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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刘萨诃资料辑释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975 次 我要收藏

  刘萨诃是活动于东晋末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位高僧,记载他的籍贯、名号、事迹及传说的佛典和史籍很多,主要集中在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广弘明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方志》、《道宣律师感通录》,道世《法苑珠林》,宋释志磬《佛祖统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以及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和1979年在武威发现的唐天宝元年(742)《凉州御山石佛像因缘记》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中。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学者们运用这些资料进行刘萨诃研究,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其中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为开山之作,校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刘萨诃的重要资料,为刘萨诃研究提供了线索,奠定了文献学基础;同时也进行了考证,对敦煌本《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的创作时间、材料来源及文献价值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1]孙修身、史苇湘等先生则运用传世文献和敦煌遗书及新发现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等资料对以莫高窟第72窟和斯坦因《千佛图录》之十三绢画为代表的佛教史迹故事画进行了详实的考释,并进而将敦煌壁画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考证、梳理了刘萨诃的事迹和传说,拓宽了刘萨诃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用力最勤、厥功最著的学者则是山西大学的尚丽新博士。她考察了有关刘萨诃事迹和传说中姓名籍贯、地狱巡游、江东巡礼、稽胡崇拜、番禾瑞像、感现佛钵、酒泉迁化等各节产生的时间、地域,记录的佛典和史籍,及其所贯穿的民间佛教信仰的各种母题。[2]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又进而分析论证民间如何创造刘萨诃这一神佛的过程、原因,把刘萨诃信仰的传播方式归纳概括为传闻、讲唱、造像与壁画三种主要途径,使刘萨诃研究跳出敦煌学的视域限制,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揭示出刘萨诃传说“所展示的由凡而圣、不断神化的过程典型地折射出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民众的佛教信仰”这一“巨大的隐秘”,并“使这个和尚闪烁出一种卓然不群的光辉”[3]。从她所发表的系列专文看,对相关资料的搜罗运用似乎已到“竭泽而渔”的程度,如在《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一文中论及刘萨诃迁化酒泉时甚至引用了清乾隆十四年(1749)张玿美修纂的《五凉全志》中的《永昌县志》。但其中却缺少了一般典籍所不载,而为酒泉本地所独有的一些资料。
  为说明问题,这里不避重复,再引录一些资料。《刘萨诃和尚因缘记》:“以正始九年十月廿六日,却至秦州敷化。返西州,游至酒泉迁化,于今塔见在。焚身之所,有舍利,至心求者皆得,形色数般。”[4]《续高僧传》卷二五:“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吾非大圣,游化为业。’”[5]《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行出肃州酒泉郭西沙砺而卒。形骨小细,状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绳连。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砺觅之,得之凶亡,不得吉丧。有人觅既不得,就左侧观世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寻之,还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6]《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酒泉县”条:“刘师祠,在县南。师姓刘,字萨诃。沮渠时西求仙,回至此死,骨化为珠,血化为丹。门人因立庙于此,至今人诚心者谒之,往往获珠丹焉。”[7]
  关于刘萨诃的事迹传说,诸本所记多有歧异,然其中“酒泉迁化”一节,却是惊人地一致。这充分说明,虽然刘萨诃“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关陇东西”[8],事多歧见,但最后迁化酒泉,却是无可怀疑的。而这样一位充满了神秘灵异色彩、在民间被广为传颂的高僧,在其迁化地自然不可能没有留下遗迹。笔者既为酒泉土著,近年又对地方文史颇有几分兴趣,机缘所在,读到有关刘萨诃研究的著作,自然想到了曾经寓目的相关资料,在此汇辑罗列并作简略说明,以供专家采摭。
  其一、关于手迹崖
  《肃镇华夷志.古迹》:“手迹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为古迹奇异。俗妄言乃佛见讨来河水盛,恐没其城,以手推崖,脚登河崖,故水不能淹城。”[9]《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古迹》:“手迹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为古迹。俗传佛见讨来河水盛,恐没城,以手推崖,脚登河岸,故水不能淹城云。”[10]
  《肃镇华夷志》4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肃州兵备道副使张愚创稿,万历四十四年(1617)肃州兵备副使李应魁续修完稿,顺治十四年(1657)肃州监收临洮府通判高弥高重刊。[11]是酒泉地区现存最早的体例完备定型的一部旧志。[乾隆]《重修肃州新志》30卷,清肃州分巡道黄文炜、军需观察沈青崖纂修,于乾隆二年(1737)成书。两志对手迹崖的记述,文字略有出入,但主要资料相同,只是前者对所采录传说有“俗妄言”、“恐难凭信”等考评文字。两志均未明说为肃州救水难的是哪位神祇,只以“佛”笼统言之。但两志中关于“西峰宝寺”的记载,又透露了相关信息,说明是僧慧达;而“慧达”乃刘萨诃之法号。
  莫高窟至今留有中唐及其以后所绘刘萨诃在酒泉郡开山畅流、留迹山崖的瑞像故事。可惜酒泉城西手迹崖遗迹在近年城市扩张中已被夷为平地,难以寻考了。
  其二、关于西峰宝寺
  《肃镇华夷志.祠祀》:“西峰宝寺:城西三里。据《神僧传》云:昔蒙逊时,有僧人名慧远,游居武威,一旦云,肃州人有水难,吾当速救。于是,寅时起身,巳时至肃,正见讨来河水势侵城,用手一指,水即回波,后圆寂于此,遂建浮屠,以藏其骨,人遂以手助崖为右迹,后人因此遂充拓为寺。而西峰今将平矣。有重修碑记云。”[12]《重修肃州新志.肃州.祠庙》:“西峰宝寺:在肃城西三里,今名西古寺。《神僧传》云:沮渠蒙逊时,僧慧达居武威,忽一日云:酒泉人有水厄,吾当往救。寅时发,巳时至郡,正见讨来河侵城,以手挥之,水退。随圆寂,瘗骨于此。后世遂拓为寺。天顺间,僧公澄修之。正德十一年,毁于回虏。嘉靖十二年,僧相至又鼎新之。太常寺卿赵玉芝、学官陈杰,皆有碑记其事。赵碑今号透灵碑云。”[13]
  前志记为僧慧远,而该志《仙释》目也有《慧远传》:“慧远,本卫人。姓刘,自幼出家为僧。洪武间游至凉州,闭关静坐。一日,谓凉州人曰:‘明日肃州遭水灾,吾当速救可也。’明寅西向,巳时至肃,讨来河水涨泛,势将逼城。慧达至西峰,离城一里许,用手一指,水向北溃,遂不进城。人以手迹崖为古迹,因遂圆寂于此,遂建寺塔,以传云。”[14]此“慧远”显系“慧达”之误。对此,《重修肃州新志.凡例》已有订正说明:“旧志误谬颇多,亥豕鲁鱼,难以枚举……及慧达,沮渠蒙逊时僧,而或为明初。此等俱已订正。”[15]而《重修肃州新志.肃州.仙释》正有《慧达传》:“慧达,肃州人。姓刘,名窣和,自幼出家为僧。洪武间游至凉州,闭关静坐。一日,谓凉州人曰:‘明日肃州遭水患,吾当救之。’明寅西向,巳时至肃,讨来河水涨泛,势将逼城。慧达至西峰,离城一里许,用手一指,水向北溃,遂不近城。后圆寂于此,建有寺塔,人以手迹崖为古迹。按:此条出旧志,与《神僧传》不合,今姑存之。余见《古迹》、《祠庙》内。旧志误为明洪武间事,应从《神僧传》云,为沮渠蒙逊时人。”[16]陈祚龙也曾考证刘萨诃姓名和法号:“自彼出家之初,初号慧达,盖以古人信彼乃系菩萨之‘化身’,且系‘假形化俗’,因以为号焉。”在这句话中“慧”后括注:“此字因为与‘惠’通,故亦尝作‘惠’。”在“达”字后括注:“凡作‘远’者,大谬。”[17]可见,误“慧达”为“慧远”在典籍中是普遍的,不仅《肃镇华夷志》如此。
  关于刘萨诃的籍贯,《冥祥记》、《高僧传》等说他是并州西河离石(今山西离石)人;《续高僧传》、《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载其为定阳(今陕西宜川)人;《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方志》又说是慈州(今山西吉县)人。而上引两部肃州旧志却都以慧达为肃州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肃州民间刘萨诃信仰的一些情况。
  两志所记西峰宝寺,多次重建、补修[18],至建国初尚存,“气魄宏大,建筑雄伟,林木繁茂,风景甚幽。院后并有大、小两座宝塔,据传,大塔为神僧刘窣和(又名刘萨诃)之瘗葬,小塔约为海峰大师之留迹”[19]。可惜于1958年之后被拆毁,遗址在原酒泉城西一公里处酒泉西峰乡西峰寺村八组居民点以北500米处道路西侧农田中。近年酒泉市区开发扩建,居民点拆迁,据寺庙旁原住居民指认,遗址处在312国道出酒泉市区西北拐弯处(西侧)和正在开工建设的消防局(东南角)之间。
  其三、关于透灵碑
  如前所引,《重修肃州新志》“西峰宝寺”条称:“太常寺卿赵玉芝、学官陈杰,皆有碑记其事。赵碑今号透灵碑云。”1958年,寺毁时,碑亦不知去向。至“1987年9月,酒泉市文物普查队到西峰寺村访查,当地耆老王福同、王建福等回忆说:当年寺毁之后,碑被村民抬回村中,埋在了地下。经过仔细寻找,终于掘地得碑。老少无不喜庆”[20]。
  碑为青白色花冈石质。碑体长130厘米,宽85厘米,厚25厘米,正背两面皆有文字。正面全文773字(其中残缺52字),背面为功德簿。碑额高67厘米,宽84厘米,厚27厘米,正面浮雕二龙戏珠,篆刻“西峰宝刹碑记”六字,背面双龙交蟠,中刻楷书“西峰宝刹碑阴”。碑座高40厘米,宽90厘米,厚55厘米,前后莲花浮雕。据说“当初碑面十分平光明亮,能透入人的影子,故时人有‘透灵碑’之称”。[21]
  此碑现藏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据碑文可知,此碑立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为赵玉芝所撰,与《重修肃州新志》所载相合。关于寺的来历,碑文记载:“肃城之西,旧有浮屠刹宇,古传慧达神僧飞锡至此,知其地可作宝林,因创以□□,面雪山而背天城,渺黄河而抵流沙,峰峦环峙,林木交翠,即金沙菩提表现之所矣。”[22]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西峰寺正是因刘萨诃而建,是高僧刘萨诃留在酒泉的一处重要遗迹。如此,《西峰宝刹碑记》也是研究刘萨诃行迹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
  尚丽新指出:“刘萨诃的各种传说不是随着刘萨诃的去世而终结的,更不是在一时一地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从4世纪末到11世纪漫长的历史时间在大江南北、关陇东西广阔历史空间而逐渐形成的。”“刘萨诃传说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使之在4世纪末至11世纪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23]而上引《肃镇华夷志》、《重修肃州新志》和《西峰宝刹碑记》等资料则表明,刘萨诃传说不仅“绵亘在东晋到唐五代漫长的历史时间里”[24],而且直至明清时期,还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多民族聚居地”流传着,并继续被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记录规约着,由此足见其影响的广泛深远。
注释:
[1]参阅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见《华冈佛学学报》第三卷第33—56页,1973年。又见《敦煌资料考屑》上册第212—25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尚丽新《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见《文献》2007年第1期,第65—74页。
[3]尚丽新《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见《东方丛刊》2006年第3辑,麦永雄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4]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5]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感通上》。见《大正藏》第50册,第645页。
[6]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见《大正藏》第52册,第404页。
[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第十五页,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
[8]尚丽新《高僧刘萨诃的传说》。见《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第102页。
[9]《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1页。
[10]《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馆藏。
[11]吴浩军《酒泉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载《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67—74页。
[12]《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13]《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馆藏。
[14]《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15]《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馆藏。
[16]《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馆藏。
[17]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见《华冈佛学学报》第三卷第53页,1973年。
[18]参见吴浩军《〈西峰宝刹碑记〉考释》对西峰宝寺建修史的考述,待刊。
[19]刘兴义《〈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考察记》,载《酒泉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酒泉市委员会1988年5月印行,第100页。
[20]刘兴义《〈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考察记》,载《酒泉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酒泉市委员会1988年5月印行,第100页。
[21]刘兴义《〈重修西峰宝刹碑记〉考察记》,载《酒泉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酒泉市委员会1988年5月印行,第101页。
[22]见吴浩军《〈西峰宝刹碑记〉考释》录文,待刊。
[23]尚丽新《高僧刘萨诃的传说》。见《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第107页。
[24]尚丽新《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见《东方丛刊》2006年第3辑,麦永雄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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