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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桃源”:论郁达夫和陶渊明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831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郁达夫深受陶渊明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其作品中多次出现陶渊明的名字,以及与陶渊明有关的诗文、字句,而且表现在文人气节、心性向往与生活情趣上。虽然相隔千余年,但在对“世外桃源”的追求上,郁达夫和陶渊明是同频共振的。
  关键词:郁达夫;陶渊明;世外桃源
  作者简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
  郁达夫的作品中多次出现陶渊明的名字,以及与陶渊明有关的诗文、字句,具体来说有:
  1、诗歌。《〈不知〉二首》:“不知彭泽门前菊,开到黄花第几枝?”《自述诗十八首.其四》:“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自述诗十八首.其八》:“左家娇女字莲仙,费我闲情赋百篇。”《客感寄某两首》:“陶潜痛哭谈燕侠,庄舄哀歌激楚声。”《迁杭有感》:“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青岛杂事诗十首.其六》:“握手凄然伤老大,垂髫我尚记当年。”《赵龙文录于右任并已作诗题扇贻余,姑就原诗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诗两首.其二》:“门前几点冬青树,便算桃源洞里春。”
  2、词。《减字木兰花.寄刘大杰》:“纷纷人世,我爱陶潜天下士。”
  3、小说。《沉沦》中写到“桃花源”、《迟桂花》中写到“归去来辞”。
  4、日记。一九二一年十月二日日记中写到“陶潜”。
  5、文论。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农民文艺的提倡》中写到“陶渊明”。
  6、散文。《还乡记》中写到“桃花源”和“捕鱼者‘今是何世’、”《还乡后记》中写到“五柳先生”、《移家琐记》中写到“世外的桃源”、《花坞》中写到“世外桃源”、《龙门山路》写到“武陵渔父”和“世外的桃源”、《杭江小历纪程》中写到“世外桃源”等。
  已不需要再举更多的例子,从以上几处足可以看出郁达夫是受陶渊明影响的。虽然郁达夫和陶渊明的生活时代相隔一千多年,但两人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大致有以下几点:
  1、年幼丧父。陶渊明八岁父亲去世,郁达夫三岁父亲去世,都生长于寡母抚孤型的家庭。
  2、生活贫困。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封建仕宦家庭,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在《有会而作》一诗中说“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在《自祭文》中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飘屡罄,絺绤冬陈”。而郁达夫更是受尽金钱的压迫。“予辈月费只三十三元耳。以之购书籍,则膳金无出;以之买器具,则宿费难支。”[1]“我的钱,已经花完了。”[2]“不借这一笔款,恐将维持不到家里汇钱来的日子。”[3]两人生活的拮据可见一斑。
  3、都经历了三次婚姻。陶渊明首任妻子因难产而死,第二任妻子因痨病离世,第三任夫人姓翟,年龄比他小一轮。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由母亲包办,一九二零年与孙荃结婚。第二次属于自由恋爱,一九二八年与杭州美女王映霞结婚。第三次婚姻,经朋友介绍,一九四三年与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从总体上来说,陶渊明和郁达夫的婚姻都是经历过不幸的。
  4、第一个孩子都早夭了。陶渊明的第一任妻子临盆难产,大人小孩都送了命。郁达夫和孙荃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结婚,其子龙儿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因脑膜炎夭折。
  5、求“真”。陶渊明的一生是执着求“真”的一生,陶诗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真”字。元好问说他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4]郁达夫同样求“真”,他认为“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真字上”[5]。
  6、爱好饮酒。陶渊明不但嗜酒,而且将酒作为一个审美意象纳入诗中,涉及到酒的诗篇占其全部存诗的三分之一左右。郁达夫同样嗜酒如命,在其日记、小说、诗歌等作品中涉及到酒的比比皆是。陶渊明写过《止酒》,郁达夫也表示“以后当戒绝饮酒”[6],但事过之后依然照饮如故。
  当然,陶渊明和郁达夫还有其他的相似之处,其中对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追求是比较突出的一点。义熙元年十一月,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园,住在园田居,自此开始了后半生的隐逸生活。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郁达夫举家移居杭州,住在大学路浙江省图书馆附近的场官弄六十八号,自此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算得上是真正隐居的生活。两人的归隐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本文拟从以下三点展开论述:
  一、归隐的动机:现实混乱、内心向往。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军阀混战,宗室内部争斗激烈。陶渊明的家乡一带因地理位置的重要,常常是斗争的主战场。时值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可谓一生都处于乱世当中。陶渊明从29岁[7](393年)到41岁(405年)的十三年中,曾先后担任过江州祭酒、桓玄都督府记室参军、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和彭泽令。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称自己做官是迫于生计,“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家里孩子多,没有存粮,生活无以为继。同时,由于当时争战之事,他也不愿意去远方出差行役,而“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所以就担任了彭泽令。至于辞官,陶渊明说他做彭泽令后的不长时间,便“眷然有归与之情”,“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他认为自己过去的出仕都是为了满足口腹,而非出于本心。沈约和萧统也都认为“亲老家贫”,为贫而仕是他做官的原因。在前几次的出仕中他也表示过“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当然,不可否认,生活上的贫困是他做官的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就是他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陶渊明出身名门之后,自曾祖父陶侃以降陶氏家族代代为官,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追赠大司马。陶渊明在《命子.其五》中以“功遂辞归,临宠不忒”表达了对曾祖父的崇敬。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他赞祖父为人正直。陶渊明的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他赞父亲心胸豁达。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对他有重要影响。孟嘉是社会名儒,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僚佐,很受桓温的器重,他对陶渊明寄以厚望。孟嘉家中藏书甚多,为陶渊明提供了良好的阅读条件,在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同时学习到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正所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在《荣木》中写道:“先师遗训,余岂云坠。”这里的“先师”即指的孔子。他在《杂诗》中回忆他少年时代的志向时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在《命子》中赞美了包括自己祖辈在内的一些功勋昭著的贤臣,其用意一方面在于教育孩子,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希望出现贤臣辅佐明君的政治局面,将来可以做一个正直有为的官吏。但陶渊明毕竟是正直耿介的士人,当他真正踏入官场之时,却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黑暗,觉得与利欲熏心、毫无操守的仕途小人为伍,与心志相违,这就致使他数次辞官。至于辞彭泽令,据沈约《宋书.隐逸传》和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是因督邮之事而辞官,《归去来兮辞》中讲的是因程氏妹的去世而辞官,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之所以八十多天后便辞官,其根源在于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使他最终意识到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无望,导致他和官场彻底决裂,以摆脱失望的现实给他带来的羁绊。这无疑和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是相符的,而“督邮之事”和“程氏妹的去世”自然成了他辞官的一种托辞,或者说给予他给一个辞官的机会,心性、志趣、操守使然。
  郁达夫选择逃离斗争的漩涡和陶渊明隐居在深层次上的原因是相近的。郁达夫认为,“官犹事也,做官若只指做事,那做做官当然是没有什么的。”[8]“官者,人尽其责之谓也。若是如此,那做官就是做人。……对社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不贪污,不敲吸民间的膏脂,这是正当的官,像这种官,也大可做得。”[9]在《为已与为人》中他写道:“我们求学问,一面原是为了想增进自己的德业,一面原也是为想服务于社会人类。孔子也曾说过,‘学而优则仕’,仕是为社会国家,当无疑义。”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爱人是爱及于人,易使是易为人用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为学目的,当然第一是在修己,同时第二也是在为人服役;不过此地所说的为人,并非如孔子所讥讽的只图夸耀于人,求知于人的那种虚浮浅薄的欲望而已,是实实在在为国家社会人类服役的意思。”可见,郁达夫是具有入世理想的。
  对于郁达夫的迁杭之举,除了经济、儿童教育、落叶归根(主要指王映霞)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郁达夫因发表《广州事情》一文,既得罪了国民党当局,又受到创造社同人的指责。一九二七年八月郁达夫退出创造社,一九二九年十月郁达夫被列入安徽省教育厅“赤化分子”名单,一九三零年三月郁达夫被列入浙江省教育厅“堕落分子”名单,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他被左联除名,一九三二年四月他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查禁……可见,郁达夫迁杭之前,不仅受到国民党军政当局的迫害和白色恐怖的威胁,还受到左翼文化阵营的排挤,这些因素无疑对郁达夫做出迁杭的决定都有影响。但郁达夫内心对洋场生活的厌恶和对“田园都市”生活的向往无疑起着更大作用。“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10]郁达夫的隐居倾向其实早已存在,在一九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的《读唐诗偶成》中他写道:“生年十八九,亦作时世装。而今英气尽,谦抑让人强。但觉幽居乐,千里来穷乡。读书适我性,野径自回翔。日与山水亲,渐与世相忘。古人如可及,巢许共行藏。”表达了隐居遁世的心愿。在郁达夫心目中,水波不兴的西子湖畔或许可以成为躲避现实斗争的安静港湾,这是他的心之所向。
  二、归隐所求的生活:世外桃源、田园牧歌。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时与上流社会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很大篇幅描写了他脱离官场之后的喜悦心情,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欢乐,表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把对世俗的愤懑转化为对恬淡生活的向往。他在《感士不遇赋.序》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说明当纯朴的世风渐消、虚伪之风渐起的时候,在这样的社会上继续坚持操守也是徒劳。腐败的现实状况使正直之士不得不隐居。“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正是由于官场的黑暗,当他脱离这个污浊之地、归返田园之时,他才觉得格外兴奋与舒畅。“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隐处的一切都显得真实、自然、亲切,而作者越是赞美这种宁静闲适的生活,就越是反衬出官场的污浊和对黑暗现实的厌倦。也正是对世俗的不满,他才怀着极大的兴趣描写田园的可爱,表现田园生活的乐趣。《归田园居》五首,写出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田园景致与诗人的喜悦心情;写出了陶渊明与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交往中的纯真与“带月荷锄归”的劳动诗意。辞官归隐后的愉快心情和乡居乐趣,对田园生活的热爱,都溢于言表。
  《桃花源记》作于424年,描绘了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与生活:在政治上没有压迫者;在经济上没有剥削;人人都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风气淳朴,没有互相倾轧,争名逐利的行为;人们都过着幸福愉悦的生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历经坎坷,观察社会种种弊端后所勾画出的一个平等、快乐、安逸的理想国,在这里人的性情可以得到自由实现和发展,人可以摆脱各种束缚与羁绊。它是如此美好,所以当描写渔人进入桃花源时,陶渊明着力写它的难于发现,意在说明这是一个与现实社会迥异的境域:外界的人们遭受饥饿寒冷,而桃花源中的人们丰衣足食;外界的人们在战乱的死亡线上挣扎,而桃花源中的人们安定悠闲。理想的桃花源同现实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造成了对浑浊现实的否定。而最后以找不到桃花源做结,一是表明自己与世隔绝的思想,二是暗示这么美好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现在中不存在,所以更加渴求它的出现。
  世外桃源的生活景致也是郁达夫苦苦追求的。郁达夫认为,既有现代化的生活设备,又具有乡村景象的“田园都市”是最理想的居所。“方才知道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决不是世外的桃源。”[11]这是郁达夫迁杭之后的感受,那么很显然在迁杭之前,郁达夫认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交通便利、文化深厚的杭州是可以“吸一口新鲜空气”[12]的“田园都市”,是可以过得上世外桃源生活的理想去处,所以他要“逃出上海,迁住杭州”[13]。早在一九一八年的《自述诗十八首》中他就写道:“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秦时风物晋山川”一句,即化用《桃花源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言隐者之居,赞严滩风物之美。在一九三二年的《迟桂花》中,描写到翁则生家的客厅布置时他写道:“琳琅满目,挂在那里的东西,果然是件件精致,不象是乡下人家的俗恶的客厅。尤其使我看得有趣的,是陈豪写的一堂‘归去来辞’的屏条。”之所以觉得“归去来辞”的屏条有趣,实际上是希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所致,流露了他渴望摆脱时事纷扰、渴求田园生活乐趣的心理。
  郁达夫归隐后的生活追求,明显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的《杭江小历纪程》一文中写道:“所谓刘龙坪者,是五泄山中的一区特异的世外桃源。”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减字木兰花.寄刘大杰》中写道:“秋风老矣。正是江州司马泪。病酒伤时,休诵当时感事诗。纷纷人世,我爱陶潜天下士。旧梦如烟,潦倒西湖一钓船。”郁达夫称陶潜为“天下士”,意在称赞他能不恋富贵,脱离浊恶的官场。而“西湖钓船”,则表明自己的隐居生活。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花坞》中写道:“一到花坞,就觉得清新安逸,像世外桃源的样子了。”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的《龙门山路》中写道:“这龙门山坑的一个村子,真是外人不识,村人不知,武陵渔父,也不曾到过的一座世外的桃源。”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赵龙文录于右任并已作诗题扇贻余,姑就原诗和之,亦可作余之四十言志诗两首》其二中写道:“昨日东周今日秦,池鱼那复辨庚辛。门前几点冬青树,便算桃源洞里春。”“桃园洞”即《桃花源记》中描写的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世界。可见,郁达夫对“世外桃源”的向往确实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三、归隐后的矛盾心理:看似悠然、心有所牵。
  就在陶渊明感到田园生活充满乐趣的同时,他也表露出了内心的苦闷与矛盾。“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这种感慨实际上透视出了他对于早年政治理想和抱负没有实现的遗憾心理。“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把无可奈何的心境表现得更加清晰。虽然带有几分消极的情绪,但也是一种变相对抗黑暗现实的办法。虽说“富贵非吾愿”,但他对贫富生活的抉择也有过矛盾。他写道:“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14]“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15]。他自叹道:“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16]以至于生活穷困到“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17]的地步。但生活的窘迫并没有改变他的初衷。陶渊明归隐之时41岁,在《饮酒》和《杂诗八首》等诗中表现了他对人生正值壮年却光阴蹉跎的内心冲突。“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18]“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19]同时,隐居的孤独寂寞也表露于笔端:“知音苟不赏,已矣何所悲。”[20]“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21]
  归田之后的陶渊明也并没有完全忘情于政治与现实。《述酒》揭露了刘裕杀害恭帝的真相及其制造恭帝善终的骗局,表明自己是晋之遗民的立场,预言刘宋政权必将短命。《拟古九首》是针对刘裕杀安帝、立恭帝一事而作,寄托了陶渊明对晋朝的怀念和对刘裕的愤慨。在《桃花源记》中,渔人在桃花源中村人的询问下,把外界的情况一一详细地讲给他们听,村中的人听了都感到十分惊讶。这惊讶一方面表现了对于处于乱世中的人们的同情,另一方面为外界的人们没有找到理想的乐土表示惋惜。
  郁达夫也同样存在这种矛盾心理。移居杭州的初期,他心境上也充满着摩擦与斗争。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的《迁杭有感》中写道:“冷雨埋春四月初,归来饱食故乡鱼。范雎书术成奇辱,王霸妻儿爱索居。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商量柴米分排定,缓向湖塍试鹿车。”“武陵渔”,即《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渔人”,在此代称隐者,反映了他当时的寂寞心情。“进来生活为左右所夹,颇觉烦闷,精神躯体都不能自由,创作生活,怕将从此告终矣!”[22]虽然他也曾有过离开杭州的想法,“午前又去漫步了半天,想做东西,终不能动笔,当决计离开杭州。”[23]鲁迅也曾写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十分恳切的对他进行规劝,但他并没有离开杭州,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应当时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赴闽任省政府参议,他在杭州居住了近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的主要活动是游山玩水、建造风雨茅庐,同时写了许多游记、随笔。他于闲散安逸的生活中,寻觅着自己向往的“世外桃源”。
  “在他感到报国无门,一腔热血不被人们理解的时候,有牢骚、有抱怨、有叹息、有软弱、有徬徨、有感伤、有沉醉于爱情和逃避到大自然怀抱中的幻想。”[24]“满腔郁愤,无处发泄;只好把对现实怀着的不满的心思,和对社会感到的热烈的反抗”[25]寄托于山水之间,从建筑茅庐的精疲力竭中得到安慰,于消闲文学里获取乐趣。正所谓“因为对现实感到了不满,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怀中。”[26]避开了日益尖锐的斗争锋芒,醉心于“世外桃源”的郁达夫看似变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逍遥者,这种消极避世的生活也确实使他意志消沉许多,但爱国主义的火苗并未泯灭,随着抗日救亡形势的逐渐高涨他对时事的关注程度愈加强烈。他写道:“农村覆灭,国脉也断了,敌国外患,还不算在内;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27]“雨声不绝,颇为下农民忧”[28]“象这样一个和平的冬日清晨,谁又想得北五省在谋独立,日兵在山海关整郡,而各阔人又都在向外国的大银行里存他们的几万万的私款呢!”[29]在散文《寂寞的春朝》中写道:“一册一册的翻阅下去,觉得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在《过富春江》中对日寇占据祖国大好河山表示愤慨,他赋诗道:“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殇。偶向西台台畔过,苔痕犹似泪淋浪。”诗后附言说:“双十节尽在目前,我想将这句话狗屁话诗来应景,把它当做国庆日的哀辞,倒也使得。”可见,虽然郁达夫徘徊于山水之间,但他并未完全忘情于战斗,他依然牵挂着国家的命运、斗争的形势和民众的生活。而这些又和郁达夫的工农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此不予展开。
  郁达夫的好友刘海粟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为了畅而不滑,外秀内浑,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明、谢朓、鲍照的著作。”[30]其实,郁达夫不仅仅研究了他们的著作,像陶渊明那“世外桃源”式的文人气节、心性向往与生活情趣,更是深刻地影响了郁达夫的人生态度与创作。特别是隐居的这段时间,更是对他后半生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相隔千余年,但在对“世外桃源”的追求上,郁达夫和陶渊明无疑是同频共振的。
注释:
[1] 郁达夫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一日日记。
[2] 郁达夫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日记。
[3] 郁达夫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日记。
[4] 元好问:《论诗绝句》。
[5] 郁达夫:《艺术与国家》。
[6]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日记。(郁达夫直到后来在苏门答腊时,因怕贪杯误事,曾长期戒酒。)
[7] 陶渊明的卒年,在颜延之《陶徵士诔》中有明确的记载,为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关于其享年,《陶徵士诔》只说“春秋若干”,而无明确记载。学术界有七八种说法,沈约在《宋书.隐逸传》说:“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有三”,即其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365年),在此也采用沈约的看法。
[8] 郁达夫:《高楼小说.说我的做了官》。
[9] 郁达夫:《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10] 郁达夫:《移家琐记》。
[11] 郁达夫:《移家琐记》。
[12] 郁达夫:《移家琐记》。
[13] 郁达夫:《记耀春之殇》。
[14] 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其一。
[15] 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其三。
[16] 陶渊明:《与殷晋安别》。
[17] 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其三。
[18] 陶渊明:《杂诗八首》其二。
[19] 陶渊明:《饮酒》其十五。
[20] 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其一。
[21] 陶渊明:《杂诗八首》其二。
[22] 郁达夫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日记。
[23] 郁达夫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日记。
[24] 刘海粟:《漫论郁达夫》。
[25] 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
[26] 郁达夫:《忏余独白》。
[27] 郁达夫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日记。
[28] 郁达夫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日记。
[29] 郁达夫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日记。
[30] 刘海粟:《漫论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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