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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妓女戏”知多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539 次 我要收藏

  从唐传奇到元杂剧再到明清戏曲,妓女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文化现象之一。实事求是地讲,人们研究古代青楼文学,对于唐代和明清向来用力甚多,对元代却关注得少些。其实,元杂剧中的妓女题材,不但丰富多彩而且自有特色,也是中国古代青楼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环节,为我们所不可忽视。
  1.妓女和元杂剧
  元杂剧现存剧目中,属于妓女题材的有20种左右,其中“旦本戏”,也就是以妓女为主角的也有10多种。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为,唐宋两代传奇涉及青楼女子的作品仅六七部(如《霍小玉传》、《李师师外传》等),明代话本也不过10部(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元杂剧中的“妓女戏”,具代表性的作品大致有: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逞风流王涣百花亭》   《谢金莲诗酒红梨花》
  《诸宫调风月紫云亭》  《陶学士醉写风光好》   《江州司马青衫泪》
  《郑月莲秋月云窗梦》  《杜牧之诗酒扬州梦》   《花间四友东坡梦》
  《包待制智赚灰阑记》  《李素兰风月玉壶春》   《玉箫女两世姻缘》
  对青楼女子的不幸命运,元代作家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他们发自内心地关注着这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有一首元代小令,就设身处地地写出了青楼女子的满怀惆怅和怨恨,曰:“春花秋月,歌台舞榭,悲欢聚散花开谢。恰和协,又离别,被娘间祖郎心趄。离恨满怀何处说。娘,毒似蝎。郎,心似铁。”(曾瑞[中吕.山坡羊]《妓怨》)
  这些女子,个个乖巧美丽, “歌舞吹弹”,“写字吟诗”,“攧竹分茶”,无所不通,可是身份低贱,终日里不得不强作笑颜,虚情假意地迎新送旧。被屈辱和痛苦占据身心的她们,深深感叹“这门衣饭,几时是个了呵”(《赵盼儿》);她们也痛恨这“不义之门”,恨此门中全凭着“恶劣乖毒狠”五个字“迭办金银”(《金线池》);她们也向往正常妇女的生活,渴望从良,“几时将缠头红锦,换一对插金钗”(《青衫泪》);她们也期待真诚的爱情,希望觅得才貌性情都相投的如意郎君,就像《百花亭》里的贺怜怜、《云窗梦》里的郑玉莲、《红梨花》里的谢金莲……
  元杂剧舞台上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青楼女子形象。她们当中,也不乏有抗争精神者。《曲江池》里,李亚仙不满鸨母将书生郑元和赶出门,骂后者“是个吃人脑的风流太岁、剥人皮的娘子丧门,油头粉面敲人棍,笑里刀剐皮割肉”;《玉壶春》里,鸨母棒打鸳鸯,要李素兰嫁给商人而赶走了玉壶生,素兰剪发明志,“今朝截下青丝发,方表真心不嫁人”;《紫云庭》中,韩楚兰为了爱情同鸨母进行斗争,从第二折“卜儿打撞了”的科介来看,这女子似乎还向后者动了手……
  在爱情方面,元代作家笔下的这些女子,往往爱有才华的书生而鄙视腰缠万贯的富商,如歌妓李素兰便忠于穷书生,拒绝山西富商甚舍的追求(《玉壶春》)。在与书生恋爱的过程中,这些青楼女子往往都大胆泼辣,显得积极主动,李亚仙就主动邀请郑元和来同席饮酒:“妹夫,那里有个野味儿,请他来同席,怕做甚么?”(《曲江池》)上厅行首贺怜怜在春游时遇见风流书生王焕,一见钟情,也主动吟诗传情,正如喜不自禁的书生所道:“他把我先勾拽,引的人似痴呆,我和他四目相窥两意协。”(《百花亭》)
  除了以上作品,元杂剧中写妓女的还有《马丹阳度脱刘行首》和《月明和尚度柳翠》,但这两出戏的叙事重心不在表现青楼生活,而旨在宣扬道佛出世思想,属于神仙道化剧。此外,有如现实中妓门风月的形形色色,元杂剧中的妓女形象也不都是正面的,如《风雨像生货郎旦》中的张玉娥、《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的萧娥以及《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的萧娥,但这几个以“搽旦”或“外旦”扮演的反面角色并非剧中主要表现对象,自然也不占元代“妓女戏”的主流。
  2.妓女和元代社会
  元代诸多妓女戏的产生,跟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系。蒙古帝国建立后,都市经济一度超常繁荣,使卖淫制度得到恶性发展,妓女数量随之陡增。元人就说,“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夏庭芝《青楼集志》)。
  据《马可.波罗游记》,当时的大都,“新都城和旧都近郊公开买淫为生的娼妓达二万五千余人”;而在杭州,街头亦妓女多多,“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她们的寄迹和行踪”。见载于《青楼集》中闻名当时的青楼女子,有110多个,该书尽管说是“纪南北诸伶”,但范围仅仅限于大都、维扬(今江苏扬州)等几个大城市。若论全国,实际数量可想而知。这些妓女,不仅仅是卖身,她们中有许多是艺妓,与文人多有交往,元杂剧中屡屡描写的“上厅行首”即属此类。 总之,社会上大量妓女的存在,是元代众多妓女戏产生的现实基础。
  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前,仍处于落后的奴隶社会,来自汉族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对于元代统治阶层来说,难免隔膜,也要淡薄得多。尽管元蒙统治者为了有效统治全国而认真学习和实行过“汉法”,当像忽必烈这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毕竟不多。因此,种种伦理观念上的松动也就很自然,如关汉卿笔下,谭记儿能以寡妇身份改嫁,就反映出贞节观念在当时社会的削弱。又如,“在婚姻方面,蒙古族的乱婚习俗冲击了程朱理学,纲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女子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暂时、有限的‘解放’。”(幺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爱情作品特征比较》,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妓女原本就比闺门女子更少羁绊,她们的身影能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作家笔下,与此时代背景不无瓜葛。
  当然,青楼女子对元杂剧的贡献,不仅仅是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更重要的是,她们中好些人本身就是杂剧舞台上的演员。旧时代,演艺者被称为“戏子”,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青楼”是妓门的别称,元杂剧演员大多是色艺俱佳的青楼女子,当时为女伶立传的著作取名《青楼集》绝非偶然。成书于1355年的《青楼集》,由夏庭芝著,记载了从元初到此书写成的近80年间勾栏艺人的事迹。
  《青楼集》中记载的上百个色艺俱佳的勾栏女子,大多有着苦难的身世和低贱的出生,有的因家长犯罪而没入教坊,有的因饥寒交迫而沦落乐籍,其命运结局亦多悲惨,或抑郁早亡,或被卖为妾,或出家为尼,她们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
  偏偏这些女子,又才艺超群,如名列该书卷首的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所作散曲“世所共唱之”,她还长于书法,“喜亲文墨,作字楷媚”。她们中不少人擅演杂剧,如珠帘秀,“杂剧为当今独步”;燕山秀,“旦末双全,杂剧无比”;赵真真,“善杂剧,有绕梁之声”;王玉梅,“善唱慢调,杂剧亦精致”;李娇儿,“花旦杂剧,特妙”;平阳奴,“精于绿林杂剧”;米里哈,“回回旦色”而“专工贴旦杂剧”,等等。正是这些女子,同剧作家并肩创造了元杂剧的繁荣。
  3.妓女和元代文人
  上述“妓女戏”,除有些作者不详外,涉足此题材的杂剧家有关汉卿、乔吉、马致远、李行甫、石君宝、戴善甫、吴昌龄、高茂卿、张寿卿、贾仲明等。尤其是关汉卿,一人就有好几部作品,他所塑造的赵盼儿等艺术形象,千古不朽。与此呼应,散曲中写妓女之作亦数不胜数,仅仅以题目来看,就有《咏俊妓》、《赠歌妓》、《赠老妓》、《赠朱帘秀》、《赠明时秀》、《赠玉芝春》、《赠千金奴》、《赠教坊姝丽》、《青楼咏妓》、《妓女蹴踘》、《妓名张道姑》、《嘲黑妓》、《嘲妓好睡》、《妓怨》、《劝娼》、《劝妓女从良》、《子弟每心寄青楼爱人》等等。
  造就了元杂剧繁荣的书会才人大多为不得志的文人,他们“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王国维《录曲余谈》)。科举考试被中止,“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明.胡侍《真珠船》卷四)。作为“边缘人”,仕途无望的文人士子有一肚皮牢骚要倾吐,而与勾栏瓦舍中“红粉知已”的相濡以沫,又使他们对社会最底层妇女命运有了深刻了解和由衷同情,故而必形诸笔端。对此问题,我在《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中曾作分析如下:
  妓女题材在古典戏曲里占相当比重且不乏脍炙人口之作,……这些风尘女子之所以成为戏曲中描写再三的对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跟封建时代不得志文人的处境和心态有很大关系。市井文化中浸泡出来的柳永词,曾道出个中三昧:“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且看“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好在“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于是乎,“忍把浮名,换了浅吟低唱。”(《鹤冲天》)文人在仕途失意和知己难求的孤独中,极易于到有才艺又身份相对少羁绊的风尘女子中去寻觅同调,达到一种同病相怜的心理默契。白居易《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吟叹,就表露出这种寻求“归属”的心理。济世抱负无处施展的他们,落魄潦倒之中,不自觉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繁盛的百戏杂艺并从中去寻求心理慰藉,即钱穆所谓“学者聪明无所泄,故亦转向为此,雅化不足以寄情乃转而随俗,向上不足以致远乃变而附下”,从此也就和这圈子里色艺俱佳的女子结上了亲密关系,如关汉卿与珠帘秀,乔吉与李芝仪,白朴与天然秀,等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诗)贾仲明吊词即明明白白说王实甫是“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里“施智谋”的“书会才人”;关汉卿更是一脸俏皮地公然宣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依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凡此种种,都在依香偎玉的世俗表象下透露出自我人生价值难以实现的佯狂。“红粉知己”对落魄文人有极大的“慰藉”作用,而以与妓女结识作为宣泄苦闷的方式,尤其在封建社会后期不得志文人中相当普遍。正是这样一种客观境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使得出入于秦楼楚馆的文人对妓门生活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不但为这些身处社会最底层遭损害的女儿们的悲惨命运叹息、哭泣、呐喊,也从这人所不齿的烟花行中发现了一个个才智过人、侠肝义胆不让须眉的女中翘楚,于是又情不自禁地在戏中为之大唱赞美之歌。无论同情还是讴歌,自他们手中诞生的戏曲文本,都因话语表述上替女性发言和作自我表白一体化而尤显情真意切,自然也就格外打动人心。
  事实就是这样。除了古代文人狎妓这传统外,元代文人和元代妓女结下亲密关系,很大程度上跟当时不如意的知识分子境遇有直接关系。流行的“八娼、九儒、十丐”之说,便是当时同处社会边缘境遇中文人士子和青楼女子命运的现实写照。他们彼此之间的同病相怜,是造就元杂剧舞台上“妓女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自《元曲索隐》,李祥林著,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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