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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引《诗》辨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1401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论诗、引诗、以诗证史,是《史记》运用《诗经》的三种主要方法。《匈奴列传》叙周襄王史事引用《鲁颂.閟宫》、《小雅.六月》和《出车》,但三诗背景与襄王事并不相合,其中的矛盾古人已有所论,惜疏漏舛谬,并不圆满。今在各家之说基础上,通过对三首诗历史背景的考释、《史记》用诗方法的分析、“断章取义”式用诗观的演变以及周人与戎狄关系等方面,对这一矛盾现象予以合理解释。
  关键词:史记;诗经;断章取义;以诗证史;辨疑
  作者简介:赵宏艳,女,1981年生,汉族,甘肃正宁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师,助教。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史记》与《诗经》之关系的研究,今人已多有发见。专著如陈桐生《〈史记〉与〈诗经〉》,论文有蒋立甫《略说司马迁与〈诗经〉研究》,陈桐生《〈史记〉与〈诗经〉的三种关系》,董治安《〈史记〉称〈诗〉平议》、《〈史记〉称〈诗〉综录》等,多以整体性的宏观论述为主,于细节问题却缺少微观的阐释与分析,对《匈奴列传》引《诗》矛盾的忽视便是一例。故不揣浅陋,兹论证如下,求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诗经》是司马迁著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对殷、周历史概貌的描述,多依据《诗经》而来。如《殷本纪》论赞云:“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又如《平准书》:“《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周本纪》关于周人先祖后稷出生的传奇经历更是采自《大雅.生民》。《公刘》、《緜》、《皇矣》等诗,构成文王以前周族历史的主要部分。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过程中,司马迁的选择和取舍难免为后人解读文本带来不少困惑,《匈奴列传》引《诗》便是一例:
  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於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
  以上引诗五句,分别出自《鲁颂.閟宫》、《小雅.六月》和《出车》,具有鲜明地引诗证史的特点。所谓“引诗证史”,即《诗》之本事与史事乃是基本相合的。那么,司马迁所引三诗究竟与史实是否相合呢?
  《閟宫》是“歌颂鲁僖公能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诗”[1]。僖公,公元前659——前627年在位,而周襄王是公元前652——前619年在位,从襄王即位至僖公卒,中间有25年重合。也就是说,襄王与僖公是同时代人。那么,引《閟宫》证襄王时史事,就时间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据《左传》,僖公在位的33年内,并无征伐戎狄的明确记载。不过仔细耙梳,并非无迹可寻。《左传.僖公十六年》云:“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这不过是襄王三年(僖公十一年)子带召“扬、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师”的遗祸,第一次京师之难,“秦、晋伐戎以救周”;这一次是齐国来救难的。据《史记.齐太公世家》:“(桓公)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当是时,齐桓公早已称霸诸侯,各国无不惟齐国马首是瞻,凭鲁国当时的实力,尚不足以抗衡;其二,鲁为葵丘之盟国[2],依照盟约,有出兵之义务;其三,鲁是周王的宗室,负有保卫王室安危的责任。襄王奔郑以后,曾告难于鲁,曰“不榖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3],显然是一封加急求救信了。综上,《閟宫》所言“戎狄是膺”,即僖公十六年(周襄王九年)“齐征诸侯(包括鲁国)”伐戎戍周天子一事。
  《六月》与《出车》,鲁、齐、韩三家皆以为宣王诗[4]。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司马迁所习为《鲁诗》,以宣王时之诗证襄王时之史,显然违背“诗史互证”的原则,且宣王与襄王前后相距170余年,完全无联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是否为司马迁著史之疏漏呢?
  班固《汉书.匈奴传》几乎尽录《史记.匈奴列传》而来,但对引诗一段却做了改动:
  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而歌之,始作,疾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
  《史记.周本纪》曰:“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但没有具体说到底是哪一首诗,《汉书》却引《采薇》相证。司马迁引作襄王时征伐戎狄之证的《出车》、《六月》,也被移到了宣王时,这正符合鲁、齐、韩三家诗的说法。若以此为准的,则《史记》的引诗就令人迷惑不解了。
  清代学者对这一矛盾已有论述,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盖史公言戎狄为中国患,历引《诗》辞以证之耳。”梁氏之辞模糊含混,并没有清楚说明矛盾之原由。陈奂《诗毛氏传疏》曰:“《史记》羼入襄王者,恐司马迁记忆之误耳。”其所谓“记忆之误”,令人难以信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著书战线虽长,但书成必有修订一事,若“记忆之误”,定当删改,而非今之面貌。陈乔枞又言“《史记》此节盖编简烂脱,仅存引诗数语,后人掇拾遗文,次于‘戎狄是膺’之下,遂致牴牾”更是不足为凭。《史记》确有残缺和后人补掇,但从古至今对《匈奴传》的完整与真实并无怀疑与争议;且叙襄王事翔实,确为太史公之笔法,完全不似“编简烂脱”之行迹,此解不过是削足适履。
二、《史记》用《诗》方法分析
  《史记》对《诗经》的采择、运用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论诗。如《十二诸侯年表》:“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以礼仪,上采弃、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太史公自序》:“《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诗》以达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些评论虽散见于《史记》各篇,但综观,司马迁之“诗学观”依然脉络清晰。他提出的“怨刺”、“诗以达意”、“四始”、“孔子删书”等论点,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而“发愤著书说”不仅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创作理论,更是历代文人著书立说之精神范本。
  第二,引诗。有“断章取义”式称引,如《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语出《小雅.车舝》,本义是描述行路时情景,司马迁借此表达对孔子的景仰之情,此意后世沿用;《淮南衡山列传》:“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语出《鲁颂.閟宫》,原本指鲁僖公征伐戎狄和南方荆舒,因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封在荆楚之地,“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武帝时二人谋为叛逆而先后身死国灭,司马迁引此是想说明诸侯国若“不务尊藩臣职”,必将遭到惩罚。直接引用如《晋世家》:“十一月,里克杀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语出《大雅.抑》。晋献公病危,以少子奚齐托付荀息,然献公未葬,奚齐即被杀,荀子负于献公而欲死,后听他人言立奚齐弟悼子,未几,里克又杀悼子,于是荀息以死报献公。司马迁援引此诗褒扬荀息为人重诺的品格,这也是《史记》弘扬“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宗旨之体现。此二类引诗与修辞之引用格相仿佛,我们不必考察其原典,结合语义即可明了;使用得当,文章亦增色不少,往往是通过这类引用,使人谙熟《诗经》中的语句,并延续而成经典。
  第三,以诗证史。如: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周道之兴自此,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索引》谓“即《诗.大雅》篇‘笃《公刘》’是也”;
  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索引》引《鲁颂.閟宫》第二章作注。《大雅.緜》亦可证;
  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三家无注。《汉书.匈奴传》引《小雅.采薇》证。(以上三例均出自《周本纪》)
  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秦本纪》)
  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燕召公世家》)
  以上五例皆以诗证史,诗之本事与史事乃基本相吻。
  然而以上述三种方法考察《史记.匈奴列传》中的三例引诗,发现均告无效。若司马迁“以诗证史”,则引《鲁颂.閟宫》“戎狄是膺”尚有据可寻,但“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显然无从着落;若“断章取义”,则《六月》、《出车》中的两句解释得通,“戎狄是膺”又说不过去。究竟如何取舍统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先澄清《六月》、《出车》的本事和历史背景。西周自懿王始,王室衰微。传至厉王则为政暴虐无道,诸侯不朝,国人叛之。宣王即位,召公、周公辅政,“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周本纪》),具体措施包括一系列对外征伐:“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后又“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秦本纪》);召虎伐淮夷(《大雅.江汉》);南仲伐徐方(《大雅.常武》);方叔伐楚(《小雅.采芑》);吉甫、南仲征伐猃狁(《小雅.六月》、《小雅.出车》);伐条戎、奔戎(《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伐姜氏之戎(《国语.周语上》),申戎(《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此外,尚有出土铭文(兮甲盘)可证。要之,宣王时国力确为强盛,征战之频繁,战线之长远,为周朝立国史中所罕见。这些战役除伐条戎、奔戎及姜氏之戎是失败的,其他均告捷。轰轰烈烈的一番壮举,的确具“中兴”之象。《六月》、《出车》二诗放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无疑是最熨贴不过的。
  我们再对比一下周襄王时的国力。平王东迁洛邑后,王室又急剧转衰,各诸侯国竞相吞伐,以强并弱。公元前679年,齐桓公称霸诸侯,前651年,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实际上是默许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齐国也义不容辞地扮演着“救世主”和“灭火队”的角色,襄王两次因戎难向齐国求救,燕、卫小国的戎难也毫不推辞。襄王奔郑后,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周本纪》),王归国后,感念其勤王之功,“赐晋河内阳樊之地”(《晋世家》),裴骃《集解》引服虔曰“阳樊,周地。”土地是国力和权威的象征,周王割王畿赏赐诸侯的行为,已隐约征兆出天子权威的旁落。城濮之战后,以献俘之功又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瓉、虎贲三百人”(《晋世家》),封赏可谓至厚,自此奠定晋文公霸主地位。晋文公称霸以后,脾气更大,“召襄王会之河阳”,王已全无威信,完全要看诸侯国的脸色行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所谓“政由方伯”,无过如此。自救尚不能,何来《六月》、《出车》二诗中所谓伐举之事?且这二诗充溢着霸气、威武、昂扬的“中兴”气象,襄王时代惟瞠乎其后而不能相媲。
  故“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并非以诗证史[5],更像“断章取义”式引诗,其契合点唯在“伐戎”一事而已。《卫将军骠骑列传》的天子诏书再次引了这四句,取义也仅在讨伐匈奴,都是借意说事,“换汤不换药”的用法。
  至于“断章取义”和“以诗证史”两种用诗方法为何会杂糅一体,我们以为还得从春秋以来的用诗观里寻根究底。先秦典籍中引诗、说诗的例子不少,如《论语》、《孟子》、《荀子》、《国语》等,总体观之,皆以“断章取义”为鲜明特征。譬如孔子论《诗》而“思无邪”,《孟子.藤文公》两引“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都与原义差之千里。这其中以《荀子》引诗83处[6]和《左传》引诗217条[7]最多。
  何谓“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卢蒲癸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朱自清先生解释说:“赋诗只取一二章,并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做‘断章取义’,……,这些都是借用古诗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作诗人之意’是不问的。”[8]顾颉刚先生也指出:“‘断章取义’是赋诗的惯例,赋诗的人的心意不即是作诗的人的心意,所以作诗的人尽管作的是言情诗但赋诗的人尽可用它作宴宾诗。”[9]简言之,引用的诗句形式与原作相同,但其所表达的意思却与作诗本义不同,甚至乖违本义,往往只取诗句的词面义、或比喻义加以引申发挥。
  赋诗,作为春秋时期一项政治外交活动,它与当时兴盛发达的礼乐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宾宴、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只要合己意就可,“诗的基本意义和历史是春秋时人所不讲的”[10]。当“礼崩乐坏”,诸侯争夺进入到白热化程度,这项斯文又儒雅的高级活动亦随之消亡。“断章取义”式用诗却在《左传》一类的史籍中却被保存下来,继而成为史籍称引《诗》、《书》的一种惯例。此时,《诗》的基本意义和历史背景便讲究起来。宥于三代文献留存甚少,保存殷、周较多历史信息的《诗经》自然成为司马迁著史时极重要的参考,然而如何走出春秋以来“断章取义”式用诗方法的影响,让诗、史紧密结合,是司马迁亟须探索的。《史记》将“断章取义”与“以诗证史”杂糅使用,实际是一种不够明晰、较为模糊的用诗观的体现。这在后人看来,却是著史之不严明,甚而疏漏的表现。班固著《汉书》,其以诗证史的观念就比司马迁明确多了,所以他把“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四句放在了宣王时,而没有照搬《史记》的说法。这就说明从司马迁到班固,
  解诗、用诗中“史”的观念得以不断强化。从“断章取义”到“以诗证史”,标志着先秦以来用诗观念的一大转变。
三、从周族与戎狄关系看“断章取义”式引诗及其历史依据
  先秦典籍记载戎狄源出及其名称杂乱无章,今采王国维先生所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际,则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当中国呼之为戎狄之时,彼之自称决非如此,其居边裔者,尤当仍其故号。”[11]有此论证则各文献中或“玁狁”、或“戎狄”之名便可一脉统之,不致头绪不清。
  周人本是农耕民族,《大雅.生民》记载姜嫄生弃,弃善稼穑,治农有功,虞夏时被封于邰。然自不窋奔戎狄之间,便开启了周人与戎狄即融即合长达几百年的复杂又矛盾历程。
  我们把不窋至周平王时,周人与戎狄关系列以下简表:
时间周本纪备注
不窋去稷不务,以失其官奔戎狄之间。《国语 .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
古公亶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
西伯昌伐犬戎。
武王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曰: “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集解》孔安国曰: “八国皆蛮夷戎狄
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后汉书 .西羌传》:王遂迁戎于太原。
夷王《后汉书 .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
厉王《后汉书 .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多有鼎:隹十月,用玁狁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
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后汉书 .西羌传》:“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王伐申戎破之。”均注曰:见《竹书纪年》;《小雅 .六月》:“玁狁孔炽”、“玁狁匪茹”、“薄伐玁狁”;《小雅.出车》:“玁狁于襄”、“薄伐西戎”、“玁狁于夷”;
幽王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宣王母弟郑桓公,为犬戎所杀(《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后汉书 .西羌传》: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注曰:见《竹书纪年》
平王平王立,东迁洛邑,避戎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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