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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精神和湖南精神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79 次 我要收藏

  独立的人是会有精神的,当这些独立的精神相融合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地区固有的精神,陕西精神和湖南精神就是这样,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由无数个个体创造并借着历史机遇的东风,向四海传播。
  每种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会有不同表现的,所以我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是分为以下几个历史时期,来看看这两种精神的创立和发展的经过。
(一)从春秋战国到大宋建国(BC771—AD960)
  这一时期,陕西精神可谓初创,但很快就发展到了顶峰。先是凤鸣歧山,文王建都于沣。后有始皇一统六合,定都咸阳。再者汉中兴起王气,高祖初建长安;武帝意气犹存,开创第一盛世。而后太宗开唐,万世敬仰。一时间陕西成为整个东北亚最令人向往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机遇。同时在政治上,自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被摧毁,庶族地主兴起,小范围的民主状况得以改善,出现了魏征等一批谏臣,政治清明,人才辈出。在经济上,帝国的内外贸易发展迅速,封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文化上,由于选拔官员以诗赋经等为主,营造了一种崇尚文化的气氛,加之统治者奉行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盛唐气象得以显现。这一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那种“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大气便是盛唐气象最有力的例证。
  在我看来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好象是由几十个朝代组成的一出戏。当然角儿分主次,周.秦.汉.唐无可厚非的成为一号主演。他们以自己突出的个性为这出戏增添了无数精彩的内容。仔细想来,这四个耀眼的朝代,哪个不是建都长安?于是,原本就接近西北游牧区的陕西人得到了他们充分的眷顾,不但大气变成了霸气,而且一种国际意识在陕西人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在唐朝以“道”为主的宗教体系下,竟也包容了基督教(时称景教).伊斯兰教等等,也正是这大气使得无数的僧侣.商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将我中华文化传播于四方,就连默罕默得也发出了“求学问当要去中国”的呼声。陕西精神显现出来,并达到高峰。这一时期,陕西精神的实质表现为一种包容,一种傲视一切的霸气。我前边说过,一个精神的诞生不仅有历史的眷顾,更要有个体的集锦。这些例子可谓顺手拈来:李白不为权贵折腰的傲骨,杜甫忧国忧民的忠心……..都为陕西精神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陕西精神显得更加充实耐读!
  在来看看这时的湖南吧,湖南古称“荆蛮”又称“三苗”在很久一个历史时期内一直是一片荒凉之地。重山的阻隔,华夷的仇恨制约这片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同胞的土地无法像长安.洛阳那些当时的大都市一样引起人的注意。湖南有长江,但不是一个交通要道;湖南有洞庭平原这个产粮基地但不如关中平原那样被称为“天府之国”,湖南就是这样,在那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时代里显得有些老气,甚至有些“土气”,而这土气在那个时代带来的是人才的乏善可陈,几百年间这片土地上仅出现了那么几位对历史有影响的人物:蔡伦.欧阳询.周敦颐,最令人费解的是,这片如今看来十分灵秀的江南水乡,在唐大中四年(AD850)之前竟不敢有进士出现,直到一个叫刘蜕的人考上进士才改变了这个局面,成语“破天荒”由此产生。这便是湖南的状况,如此的时代背景,如此的个体精神培养出的不是恢弘的气势,宽广的胸怀,相反,是一种闭塞,一种小家子气,于是湖南人在这个时期就略逊陕西人一筹了。
(二)从大宋建国到闯王遇难(AD960—AD1645)
  然而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在最平静的时候往往蕴藏着一股力量,一触即发。历史的脚步往往是来的浑厚,走的匆忙。每每经历开国风烟的洗礼时。人们总会感到,历史过于死板,让每个朝代的开始都经历着漫长的积淀,而后,或表现为战火相加,或表现为“和平演变”让人能够把握住他的脉搏,但就在他逝去的那一刻,人们却无法把握,往往匆匆,一个起于微末的农民,一个曾经埋头于故纸堆的文士,都能用不同的方法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或自己称帝,或辅助他人称霸。
  经历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毁坏以及后梁太祖朱温的掠夺,一代名城衰落了,都城移到了南方,自此以后长安再未做过一个大王朝的首都。最后的建都梦来自于朱元璋,他曾想把都城迁到西安,于是派太子朱标来陕考察,但是这位太子回南京没多久便患病而卒了,朱皇帝认为陕西这地方太倒霉,于是打消了念头,陕西最后的建都梦随着朱标的盖棺而成为西安人一个永久的遗憾。
  王气消失了、朝气熄灭了、霸气吹散了。陕西这片沃土再未受人关注。
  由于这几百年经济重心的转移,此时的江南也变的富庶起来,经济好了,腰杆自然也就直了,随着南方逐步替代北方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原来陕西人的那种国际意识也被南方人强了去。但这时的湖南却是个例外,依然是大山的阻隔,以及被其他省份强走的漕运。纵然洞庭湖平原是个产粮基地,但也正是这点制约了湖南的发展。封建经济的实质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带来的是各地的隔绝,以至出一个徐霞客便被奉为至宝。
  这一时期的湖南值得一写的是是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他叫王夫之。别看其貌不扬,可语出惊人,他提出了“气者,理之依也。”这样的唯物论。同时,也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等一系列大胆的思想。他受到了明王朝的迫害,但还是他,在明王朝大厦将倾是挺身而出,“反清复明”,他不是明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却是一个“认死理”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而这种精神——“认死理”或说成是“蛮霸”就是湖南精神的实质(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提出)。于是我们可以认为,王夫之是湖南精神的第一批代表。
  湖南精神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旅程,我选择了王夫之为他的代表,这是一种上升的精神,与之相比,陕西精神下降了,我选择李自成为其代表。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发迹于陕西榆林,因明王朝统治黑暗,加之陕北大旱日久,民不聊生,于是揭竿而起,披坚执锐,经大小战事,攻克北京,登基称帝。一般来讲,作为一个立国之君,理当夙兴夜寐,勤于政务,但他称帝后,骄傲自满,无视关外雄狮,无视吴三桂铁骑,最终导致兵败被杀,客死他乡。当然李自成的失败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但从根源看,我认为就是被一种本质精神所害,而这种本质精神就是我所说的衰落后的陕西精神。
(三)从大清建国到鸦片战争:(AD1644—AD1840)
  先来说说湖南,这一时期湖南精神已经开始发展,当然,这是相对原来的荒凉来说的。他的改变源于几个清朝皇帝的登基,我们就以乾隆为例。
  我之所以以乾隆皇帝为例,因为他除了辉煌的政绩外,还背上过“焚书最多”皇帝的骂名。他大兴文字狱,不但在肉体上折磨那些可怜的知识分子,还想在精神上是他们屈服。
  乾隆皇帝采用了镇压的方式,逮到写禁书的,抄禁书的,或杀头,或发配。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士可杀不可辱”。那些可怜的文坛佼子,风流名士,死于非命。或许乾隆皇帝认为严厉等于遏止,但他错了,自古以来,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说的和真理(当时主要是儒家的理论)想违背,那么对不起,我是不会做的。当然这样的顶撞带来的只能是读书人的吃亏,以至出现了“辕生斗野猪”这样的悲剧。我想,可以这样讲:一个中国的统治者,可以用严厉的方式不让知识分子开口说话,但永远不能征服他们的心。当然,这颗心应该是一心向善,这颗心应该是为民着想。否则那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良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其实,我认为湖南精神是得到上述精神真传了的。其实质就是“认死理”即一种“霸蛮”精神。也正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质精神。而这一时期,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湖南精神得到了长足发展。
  陕西精神呢?
  据《古都西安》丛书记载,在乾嘉时期,陕西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陕西白莲教大起义以及清军与白莲教徒的“周至之战”等。我想这几次冲突的发生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清王朝开始由盛及衰;第二,陕西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据《西安的军事和战争》一书记载:“从清初到乾隆朝,陕西县令以上因贪污受贿被处以刑罚的40多人,其中,总督4人,巡抚、将军、都统13人,布政使、按察市6人等(《西安的军事和战争》第227页);第三,陕西的军事地位降低,主要表现为陕甘总督由西安迁往兰州,正因为军事地位薄弱,从而成为众矢之的。其实,仔细想来,军事地位的降低,政治中心的转移,其实质是经济的落后。
  在清嘉庆年间,关中人口达到670万,同时“由于明太祖将西安城墙修缮,从而使西岸城市面积较之唐末韩建所修建的西安城增加了30%“(《长安商业》第275、第276页),城市面积的扩大,必然导致商业规模的扩大,因此作为省会的西安在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是陕西的其他州、府、县却依然比较贫瘠。同时,关中地区旱灾较多,灾难带来的不是商机,相反是落后。加之陕西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在那个沿海发达的年代里,几乎得不到一点便宜。虽然陕帮在商业中也有了一席之地,但不及晋商和徽商那样做大。经济落后了,文化单一了,心胸狭窄了,闯劲消失了。当陕西人守着自己的老婆孩子热炕头时,山西的票号已遍及全国。
  经济抛弃了陕西,就连文化也抛弃了陕西,整个清朝300年,陕西只出过一位状元,王杰,不过传说这是因为乾隆皇帝的“施舍”使得王杰压倒赵翼成了状元!
  陕西彻底地离开了历史的舞台。陕西人的国际意识消失了,换来的是一种对任何事都无所谓的懒散。我认为这就是自失去帝都地位以来到现在的陕西精神的实质。
  他们的懒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号称没有机遇,对生活无更高的追求。这是陕西精神最低级的表现,一部分人在那个时代,仅限于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不求上进。第二,有机遇但不敢把握,这集中表现于改革开放后的陕西,当国门打开,无数新事物涌进时,陕西人面对这些他们没有见过的新东西,大多数人不敢把握以至于面对无限商机却未能赚到钞票。第三,能够把握时机,但难以坚持,使动力变成了无用甚至是阻力。1911年10月24日西安被革命党人光复,清朝在陕统治告终。仔细想来,辛亥革命给陕西带来了机遇吗?当然有,但陕西人没有抓住,人们依然是那样麻木。这种“革命后遗症”以鲁迅先生的《药》反映的贴切。
  综合以上三点,其实质既懒,一种有“境界”的懒。正是因为这种实质精神,陕西和那个帝国一样,在那个年代衰退了。
(四)鸦片战争后(AD1840— )
  中国人骄傲了千年的文明转眼间被一场战争所摧毁,这个古老的国度进入了多事之秋。前有英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压,后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摇撼。清王朝大厦将倾,可就在这时,湖南精神展现了自己的力量。
  第一个个体是曾国藩,他字伯涵,湖南湘乡人。我称之为“中国两千年儒家文化的最后守望者”我之所以这样讲,因为前面引用到,湖南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认死理”的态度,曾国藩正是认了“纲常名教”这个死理,柯守了臣道,以一个杂牌军——湘军击败了太平天国英勇的将士们而使清王朝的龙脉得以沿续。
  曾国藩在公元1872年病逝,在他去世的23年后,湖南人再次给晚清那片沉闷的天空响了一声春雷,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台湾及周边诸岛给日本。这激起了民愤,当时在北京赶考的举子们联名上书,要求收回诏令,同时变法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但只维持百日即被破坏,当然,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都是会付出代价的,这次也不例外。“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这其中最受人推崇的是一个湖南人,他叫谭嗣同。在就义时那首“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诗篇不知激励了多少后人。他是湖南精神的典型代表。
  其实这一时期正是湖南精神大放光彩的时候,杨昌济先生在谈到湖南人才辈出时说到“湘省土风,云兴雷震,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今所未有”。魏源,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郭嵩涛,一位具有国际眼光的外交家;左宗棠,一位用生命捍卫祖国统一的志士;黄兴,一位坚信共和的革命先驱;蔡锷,一位生性风流倜傥但狭肝义胆的反独裁斗士;总之,湖南人在这个时代,挺立于中国的潮头。他们以湖南精神为积淀,用青春和生命探索着真理,用传承的方式推动着湖南精神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为什么湖南精神会有这样的实质呢?
  第一,以易中天先生的观点来说:湖南人曾在某些历史时期内表现了一种“土气”而土则蛮,蛮则勇,勇则霸。所以湖南精神的实质是“霸蛮精神”,是的,湖南人没有像曾经的西安和现在的北京那样经历帝都带来的辉煌,没有像苏杭等江南水乡那样始终保持着一种矜持,湖南有着一股钢劲,因此产生了这种“霸蛮精神”。第二,传统知识分子认死理的观念影响了湖南人。当然,这是一种近乎于真理的“死理”,否则,就是认了也不会有用。
  当然,还有这样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是封建官场文化的畸形产物,或只会“大声疾呼”从来不看看,究竟是否是真理。或一味迎合统治者,做了个没良心的文化人。
  一百年的风烟洗礼,炼就了湖南精神,但陕西精神呢?还是那样颓废吗?
  答案是否定的,陕西精神没有一直颓废下去。1935年,他们接纳了困难之中的红军战士;1936年一个陕西人领导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兵谏,国共合作的促成将危难之中的中国解脱出来。陕西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经历,支持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所以,陕西精神并未颓废,相反,几十年的战火洗礼,复兴了陕西精神中原有的闯劲,但遗憾的是没有完全复兴,因为思想上的症结不是一个世纪能解决的了得。
  历史走到了现代,这两种精神在现代面前显得有些脆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竟然都沉没不语,陕西精神继续着懒散,湖南精神也因为某些运动,一场思潮变的蹑手蹑脚,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如何解放思想而探询。
  我认为,这两种精神要复兴,亦就是陕西精神中那股不屈不挠的闯劲和那种陕西人原有的国际意识得到恢复;而湖南精神则需要那种“霸蛮“精神,当然首先要有一种土气,我们不必担心这种土气会埋没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因为这是一种经历了实践检验的融入了“霸蛮”精神的土气!
  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恢复历程会有多么艰辛,因为我们有历史这个最好的老师;我们不必担心在历史中找不到熟悉的身影,毕竟,历史不会走远。(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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