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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疯狂的原因探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602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文章以为促使徐渭中年以后的疯狂的原因众多,但主要有四个方面,徐渭的性格、思想、师从以及不幸的人生经历,促使徐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关键词:压抑;痛苦;性格;经历;疯狂
  对徐渭中年以后疯狂,诸多学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仍然争论不休,文章欲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以为徐渭的疯狂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促使他疯狂的是他独特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奇异的思想。文章欲探究徐渭疯狂的原因,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性绝警敏”——压抑的童年、少年和锋芒毕露的才华
  徐渭的早年:畸形的出身与奇异的才华。心理学认为,童年体验是人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童年的体验,特别是那些印象深刻地体验,往往给人的一生涂上了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在个体的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1]徐渭为侍妾(后为“侍妾”,当时为“婢女”)所生,始生百日而父死,依继嫡母苗宜人而居。在他十岁那年,因家道衰落,苗宜人竟遣散他的生母和一批仆人,这都在徐渭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十四岁那年苗宜人死,他又不得不改依同父异母的正出的长兄徐淮,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压抑与反抗,拘束与放纵性格。徐渭小时候就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六岁时“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畸谱》)八岁为文援笔立就,“君子缙绅至有宝树灵珠之称,刘晏、杨修之比。”十几岁时为文,“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俱见《上提学副使张公书》)连庶出都算不上的家庭地位,未百日而丧父、亲母被卖、嫡母早逝的痛苦,没有一件顺心的事,这种经历使年幼多才的徐渭很小就行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这种童年的坎坷的经历,尴尬的家庭、社会地位,深深地刺激了徐渭幼小的心灵,使他“性绝警敏”(陶望龄《徐文长传》)遇事多疑,渐生病态,以致后来发展神经分症。
二、“十谒九不见”——屡屡败北
  徐渭的青年时代和科举。徐渭早年是一个功名心很强的人物,由于他生在一个科举至上的社会里,他也曾着意科举几乎半生,希望走上仕途,一试身手,本来似乎在科举之途上易如反掌,结果却一再败北,从他自著的《畸谱》来看,他二十岁中秀才后,从二十三岁始参加科考,直到四十一岁,连考八次,却屡屡败北。什么原因?他在十九岁时因童试再次落第愤而上提学副使书中自己作出解释:“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上提学副使张公书》)所谓“不合规寸”即是不符合当时的封建思想,那对当时来说就是异端思想。四十四岁时还想参加考试,因故未能成行,此后即废考。他热切向往功名顺遂,以便一展身手,他很自信,“男儿抱策满万言,殿头日炙研水干,今朝一得龙颜笑,明日金鞍摇马鞭。”[2]此诗虽是写给友人的,但也表明了自己的理想。徐渭的自我价值始终得不到实现,而“自我实现是人类最基本的动机,人类都具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各种潜能的趋向。”[3]他在《省试周大夫赠篇罢归赋此》中说:“十谒九不荐,那能长作儒,江光凌弃璧,关色黯归繻。薇蕨求新主,羹汤问小姑,风雷亦何限,终是恼凡鱼。”为脱离在长兄徐淮哪里乞食的生活,这位兄长对徐渭并不好。徐渭在《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中自叙处境时说:“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长兄那里生活不下去哪。后来不得不入赘潘家,五年后妻死搬出潘家,赁房开馆授徒,以后长期困顿,时不时入人幕府求食。一次次痛苦的科考失意极大地震撼了他,使他非常伤心。他的《桑枝半月一蝉振羽》说:“饮露自怜留月伴,吟秋谁解倚风听。人间梦想冠缨贵,唱断清声唤不醒。”对痴情进入社会上层的某些人物,借秋蝉的鸣声巧妙地提出了讽谏。从热中功名到淡薄名利,这是徐渭思想的一个巨大转变。徐渭的思想最终可归结为一句话:法乎自然。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非有思虑而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读龙惕书》)它把顺应人的血肉之躯而全其自然天性视为人生的基本要义,这就是“中”,所谓“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谓也”(《论中》)。徐渭推崇自然天性的认识和当时另一位思想家李贽反对禁锢“人欲”达到了殊途同归。
  从幼年到壮年,徐渭经历了人生中种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幼年失怙,青年丧偶,家园零丁,科场顿挫。他所遭受的不幸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人的心里发生严重的畸变,何况是一次次的遭受打击,何况徐渭的自我意识又是那样强烈,这些都埋下了精神病变的祸根。[4]
三、徐渭的师从与异端思想
  徐渭幼年从陆如刚学习“时文”,二十八岁师“季长沙”,后又从表兄王龙溪,而季王皆王守仁门人,为王学左派,将“良知”引向禅学,对徐渭有较大影响。王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徐渭的一生:“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脱洒,本无挂碍系缚。尧、舜、文、武之兢兢业业,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体不失此活泼洒脱之机,非有加也。“(《明儒学案》)明代中叶在理学解体的过程中产生了心学,人的价值得到了日益重视,人的欲求得到了肯定,在美学上出现了背离礼乐传统的趋势,表现真性真情的主张。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对男女性欲的表现以及对自我个性的张扬。徐渭的《论中》认为“自上古以至今,圣人者不少矣,比多矣,自君四海,主亿兆、锁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把“圣人”的范围扩大化。这实际是对道学文人为维护纲常而代圣人立言的猛烈抨击。他还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指责朱熹“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间事事不称他心,无过中比求有过……”矛头直接对准理学大师,揭其“小人”面目。徐渭这种早年的异端思想不仅没有因为科举的失意而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如他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二岁再赴乡试时,提学副使薛应旗在他的试卷上批云;“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的思想儒道释兼而有之,徐渭在对他少年时的朋友萧翊的评价中说萧:“独喜秦汉古文,老庄诸子,仙释经录及古书法”(《萧女臣墓志铭》),这是他自己的表白。
  徐渭除学习王学左派思想外,后来又得禅宗高僧玉芝和尚(比“玉通”如何)的指教,这就是“既而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学。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自为墓志铭》)。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非有思虑而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它把顺应人的血肉之躯而全其自然天性作为人生的基本要义。徐渭终身追求适心任性,放情恣情,不为心违,不为性拘,维护自己的天性。然而,徐渭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间或籍气势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言”,这就导致“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陶望龄《徐文长传》)晚年又多次自戕,“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然而“竟不得死”(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的生命中儒道释侠思想兼而有之,而历史上各家思想兼收并畜,得到完美表现、淋漓尽致的发挥的大作家恐怕只有唐代的李白,而在徐渭身上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揉合,而是畸形的发展。这和徐渭痛苦的人身经历一起共同导致了徐渭的疯狂。
四、极端崇尚自由与多次寄人篱下的痛苦的幕府生活、党争和杀妻
  为报效祖国、养家糊口、一展才华,使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当科举之路不通情况下,徐渭不得不走上了“代人歌哭”的幕府文人生活。这种生活也曾一度使他快乐,但大多却是失意与痛苦,是导致徐渭“疯狂的重要原因”。
  曾得浙江总督兼兵部侍郎胡宗宪支助买一处宅院,晚年贫困又搬出借居(《见李子遂》信)。他最后的归宿非常凄惨:“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陶望龄《徐文长传》)似乎命运在跟他始终开玩笑,他平生崇上自由任性,最不能忍受寄人篱下,却一生不得不多次入人幕府,这大概是她最痛苦的事情。他曾随会稽典史参加抗倭战斗,到福建顺昌寄居内兄潘伯海驿丞署,在平湖县署讲授经文,骑驴冒雪入浙江总督胡宗宪幕府为书记,没舟北上京城入礼部尚书李春芳幕。至宣化入总督吴兑幕,至马水口入参将李如松幕。徐渭《狂鼓史》杂剧里弥衡所谓:“拜帖儿长拿,没处儿投纳”,正是他亲身经历的痛苦写照。
  徐渭以文士入人幕府,就要替人舞文弄墨。不得不屡屡替胡宗宪谄媚他一直坚决反对的严嵩,讨好严嵩,一应《贺严公生日启》等书札都出自徐渭之手。食人之禄,为人尽力,这才是一代才子徐渭的最痛苦之处,正是:“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隐不显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抄代集小序》)尽管徐渭的《献白鹿表》、《再进白鹿表》迎合了喜好神仙的明世宗,“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万历野获编》卷十四)使他大获名声,在胡府中地位极高,也是他曾一度得意,但这无法改变他的社会地位。徐渭后来把他代胡撰的文章结集,竟有百篇之多,十分惭愧,只取其半,他说:“其他非病于大谀,则必大不工也。噫,存者亦谀且不工矣。”只是他仍希望世人理解他的不得已:“然有说存焉。余不能病公(胡宗宪),人亦不能病余也。此在智者默而得之耳。”(俱见《幕抄小序》)既然胡宗宪做这些事是不得已,希望人们也能原谅我。这种现实的压抑与徐渭心中追求自由的渴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导致徐渭心中的无比愤怒,而这种愤怒又导致徐渭对传统和现实的反叛,他在《题内兄家所藏画鹿》一篇中写道:“知君本是旷荡流,懒束带钩事官守。正如麋鹿困樊笼,终想长林悦丰草。”《雪竹图》题诗曰:“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万恨难消。”借被大雪压折的竹子咏志,抒发心中无可遣释的愤恨。年轻时他曾说:“生无以建立奇绝,死当含无穷之恨耳”(《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但结果事与愿违,他苦苦抗争命运,只能抱恨终生。
  徐渭多负才略“多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袁宏道《徐文长传》)他想在金戈铁马中一展才华,从军入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胡非常看重徐渭,能够包容徐渭狂放的作风,但这也助长了徐渭的傲气,使他以后结交其他权贵时放不下架子,动辄甩袖而去,这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1561年(嘉靖四十年)迎娶张氏应该是猜疑鬼神作祟。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相,胡因结交严党而被罢免,礼部尚书李春芳托杭州查某给徐渭六十两聘银,请他入幕,李是当时严党的反对派,入其幕府本来是徐渭渴求的,他欣然答应,但李不是胡,李春芳要求于门客的文字非常多,“诸撰繁多不能概及……收散文目,类有掌管,胡约轮转入侍,则又寝处内城,临日挥毫,甚至聚食一所。”[5]徐渭不能忍受其苛刻的待遇,他觉得这种没有自由地日子是对他个人尊严的极大蔑视,而李也不能容忍徐的散漫任性,徐渭请求辞去,李春芳不同意,徐渭就断然拂袖而去。惹怒了李,习惯于颐指使气、身居一品的李春芳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派查某上门,责令徐渭立即回府,徐渭变卖家产得银六十两,要查某退回李春芳,查某不受,不久徐渭不得不勉强回京最终得翰林院编修诸大受等人从中斡旋,徐渭才得以脱身。此事使徐渭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随之,胡宗宪下狱,使徐渭内心掀起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波澜,他认为自己不应在活在世上,于是写下了《自为墓志铭》,随即设法自杀,1565年胡宗宪瘐死狱中,作《雪压梅竹图》,病发。次年,狂病发,杀张氏,入狱。
  总之,由于徐渭独特的童年生活,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为以后埋下了病根;才华横溢而又屡试不中,使他承受着炼狱般的心灵痛苦;他极度可望自由却又不得不数次寄人篱下,忍受着无法摆脱的捆绑与束缚;再加上他本人儒道释侠多种思想兼而有之和不幸的人生。这一切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都加在了徐渭身上,使他患上了现代意义上说的“精神分裂症”。
注释:
[1]参见王克俭《文学创作心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23页。
[2]徐渭:黄鹄歌送冯君(鸣阳)会试[A].徐渭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9页。
[3]高楠:《艺术心理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21页。
[4]参见陈仲庚编译《变态心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5]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0-1121页。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古典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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