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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儒家思想与人权标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830 次 我要收藏


  本月18日上海《东方早报》第16版刊登了一则题为《中国官方首次表态:儒家思想同人权标准同等重要》的消息,消息称新任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日内瓦的常驻代表何亚非先生于前一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亚洲价值观或者说儒家思想同人权标准同等重要,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一种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肯定人权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同时,也要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消息还评论说:“据公开资料显示,这应该是中国官员首次在国际场合公开表达类似观点。”
  此消息致一时哗然,网上议论纷纷。凤凰卫视网转发此消息不到12小时,网论就近600条,其他网站转载此消息时亦多有网民发表评论。评论有两类,一是批评意见,认为此消息意味着官方拿“儒家思想”来搪塞西方所主导的“人权”话语,“让儒家和人权对等起来”、“其中有解套的味道”云云;一是赞赏意见,认为此表明官方重视儒家思想,预示着儒家思想将回归为政治话语,“官方不说马教,而说儒家和人权同等重要,这个转变的意义重大”、“这样的话,早晚再会在主席和总理口中说出”云云。
  笔者对国家的政治与外交不感兴趣,这里仅以儒学研究者的身份谈谈“儒家思想”与人权理论、人权观之间的关系,以佐证何亚非大使“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一种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的正确见解。当然,这里所谈与人权论并不冲突或矛盾乃至相互补充或促进的儒学或儒家思想是原始儒家的文本思想,并非后世儒家或今人任意解释与宣扬的所谓儒家。

  英人布宁、华人余纪元合编的《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2001)释“人权”词条为:“构成一个人的完整尊严并且社会有义务满足的必要(生存)条件。人们拥有这些权利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而无关乎他们的种族、性别、社会地位、文化、习俗等特征。任何地方的人都有这种权利。因此,人权一般被认为是普遍的。”
  以人权哲学剖析之,人权本质上是种权利诉求,此权利可分为两种:其一是不受侵犯、干扰、妨碍的权利,即不受非正当之“干预”的权利,此一般又表述为“自由权”;其二是获得救济、援助、福利的权利,此一般可表述为“生存权”,即一般或基本福利的保障权。从人权所有者的角度,前者是“无伤害权”,后者是“获救助权”,“无害”是消极的不行动,“获助”是积极的有行动。
  人权享有是人际平等的,于“我”是权利则于“他”是义务,于“他”是权利则于“我”是义务,彼此是相互的要求,此即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所说的“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另外,可归入“生存权”当中的“生命权”是最根本权,任何人不能任意剥夺他人生命,也任何人不能对某方任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无动于衷(不作为、消极行为)甚至助纣为虐(有害的作为,积极行为)。
  许多学者谈人权往往重视“无害权”而忽视“获助权”,以为后者只属于“人道”的范畴。其实“人权”与“人道”的实际所指并无两样,无非“人权”多属伦理权利词语,而“人道”多属伦理义务词语,两者的指向与宗旨实是一致的。以权利言之,人权是要求别人不为与为,“不为”是要求他人不施害于自己,“为”是自己生存危机时要求生活更优越者力所能及地予以救助,尤其特别灾难与困难时更当如此;以义务言之,人道是要求自己为与不为,为是要求自己力所能及地救助苦难者尤其是特别灾难或苦难者,不为是要求自己不侵犯、干扰、妨碍他人。总之,人权是一种权利诉求,要求他人对自己不做什么和特别情境下做什么;而人道是一种担当,要求自己对他人乃至他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按儒家学说,西方思想中的“人权”(humanrights)、“人道”(humanity)都属于汉语中的“人道”范畴(儒学中人道、天道、地道并称),“人道”的基本伦理包括自己不伤害他人、救助他人,也包括自己不被他人伤害与特定情境下获他人救助。西方理论中的“人道(主义)”更似儒家概念体系中的“仁道(主义)”,是以自己该做与不做而言的,但是这个“仁道”实际已包含了“人权”,包含尊重他人意愿、权益而不侵犯他人这一义,这正是仁道的“不作为”方面之底线。所以,先秦儒家经常以“人”来定义“仁”,又以“仁”来代替“人”,“人而不仁”则非人,则无“道”。故仁道即人道,人道无非尊重人的权益而不冒犯伤害之,又尊重人的生存而于其苦难时救助之。儒家不仅将正面的人道名为“仁”,也将正面的人道名为“义”。
  一般人头脑中的“儒家”印象多是伦理等级与伦理礼法,多是“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多是“天、地、亲、君、师”五尊,其实这有误解儒家及后期儒家实有对真儒家作篡改涂抹的情况。一则等级制并非春秋儒家所创而是社会史本身的演进面貌,勿颠倒前后与因果;二则原始儒家讲五伦、五尊的实意是讲人的“身份性”(言行举止及做人当符合自己伦理身份),并非刻意维护等级之“独尊”,就如孔子对弟子反对为父母居丧三年也只得说“汝安则为之”一样,表示得依据每个人的意愿。先秦儒家或原始儒家重视天地间的人世与人道,在伦理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仁道、人权思想:其一是生命权主张,其二是生存权主张,其三是社会公平主张,其四是民主政府主张。下面,谨作相关的分述。

  儒家重视生命的生存权益尤其是人的生存权益。《论语》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家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关心的不是宝马,而首先是伺马的下人或佣人,所以注疏家说孔子“重人”,因为孔子视人命比马命重要,绝不“宠物”比人命还重要、还高贵。孔子那时不仅反对活殉,甚至用假人殉葬也反对,大骂“始作佣者其无后乎”。孟子说:“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意思是象人的殉佣都不认可,怎会认可伤人死人之暴政、虐政或弊政、怠政呢?故《尚书.泰誓》直称商纣王这样的君上为“独夫纣”,《荀子》也称之为“独夫”,并说:“桀纣者,民之怨贼也!”
  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他大骂视民命、民生若无若亡的“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的惨恶现象,甚至不惜鼓吹犯上弒君之“过激主义”(鲁迅语):“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謂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俨然一副诛灭残贼之君乃天然正义的伦理立场。荀子也坚持“必不伤害无罪之民”的伦理原则,严正支持“诛桀纣若诛独夫”、“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的汤武式革命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儒家思想中防范、管制、反抗君主或官吏为所欲为的人民性可谓淋漓尽致,其在民不聊生时极具革命号召力,此孟子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孟子有一句话最能概括古来儒家重视民命与民生、重视人民自由意愿的总体立场,孟子说:“……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致力于黎民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乃“王道”的开始(儒家以“王道”指称正义合理之道)。儒家认为王道之政、王道之治的起点是百姓“养生丧死无憾”,其实何止是“王道之始”如此?“王道之终”也实是如此!苟能百姓都真的人人“养生丧死无憾”,则这社会不仅是儒家说的“小康”,也是“大同”啊,甚至比基督教说的“天堂”或马克思期待的“共产社会”都说得感性与实诚。再美好的社会,再美好的个体生活,也不过是儒家说的“养生丧死无憾”六字而已。
  如何实现“(百姓)养生丧死无憾”的王道之治或王道社会?儒家经典《周礼》记述了荒凶之年“聚万民”的十二条政治措施,颇得要害,极富启示,十二政曰:“一曰散利,二曰薄征(赋税),三曰缓刑,四曰弛力(劳役),五曰舍禁(陆水资源),六曰去几(关市之敛),七曰省礼(减吉礼铺张),八曰杀哀(减凶礼铺张),九曰蕃乐(休闭娱乐),十曰多婚(成家),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除“索鬼神”是善良祈祷或宗教法式外,其余十一条都是开源节流与救民宽民缓民富民的措施,“除盗贼”则颇似现在中国政府的“打黑”(今明匪少于黑匪)。
  民生的基础是财富或资源,民生的主题也是财富或资源。儒家对分享财富或资源的问题非常重视公道或正义的尺度,孔子有句名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汉注说这里的“寡”指“土地人民之寡少”,这里的“不均”指“政理之不均平”。“均”此不指算术“平均”,而是朱熹说的系是否各得其所、各得其分,“均”为“平徧”、“平舒”之意。孔子认为财富、人口、人心能均、和、安则国家不谓贫、寡、倾,百姓可安居乐业,今类“幸福指数高”之谓也。
  孔子还有一句关于财富的重要名言,他说“君子周急不继富”。他曾对他的学生冉求为“富于周公”的鲁国权臣季氏“聚敛而附益之”表示强烈不满甚至愤慨,他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所主张的“周急不继富”之原则,亦是老子所称“损有馀而补不足”之道的一个翻版。孔颖达疏《礼记》“致和用”句说:“致和用也者,和谓百姓和谐,用谓财用富足。”孟子曰:“智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控制社会财富的占据差异既必要,也为亟务。
  《说苑》云:“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荀子》云:“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才与功的齐相管仲善治国,他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说:“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管仲不仅揭示了《诗经》“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及后来孔子所称“富之教之”的为政智慧,也揭穿了社会动荡、政局混乱的真正之社会根源——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多数百姓生活惟艰甚至民不聊生,所以“不可以罚威”,即不可威服,不可罚治,无论何种严法与酷刑都将无效。《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共产党宣言》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民生若此,动荡如何可挡?

  在政治层面,儒家思想一般被理解为是数千年中国专制制度的辩护者或支持者,而且事实上孔子也的确在汉以后不断被“尊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之工具,元、清两朝自边入中的少数族大政权尊孔尤甚,其意亦甚。原始儒家的思想果真是如此吗?
  前已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思想,也已述孟子“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及荀子“诛桀纣若诛独夫”、“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的暴力革命论。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仅是激情的愤话,并非理智的公共政治之思想与理论。说孟子“激愤”或是,说荀子“激愤”则非,荀子有另外一句万古不易的至理名言,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裂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这其实是民主政府论(人民主宰政府)的遥远先声,也是阐释政府、官吏权力来源与权力服务方向的精辟法论。
  “生民非为君、立君以为民”,原来天生烝民的肉体及劳作并非为了君上、官吏、政府所能食享或役使,而是为了烝民自己或烝民自己的生活!原来立君上、官吏、政府并非为了君上、官吏、政府,而是为了烝民自己!《诗经》数曰“天生烝民”,“烝民”(烝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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