚懒,劝廉惩贪;惩汰官吏,不得循以定数;等等。正如嵇先生所言:“高拱多么通达治体,多么留心人才,多么干练,多么有办法。有人说:高拱是个第一流的吏部尚书。的确不错。他这种综核才能并不下于张居正。他有许多整饬吏治,考察官吏的方法,和后来张居正所行正相类。”[4](p.682)就用人而言,嵇先生说:“他拔取了许多人才。特别是在边防方面,如辽东的李成梁,宣大的王崇古,广东的殷正茂,……都卓立功勋。他们都为高拱所信任,在现存高拱给他们的书信中,肫切开示,指授方略,和居正无二致。后来把许多边防功都归给居正,而不知高拱实开其先,也应当分得一份。”[4](p.682)就行政而论,高拱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破除“拘挛之说”,进士举人并用;滥举官员,举主连坐;建立人事档案制度,组建候补官员梯队;州、县正官年轻化,“五十以上者不得为州县之长”;荫叙官员,视政绩而酌用;调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区回避制度;裁减冗员,精简机构,整治士风;等等。“总之,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14](p.451)。然而,“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2](p.420)。
  在这里,嵇先生不仅充分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绩,而且还提出了高拱改革开张居正之先,江陵的事功渊源于新郑的论断。如今史学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实为明中期改革运动的始创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隆、万两朝的改革运动是一个不同阶段性的整体,合称为“隆万大改革”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嵇先生上述论断的继承和发展。

  嵇先生认为,高、张既是“学侣”又是“政敌”。他说:“一提起高拱,总联想到张居正。因为高拱的首辅地位是由居正夺去,向来非议居正者总以逐高拱为他的一大罪状,他们在当时政争中互相敌对是很突出的。”[4](p.680)这一判断是符合史实的。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穆宗去世,终年三十六岁,在位仅六年。高、张同受顾命,而高拱此时位在居正之上,两人关系由此也急剧发生变化。高拱由于穆宗崩逝而失去了最大的靠山。神宗即位后,他不懂得如何重新取宠固位,反而本着以往办事干练的作风,开罪于近侍权宦冯保,又丝毫察觉不到身边张居正虎视耽耽觊觎相位,这就使他在权力争斗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而张居正则与冯保相结,利用帝位交替的良机,取得神宗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于六月十六日下诏驱逐高拱。于是高拱落魄而去,内阁首辅大权遂归于居正。这场政争被史家称为居正“附保逐拱”。
  在嵇先生看来,这场政争致使“张胜高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性格不同。他说:高拱“为人强直自遂,与前后诸相多不合。始与张居正相善,彼此以相业相期许。及同居相位,渐致离贰。未几,穆宗逝世,神宗及位。居正与宦官冯保相结,终将拱排去。”[14](p.450)又说:“高拱的失败,也正由于他‘性稍急’。所以后来批评他的,有的说‘狠躁’,有的说‘愎而疏’,其实无非偏于‘急’这一面,无非指他那伉直坦率,不象徐阶和张居正,能委曲顺应,隐忍待时而已。”[4](p.681)嵇先生认为,高拱具有“强直自遂”、“伉直坦率”的性格缺弱,而张居正所拥有的“委曲顺应,隐忍待时”的性格特长,是导致“张胜高败”的主要因素。
  应该说,嵇先生以性格论成败不全面,不深刻,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一般而言,性格多面,各不相同,对普通人来说很难论其好坏,但对政治家而言,某些性格缺弱对其政治生命则有着致命影响。关于高拱的性格特点,王世贞有谓:“拱为人有材气,英锐勃发,议论风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畜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16](p.1445)由此可以看出,高拱为人有材气,具有英锐勃发、议论风生的豪爽性格,这是能够成就他成为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政治改革家的主要因素所在。尽管王世贞对高拱存有偏见,“极口诋毁”,其《高拱传》亦“非实录”[17](p.1657),但也不可否认高拱的性格确实有其急躁偏狭、缺乏容忍的缺弱之处,即史书所说的“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才略自许,负气凌人”[18](p.1457、1459)。这是高拱作为政治家、改革家的大忌。他的不加掩饰的直性,加之盛气凌人的傲慢,常使阁臣同僚难堪,很难与其持久和谐相处。尽管其无有恶意,但若遇有一定的权欲者,不免发生不快和冲突。高拱这一秉性的延伸便是其没有城府、不谙权术的表现,“高公持正,而暗于事几”[19];“性刚而机浅”[20]。这样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容易入人陷阱,遭人暗算。与性直坦率的高拱相比,张居正可谓擅于心计,老谋深算。因此,当穆宗崩逝后,高拱便自然地被城府机深的张居正逐出政坛。
  尽管高拱是权力争斗的失败者,但他开创的改革事业被张居正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万历十年更大规模改革的起点。从这种意义上说,高拱与张居正一样,也是成功者。诚如高拱自己所说:“如其得行,当毕吾志;如其不可,以付后人;倘有踵而行者,则吾志亦可毕矣。”[21](p.543)据此,嵇先生提出高、张“权位相逼,竟至离贰,拱被逐而居正独握政权,以成万历初年之治”[2](p.420);“有许多事情江陵似乎还是继承他抄袭他的。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2](p.434)。在这里,嵇先生不仅说明了高、张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传承关系,而且也充分肯定了高拱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在政治上,高拱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即首先奠定了隆万大改革的理论基础——“事以位移,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变法思想(高拱主持嘉靖四十四年乙丑会试,在程士文中提出了这一变法思想;张居正主持隆庆五年辛未会试,在程策中阐发了他的变法思想),首先提出了隆万大改革的政治纲领——《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作为隆万大改革的两份纲领性文献,高疏于嘉靖四十五年提出,张居正的《陈六事疏》于隆庆二年呈上),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纲领付诸吏治、边政、军事、法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实践,他的改革还为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政策基础。在学术上,高拱是明代实学思潮的先驱者,也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嘉、隆、万三朝是王阳明心学和经世实学的勃兴时期。他通过批判阳明心学空虚寡实之弊,阐发了他的实学思想,即“天地之间惟一气”的元气实体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实理实事论;“事必求其实”,“虚心以求其是”的求实求是论;“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实政实惠论。他的实学思想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鼎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明清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来看,“高拱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14](p.461),“他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过黄绾的思想家”[4](p.691)。高、王的唯物主义思想既是明代唯物主义阵营的重要代表,也是从宋代张载到明清之际王夫之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中间环节。因此,高拱的唯物主义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学术地位。于是可见,嵇先生对高拱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的判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总之,在高拱与张居正学术思想、事功渊源和权力斗争的研究方面,嵇先生不仅开了先河,而且他所提出的“学侣与政敌”的论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具学术价值的。如今史学界将高、张定性为志向相同、学术一致、事功相埒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嵇先生论点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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