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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庶之途亦风流——南朝诗人阴铿的双重人格论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36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梁陈之际的诗人阴铿,生年和卒年本传均不载。寒门出身的他,一生都在践行着家门重兴的黜庶使命。其诗歌的创作成就斐然,以陈代第一流诗人的座次直接浇沃了后世的诗风。盛唐的李杜和宋代的苏轼这样的大家亦是倍飨其甘。而其人格中显示出来的太多的矛盾性却很少有人触及。本文拟从诗人的生活背景及作品本身的探微中得到一些其本体性格的信息。
  关键词:阴铿;人格;双重性
  由梁入陈的南朝诗人阴铿(约511?-563?)“幼聪慧,五岁能诵诗赋,日千言。及长,博渉史传”。虽出于寒门,仍以其不倦之力“累迁至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其诗文作品,《陈书》本传记为三卷,后世《隋书.经籍志》、《通志》、《郡斋读书志.集部》、《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文献通考.经籍考》皆著为一卷。其诗现存34首[1],“风格流丽,与孝穆子山相长雄,乃沈宋近体之椎轮也[2]。”明人陆时雍亦盛赞曰:“阴铿近情着衷,幽韵亲人[3]。”其诗承继南朝时代的绪余,与何逊一起琢句之工“开杜子美一派”[4],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律诗在初唐的成熟定形起到了无可争辩的开拓之功。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然的陈代诗人,其成长和宦游中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其人格也一直以矛盾的调和性而为后人所瞩目。

  在东晋南朝,家族的士庶之分是赫然显明的。刘宋之初,皇权政治得到加强,门阀制度渐趋衰落。然而社会注重家族门阀的积习已久,迨至梁天监七年颁定的九品十八班制规定之后[5],这一士庶的界限区分已更为彰目,士族之中仍有高门、寒门之分。
  阴铿之祖阴智伯之时尚为士族寒门,起家官职虽为浊职,但“释褐”年龄尚在20岁[6]。待阴智伯于南齐永明十一年(493)底因贪赃遭劾入狱被杀后,阴氏家族始降为庶族寒人。阴铿其父阴子春入仕必须要年满30以后,且为浊职[7]。公元551年阴子春败于侯景军,被萧绎处死于江陵。如此以来,庶族出身再加上祖父阴智伯的贪赃被杀、其父阴子春的兵败遭戮,无疑给阴铿的出仕及以后的官宦旅途带来巨大的影响。
  《南史》本传记有阴铿初仕“为梁湘东王法曹行参军”。湘东王萧绎开府置吏前后有30多年时间。阴铿具体初仕时间今已不详,但从《艺文类聚》与《文苑英华》载有萧绎与阴铿的唱和诗作《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萧绎)、《和登百花亭怀荆楚》(阴铿)来推,其“释褐”的时间为萧绎的江州刺史任上(公元540至547年)。初仕的“法曹行参军”为九品十八班里最低的品秩,且初仕的年龄也应在30岁左右[8]。
  大约于“法曹行参军”之后,阴铿于故章做了三年县令。其时,侯景的叛乱已如荼日炽。阴铿身陷乱军之中,被“行觞者”所救之后,可能前往江陵奔父丧。今据诗集中的《和傅郎岁暮还湘州》和《晚泊五洲》可略推知。萧绎失败后,于554年被西魏军杀于江陵。阴铿后曾投靠广东镇南将军欧阳頠并任司马,靠着这种关系,阴铿于广东结识了新贵侯安都。陈高祖称帝后,侯因之前与陈霸先的关系及在陈代新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日渐骄奢,招徕文士,饮宴歌诗,其时阴铿便是侯门中重要的一员。其诗中载有和侯安都所和诗作《和侯司空登楼望乡》便可知他们的关系的确很不一般。但天嘉四年(563)位至司空的侯安都被陈文帝赐死后。史载遭戮的文士不在少数,而独未见阴铿罹难。“天嘉中,为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始兴王应为陈文帝次子陈伯茂,《奉送始兴王》即能辅证阴铿此间供职于始兴王府。后因徐陵举荐回京,世祖“即日召铿预宴,使赋新成安乐宫,铿援笔便就,世祖甚叹赏之,累迁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顷之卒”。

  阴铿的生年和卒年本传均不载,据今人赵以武的《阴铿家世考论》中约略得知其行年53或54岁。官秩亦从法曹行参军的九品而至终时的四品员外散骑常侍职。虽历经梁陈二代政治风云的诡诈和血腥却依然能平步青云,且诗歌创作成就斐然。以陈代第一流诗人的座次影响了身后的一大批包括李白、杜甫这样的名家至圣。“颇学阴何苦用心”和“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的少陵绝句中,阴铿的影响可见一斑。然就这样的一位南朝的著名诗人,由于种种不明的原因,《陈书》只在阮卓传中附传二百余言,且只粗具轮廓。因而长期以来,后世的学者皆把精力注入到考辨其生平中去,较少有人注意到阴铿其人的本体人格研究。当我们定格审视其人的时候,阴铿的人格中太多的双重性便一一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其一,古直心肠与漠然时事的相融性。阴铿一生历经梁陈二朝,而其主要创作活动的时间是梁末陈初。爆发于梁末(548年)的侯景之乱历时四年之久,从都城建康到富庶的江陵皆为叛军所劫。其间的生灵凋瘼、万民涂炭的社会惨状应是俯拾即是。观阴铿的诗作,无一首触及动乱对社会带来的破坏和老百姓的水深火热之实。即便是其身陷侯军、侥幸逃脱后所写的《晚出新亭》、《晚泊五洲》、《五洲夜发》等诗作里也只隐烁地表达了“离悲足几重”、“归途讵有踪”、“劳者时歌榜,愁人数问更”那样的悲离之情而已。其诗不但了无杜甫于“安史之乱”中虏于贼军获逃后而发为民生的呐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缺乏近百年前鲍照的“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那般“发唱惊挺,操调险急”[9]的激愤。甚至不及和其同时稍晚的庾信诗中那种深切“乡关之思”的直白流露。“回头望乡落泪,不知天边何处。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中便时时流露出庾信“清餐有骨”[10]的男儿本色。寒门出身的阴铿虽于作品中尽力不去直击动荡的社会现实来干谒上层,但其一腔古直心肠却时时又让他与现实难以释怀。《陈书》本传中就载有其“行觞”的一段:
  天寒,铿尝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众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饮,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所擒,或救之获免,铿问其故,乃前所行觞者。
  阴铿附传于《陈书》中仅二百余言,而作为其轶事记载的“行觞”一段便用了整个传记的三分之一的篇幅还要多,这不能不让我们看到了于阴铿漠然时事的背后,确有一颗拳拳之心时时的在涌动。
  其二,始末周旋的依附人格和力求新变的时代特质。阴铿一生仕宦迁调频仍,但多为入府之职。从初仕时任法曹行参军的湘东王府到入陈时为镇南将军欧阳頠府中司马,再到始兴王府中录事参军,以及不久为侯安都府宾客。长期的幕府职事习练了阴铿极强的依附生存性格。其诗作中的《和百花亭怀荆楚》(萧绎)和《和侯司空登搂望乡》(侯安都)两首和作和一首应题之作《侯司空宅咏妓》就带有极大的帮闲气。对其仕宦较有影响的萧绎,欧阳頠,侯安都皆死于非命,而作为其府的属吏或宾客的阴铿,却每每能凭藉着自己的长期依附中练就的生存敏锐性而安然逃脱。而观其诗作,“务极新俊”、“明净闲达”是其特质。全然没有其人格中的丝毫委琐。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多是“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那样的旷渺。如果说我们于初唐时沈、宋的“属对精密”[11]的诗作里看到了其人格的卑劣,于西晋潘岳“安仁轻敏、锋发韵流”[12]的诗中嗅到了其人格的遗臭,那是因为他们的人和文是不融的游离双体。而阴铿作品中的诗与人的互融性可谓如火至青。
  其三,现实官宦的饥渴与佛道理想的通脱。南朝四代中,“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13]高门士族世居清选高职,且对下层士人妄加鄙薄。就连位近三品的“军门”、“将门”士大夫仍被讥为“家将儿”。庶族寒门之身的阴铿从初仕起就注定了要踏上一生为之惶惶不归的黜庶之途。而原本就变乱动荡的梁陈二朝又使阴铿于仕宦中又多了些许艰辛。诗人家居建康,然其一生为官皆为远就之职。中间且有两度无职赋闲之时。其诗集中的《罢故章县》、《晚出新亭》、《五洲夜发》、《渡青草湖》、《行经古墓》诸诗便记录了诗人疲于奔波于边野的职场而留下的印迹。我们注意到,同为阴铿纪行诗的《游始兴道馆》和《游巴陵空寺》二首及《开善寺》和《赋咏得神仙》二首闲居,应题之作中却多次于游宦中涉及佛道的题材。特别是《游始兴道馆》与《赋咏得神仙》诗中,作者于道家故实娓娓道来。若简单就其与记游、赋得之目的相定论,未免让人难以接受。而《开善寺》、《游巴陵空寺》二首诗作虽少及佛理,但“登临情不及,萧散趣无穷”中已道出了清静安闲的旨趣所在。恐也未必尽然是写景记游之作那么简单。诗人背负着家门重盛的使命迫使他汲汲追取功名仕宦。但同时,父祖的无辜丧命与仕宦的艰辛又让其时时有退避的隐谕,因而诗集中即便是那些和作“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的句子也无意间流露出“思归”之念。无怪乎谭元春喟叹曰:“真伤心人个中语[14]。”然这只能是一时之念。阴铿仍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黜庶之途。而把对“神道”、“思归”的祁羡终于永远地留给了自己心中的那片净土。
  此外,情感的笃切与庸和的心态也是构成阴铿人格中不可或缺的统一体。在其诗作中,凄怆的离情(《五洲夜发》)交织着淳绵的友情(《和傅郎还湘州》)都是那么的真挚可感。然而这些浓烈婉致的感情都很好地融入了其平和惨淡的人生哲学中,并物化在了“简净”、“清省”的诗风里。始终以一种恬淡的娴美来静观和品第梁陈之际的躁动与浮华。给后世的学人以无限的遐想和余韵。
  总起来看,阴铿其人研究,回归本体并将诗人置于特定的环境与背景中加以考察,才会对其认识更加全面,清晰。
参考文献:
[1]文字依据是今人逯钦立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录的数目。逯本收录了载于唐初欧阳询撰《艺文类聚》的32首,再加上唐徐坚等撰《初学记》中《咏鹤》一首及南宋郭茂倩撰《乐府诗集》中《蜀道难》一首,共计34首,而未收北宋李昉等敕撰《文苑英华》中多出的一首存疑诗《昭君怨》。
[2]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56杂家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第850册358页。
[3]明陆时雍《古诗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350总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第1411册211页。
[4]李调元《雨村诗话》。《清诗话续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524页。
[5]《隋书.百官志》载,梁天监七年颁定了九品十八班制规定。
[6][7][8]《隋书.百官志》“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梁书.武帝纪》天监四年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
[9]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华书局,1972,第908页。
[10]钟惺《古诗归》(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296页。
[11]《新唐书.宋之问传》。中华书局,1975,第5751页。
[12]《文心雕龙.体性》(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506页。
[13]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第288页。
[14]谭元春《古诗归》(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286页。
(作者单位:福建泉州仰恩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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