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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甄士隐和贾雨村在《红楼梦》结构和主题上的作用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893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红楼梦》中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贾府主体故事之外的人物在全书结构和主题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结构上,他们起了“未雨闻雷”的预示作用和“穿针引线”的线索作用,主题上又寄托着作者对儒道互补的中国士人心态的思考。
  关键词:结构;主题;未雨闻雷;穿针引线;儒道文化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中文系
  美国当代著名后经典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曾提出过一个关于作品人物多重意义的理论,他认为,作品中的人物除了作为形象本身的意义外,还作为组织结构(费伦称其为综合虚构的人物)和表达主题观念的人物而存在。《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在全书中的意义便可以借助这一理论来分析。二人在整部小说中的情节并不多,前八十回中,甄士隐的正文只在第一回,贾雨村正文出现在前四回中,其后第三十二回、四十八回、七十二回仅是通过他人之口提及,始终没有正面出现。续四十回中,一百〇三回甄士隐与贾雨村在急流津渡口相遇,一百二十回,二人归结《红楼梦》。续书中很多地方不符合作者原意,但我认为续作者在甄士隐、贾雨村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上却基本上不离曹雪芹初衷,因此,姑且因之。总之,这两个人物始终没有参与进贾府活动的中心,因此作为形象的人物便做了让位,这两个人物在《红楼梦》全书中更多的是作为结构和主题的人物而存在的。
结构上——“未雨闻雷”和“穿针引线”
  一、“未雨闻雷”的预示作用
  《红楼梦》一书用悲凉的笔调叙写了一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极盛家族败落到“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悲惨境地。而作为全书引子出现的甄士隐和贾雨村都对这种悲剧起了“未雨闻雷”的预示作用。他们二人都有家族由盛转衰的经历。
  甄士隐原是一地望族,却在元宵之夜突遭丢失女儿的家变,后又遭遇火灾,寄人篱下,落得贫病交加,最后随疯道人飘飘而去,昔日富贵如同幻梦。甲戌本第一回于“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处有一条行间侧批,“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宦小家,从小至大,是此书章法”,作者通过甄士隐的故事让我们在书的开始便隐约看到了贾府的命运。甄士隐做的《好了歌》注解,便是一首宁荣二府的葬歌,故脂砚斋在此处看到的是贾府一干人的命运。
  贾雨村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出场的时候,已经贫困到寄居庙中,每日以卖字画为生。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曹家败落后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的影子。不同于曹雪芹的叛逆狂放不拘功名,他一直汲汲于求取功名,再整基业。但是经历了一番宦海沉浮之后,却也是抛却凡尘羁绊沉沉睡去。他使我们猜测到贾府败落以后的命运,纵使贾家真如续书中写的那样“兰桂齐芳”也是不能长久的,到头来不过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正是为展开贾府的悲剧故事而安排的,他们是整个贾府故事的缩影。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向我们预示了宁荣二府必然败落的命运。
  二、“穿针引线”的线索作用
  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在《红楼梦》一书中具有一种“穿针引线”的作用,甄士隐沟通了仙凡世界,贾雨村则联系起了贾府和整个社会官场。
  《红楼梦》中塑造了一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太虚幻境,在那里,书中主人公的故事有了一个神化的缘起。而甄士隐在书中便起了沟通这个仙境和凡尘两个世界的作用。书中第一回写“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他听说了绛珠还泪的故事,并曾与“通灵宝玉”有一面之缘,还亲睹了太虚幻境的入口,看到了那副颇有象征意味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醒来后,依然是一片凡俗世界,梦中一僧一道竟也出现在现实之中。如此,甄士隐便沟通了太虚幻境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使整部书亦真亦幻,富于艺术性。续书中甄士隐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仙长”了,他洞悉仙机,似乎见证了贾府这些年来所有的事情,是贾府故事一个隐形的见证者。
  贾雨村则是连接了贾府和外部社会官场。第二回他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为我们画了一幅详尽的宁荣二府宗族关系图,同时又将贾家与甄家,贾家与林家等一系列人物家族联系起来。第四回中,他乱判葫芦案向我们展示了为贾宝玉所不齿的官场面貌,交代了四大家族的势力和关系网,并勾勒出了贾府故事的社会大背景,让我们知道在一派如人间仙境的大观园外原是这般污浊不堪,尔虞我诈的社会,无瑕美玉终究还是逃不了遭泥陷的命运。其后贾府的主体故事中,他在官场的荣辱沉浮直接关系到贾府的命运,他与贾政、贾赦的交往让贾府始终处在与社会官场的联系中。于是,一部《红楼梦》便再不是只写小儿女离合悲欢,写一家一族盛衰沉浮的小书,而成为对整个社会状态具有普遍观照和忧患的大书,所以,有人说“曹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
  续书最后一回,历劫出世,已是“仙长”的甄士隐和和入世历劫,经历了宦海沉浮,归于平静的贾雨村一同归结了《红楼梦》,全书的结构保持了完整。
主题上——儒道互补的文化内涵
  甄士隐和贾雨村是两个从名字到经历都充满寓言色彩的人物。《红楼梦》中多有借名字谐音蕴含深意的情况,而这两个人名字最为突出。他们不仅仅是作者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简单叙事上的交代,更蕴含着经历了家族由盛转衰的曹雪芹对中国传统士人人生价值追求的深刻思考,于是甄士隐和贾雨村便成了一个蕴含着作者对儒道文化思考的文化符号。
  儒道文化在士人心态上最突出的表现是一种仕与隐,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甄士隐和贾雨村二人的人生轨迹正体现了古代士人在人生价值选择上的仕与隐的矛盾互补。
  夏麟书和关西平在《论贾雨村的形象在<红楼梦>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一文中说“甄、贾二人,一以道家思想为主导,一以儒家思想为指归;一超脱出世,一汲汲入世;一仰慕仙道,一痴迷仕途;一清高自洁,一势力鄙俗。二者的鲜明对比,正典型地概括了封建士人的两种人生观与两种人生道路。”
  甄士隐原是姑苏城仁清巷一个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的乡宦,书中称他“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具有典型的道家型人生价值追求。他在经历了丢失女儿,家业凋零的世间劫难之后,得疯道人指引,了悟人间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遂与道人飘然隐去。
  贾雨村则是儒家人生价值观的代表,从他的表字“时飞”,便可看出他“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的汲汲功名之心。他渴望实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飞黄腾达的抱负。受到甄士隐的接济后,他竟因为急功名不辞而别,大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概。其实,这个时候的贾雨村虽然汲汲于功名,但仍然是想做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人物的。只可惜腐朽的官场让他身不由己地成为了投机钻营,贪赃枉法,陷害无辜,甚至有可能在贾家失势后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小人。
  贾雨村的腐化让我们看到,在腐朽的体制下,实现儒家道德型和政治型文化的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的分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就通过匡超人等一批中举后腐化堕落的士子向我们展示出来,而《红楼梦》中贾雨村这一形象更具有蜕变的典型性。他的蜕变是一点点完成的,即使在官场蝇营狗苟,他还是保留着纯的一面,只是这一人格面一直在隐退而已。已经被官场的腐朽同化的贾雨村对待贾宝玉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他不俗的一面。书中通过宝玉之口说,贾雨村每次拜访贾政,“回回定要见他”。宝玉自然视其为“禄蠹”而耻于相见,但贾雨村却不像世俗人那样把宝玉看做“淫魔色鬼”“酒色之徒”。他从一开始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就用不寻常的眼光看宝玉,直至后来身不由己地在官场上打爬,仍然愿意亲近宝玉。或许,他也是羡慕宝玉那样自由任性的生活的,正所谓“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的指引下选择了出仕为官,但又每每在官场的束缚下渴望归隐,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心里的一个念头而已,念头瞬间闪过,继续身不由己沉醉官场。贾雨村便是这样一种心理的代表。
  在续书中,贾雨村的结局安排的甚好,写他“犯了贪索的案子,审明定罪,今遇大赦,递籍为民”,在急流津觉迷渡口遇见早已是仙长的甄士隐,在与士隐叙说一番后,“心中恍恍惚惚,就在急流津觉迷渡口的草庵中沉沉睡去”,空空道人“再叫不醒”。贾雨村和甄士隐殊途同归,最终彻底摆脱了名缰利锁的束缚,还原了生命的本真。
  在续书中,出世后的甄士隐和尘世中的贾雨村曾有过两次相遇,而两次相遇的地点,一个是“知机县急流津”,一个是“急流津觉迷渡口”,这两个名字颇有寓意。第一次在知机县,贾雨村刚升为京兆府尹,上任时行至急流津,正是春风得意之人,哪里能够“知机”,所以甄士隐只以道家玄语相答,并不相认;第二次在急流津觉迷渡口,贾雨村已经被贬为庶民,经历了几番宦海沉浮,对功名的痴迷也到了觉醒的时候。因此,甄士隐的一番话让他颖悟仙机,抛却尘世功名富贵的挂碍,沉沉睡去。
  于是,儒家人生价值观最终归于道家。
  此外,《红楼梦》中的另外两个甄贾相对的人物——贾宝玉和甄宝玉身上也体现了这种隐与仕的对比,这两个人一开始都不喜欢功名,但后来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继续鄙视功名,“悬崖撒手”;一个在经历了家世萧索之后又走上了与贾雨村相同的人生道路。虽然这仅仅是续作者的意思,但却很好的体现了两种人生价值观的对比。
  中国古代文化中称陶渊明式的隐居为“归隐”,一个“归”字便可见对仕与隐的最终选择,生命的本原是“隐”,而出仕仅仅是人生旅程上短短的暂时性的一段,出仕者最终的隐居才是对生命本原的回归。经历过家世凋零又傲骨嶙峋不汲汲于功名的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体现出来的也是这种思想,他总体的倾向是道家的隐。但是他的这种隐不仅是回归生命的本原,而且还带着一种虚无悲观的调子,这在一开始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和甄士隐的《〈好了歌〉注解》中便可看出来,这两首诗表现出来一种悲剧式的虚无感,不论功名富贵,妻室子女,到头来终归一场空幻,因此又带上了释家的悲观色彩。在《红楼梦》中佛道似乎是一致的,一僧一道几乎总是相携出现,劝人出世。“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惯养娇生笑你痴”“有命无运,累及爹娘”,这些对儒家天伦人情的完全否定也是不足取的。
  甄士隐的“隐”是生命的真,但却又虚无缥缈,贾雨村的“仕”是生命的“假”,但却又是现实中实实在在的存在。或许就像太虚幻境入口处的对联上写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与假,仕与隐也像我们的儒道两家文化那样永远对立互补地共存着。
  总而言之,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贾府主体故事之外的人物在《红楼梦》全书的结构和主题意蕴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故事预示着贾家的命运,他们的情节起着穿针引线的线索作用。而他们的人格本身,又体现着作者对中国传统士人人生价值的思考。可见,曹雪芹塑造这样两个人物形象,实在是有着良苦用心的。
参考书目:
曹雪芹《红楼梦》(北京出版社,2008.1)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
中国红楼梦学会《话说红楼梦中人》(崇文书局,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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