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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圣生卒年月日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1048 次 我要收藏

  清光绪原刻单行本,竹纸线装1册
  “先圣”是孔夫子的封号。孔夫子是我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名人,因而需要时常纪念;而对名人的纪念活动往往是安排在其诞生或逝世的年月,这样对名人的生卒年月就需要进行考订。像孔子身后有规模无与伦比的家庙,其家祭也是国祭,所以在过去举行祭祀活动也需要有一个明确可靠的时间。然而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关于孔夫子的生卒年月,竟没有一个统一的记载。为此,历代学者做过许多考证,结果也是言人人殊,难以形成共识。今年社会各界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不知是否重新做过研究?不过这些纪念活动使我想到了一本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这就是孔广牧的《先圣生卒年月日考》。
  孔广牧是孔子第七十世孙,从学于宝应名儒成蓉镜,博览强记,于天文历算、舆地形声、名物训诂,靡不通贯,唯惜其享年不永。遗著除本书外,尚有《礼记天算释》三卷、《汉石经残字证异》二卷、《勿二三斋诗集》一卷、《饮冰子词》一卷及《礼记郑读考》、《詹岱阁省疚录》各若干卷,见刘恭冕为《先圣生卒年月日考》所撰序言及诸书刻本。其中《礼记天算释》有《咫进斋丛书》等丛书本,但已改三卷为一卷;《勿二三斋诗集》和《饮冰子词》有《求恕斋丛书》本,词集也改名为《饮冰子词存》;《汉石经残字证异》则《贩书偶记》著录有传抄本流传,与其余两种俱未见有刻本著录,而除本书外其余已刻诸书亦均无单刻行世。
  此《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乃光绪五年由蒯光典等出资刊行,宝应刘岳云任校刊,旌阳刻工汤明林写刻,卷末附有仪徵刘贵曾跋。因书中多涉及天文历算,故刘岳云署曰“算校”,在古籍校对署名上也是别具一格。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考生年,下卷考卒年。版刻精雅整饬,初印,墨色清晰。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年代虽近,印本却流传甚稀,《贩书偶记》正、续编俱未见著录,读者一般是从《广雅书局丛书》或《皇清经解续编》中才能看到此书,然已均属重刻。我得到此书是在扬州古籍书店,同时所得还有刘恭冕《广经室文抄》之原刻批注本和刘师培《左庵集》之宣统原刻本,俱罕见。案刘恭冕为刘岳云族兄,刘贵曾乃刘师培之父,与孔广牧同从学于成蓉镜。刘恭冕与刘贵徵两家是否同族,未做过考究,但从《先圣生卒年月日考》这部书的刊刻过程中可以看出,两家之间肯定有一定交往。宝应和仪徵在清代均隶属于扬州府,疑上述刘氏诸书均属刘家自藏,后因地利之便,为扬州古籍书店收得。据云仅北京每年南下扬州购书者即有十几批人,好版本早已被人爬梳殆尽,但藏书家们对于此等学术书却大多不甚留意,所以才会留待我辈掇拾(清末扬州的藏书家测海楼主人吴引孙亦曾藏有《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一书,大概也是挟地利之便才会收得)。
  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仅孔子的生年问题就非常复杂。早期的记载主要有鲁襄公二十一年说和鲁襄公二十二年说两种不同说法。鲁襄公二十一年说出自《公羊传》和《谷梁传》;鲁襄公二十二年说出自《世本》和《史记》。此后从东汉时起,人们或主《公羊》、《谷梁》,或主《世本》、《史记》,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即以清代学者而论,如崔述、江永、钱大昕、李惇、孙志祖等均从前者;而黄宗羲、阎若璩、梁玉绳等则从后者。孔广牧遵从后者,定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公元前552年。现在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实际上也是采用了他的结论。但孔广牧主襄公二十一年说并没有特别强硬的证据,只不过谓《世本》早出而已。今案《公羊》、《谷梁》二传虽迟至西汉初年方才写定,但其自有师说递相传承,渊源也可以一直追溯到战国以前,未必是西汉才产生的说法。孔广牧最后的结论是:“先圣之生年从《史记》,月从《谷梁》,日从《公羊》。”可见他也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自是有所依据(报纸上说把孔子的诞辰日定在9月27日,似乎也是采用孔广牧的结论)。所以关于孔子的生年,在上述两说当中究竟何所适从,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近代以来与此相关的重要著述中,钱穆的名著《先秦诸子系年》,面对上述两说也是无法断定孰是孰非,最后只好以此事无关大局为由,随意择取司马迁一说。由此愈可见确定孔夫子的生身年代,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所定的2550周年,恐怕也只能是姑且言之、姑且听之,不能过分当真。
  即使孔广牧在此书中对孔子生卒年的论述还不够完备,本书也还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仅仅是他广泛搜罗前人各种成说一项,就功不可没,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问题是对于像孔子生年这样在现实中具有很大影响的事件,在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的时候,最好还是重新做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为妥,并且应当把论证的过程和依据向世人做出必要的说明。不然很可能会热热闹闹地过错生日。1987年西安纪念碑林建成900周年,搞得声势浩大,煞是热闹,可实际上这一年碑林在今址建成仅884年,到2003年才是碑林建成900周年。这一事例就是一个应当引以为戒的重要教训。
  后刻的丛书本与这部原刻本究竟有无异同,我没有做过比勘,尚不得而知。但姑且不论其内容有无独特价值及此原刻本甚是稀见难得,仅仅是其写刻之精雅,也不是丛书本所能比拟的。一般来说,《广雅书局丛书》校刊比较认真,在文字上倒不会有太大差讹;只是由于书局中校刊诸公水平太高,倒是常常按照自己的主张,有意改动原书,在使用广雅书局所刊书籍时需要注意。如刘恭冕《广经室文抄》,《广雅书局丛书》本即有意删去原刻本中《妇人裹足当严禁说》一篇文章;又如洪颐煊《汉志水道考证》,嘉庆原刻本书名如此,可《广雅书局丛书》本却妄自更改书名为《汉志水道疏证》,民国时编印《二十五史补编》,收录此书竟亦一如《广雅书局丛书》,想必是未能依据原刻,且亦不知其妄改书名之事。由此可见,藏书注重原刻,往往并不只是藏书者个人的收藏嗜好问题。
1999年9月8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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