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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盛名之下的史学观念——李贽史学价值观初探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27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李贽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特出的大家。对其思想的研究与重视尚在20世纪发端,而对其史学思想的探讨,鲜有作品。笔者认为,对李贽的史学地位固然不可着意夸饰,但其所存有的个人史学思想却不应该被“思想家”的盛名所抹杀。探讨其史学理念,既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其人,也能裨益理解中国古代史学变迁在明清之嬗变。
  关键词:李贽;史学价值观
  梁任公与钱宾四先生均作有《近三百年学术史》,历数明清以来之大学术人物。二人皆自黄宗羲始,不述李贽,不只是三百年时间所限,更为李贽思想边缘化在民国时之冷落。今管见其史学价值观,以为启发。
一、李贽之生平
  李贽,号卓吾,生于明嘉靖六年丁亥,卒于明万历三十年壬寅,有年七十又六[1]。《焚书》卷三《卓吾论略》自云:
  居士别号非一,卓吾特其一号尔。卓又不一,居士自称曰卓,载在仕籍者曰笃。虽其乡之人,亦或言笃,或言卓,不一也。
  又言:
  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岁,时维阳月,得全数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没。幼而孤,没知所长。长七岁,随父白斋公读书歌诗,习礼文。年十二,试《老农圃论》。
  嘉靖十九年庚子,卓吾时年十四,始问道于《书》。《易因小序》云:
  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少《礼经》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卓吾廿六岁,时年乡试及第。不及会试,即出仕,后任过几年国子监教官[2]。嘉靖四十五年,卓吾年四十,问道于不死之阳明佛释。
  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王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3]。
  在都门,从赵大洲讲学,礼部司务李贽不敢赴会,先生以手书《金刚经》示之曰:“此不死学问也。若亦不讲乎?”贽始折节向学。[4]
  又四年,“居士五载春官,潜心道妙。撼不起白斋公于九原,故其思白斋公也亦盛,又自号思斋居士。”[5]由此可以想见,卓吾已自称居士,心向菩提。第二年,卓吾蒙面耿楚倥。李贽后来就在耿家寄居过。值得注意的是,李贽虽一度与耿家关系密切,但李贽思想的偏执使得他不得不与耿氏(主要指耿定向)产生极大分歧,正如黄仁宇所指出的那样,“李贽的难言之隐在于他强烈地抨击了这些人物以后,他还是不得不依赖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6]从后来耿楚倥去世之时李贽的举止可以让人想见李贽与耿家的恩恩怨怨。李贽为耿楚倥赋哀诗《哭耿子庸四首》,其一云: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师。我年长于君,视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梦亦如痴。去去学神仙,中道复弃之。归来山中坐,静极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勿做空尔为。行行还出门,逝者在于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动移。仰天一长啸,兹事何太奇。从此一声雷,平地任所施。开口向人难,谁是心相知?[7]
  万历十六年,卓吾年六十又二,在黄安正式落发为僧。李先前只是“折节”而学释迦,而关于李为何在此时出家[8],卓吾自己提到“呜呼!余之落发,岂容易哉!写至此,我自鼻酸,尔等切勿亦落发为好事,而轻易受人布施也。”[9]
  卓吾虽入佛门,但其行动与“俗事决然不肯与理”的初衷却大相径庭。李贽为生命安全而奔走各地,他在诗中透露着这样的情况,“黄昏入夏口,无计问刘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可知。”[10]
  李之名声继续在奔波中传扬,他也在此期间结识更多人,包括袁宏道等。然而,卓吾终究未能逃脱命运的诅咒。万历三十年壬寅,李寓居通州马经纶之家,后“因张问达之疏劾而投狱,三月自杀于狱中。”
  吴虞在《明李卓吾别传》中指出:
  呜呼!卓吾产于专制之国,而弗生于立宪之邦,言论思想,不获自由,横死囹圄,见排俗学,不免长夜漫漫之感;然亦止能自悲其身世之不幸而已矣,复何言哉?复何言哉?[11]
二、李贽之书
  李贽自己提到: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接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欲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同是《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人之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入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为看朋友做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估者多已也。[12]
  “四库全书总目”收李贽之书有存目:
  《九正易因》(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13];
  《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14];
  《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15];
  《初谭集》十二卷(内府藏本)[16];
  《李温陵集》二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17];
  《三异人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18];
  《读升庵集》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19]等诸篇。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贽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惟此书尚不敢诋毁孔子,较他书为谨守绳墨云。”[20](评《九正易因》)“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21](评《藏书》)“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22](评《续藏书》)。
  分析“四库”存目来源,李书多来自民间,官方仅存其一二。反映李书被官方诋毁,民间仍盛之事实。
  此外,“其在龙湖所辑书曰《初谭》、《史纲》、《藏书》、《焚书》、《因果录》等,凡手录及所评点不下数百种。”[23]李贽之书,虽然颇不得大多数人赞同,但在当时及以后却流传甚广,故有“卓吾之学益德剑称于时,然则焚者焚,禁者禁,而藏者自藏,读者自读。帝王之力,固不足以加于儒生之后世也。”[24]
  卓吾之书,褒者自褒,贬者自贬,于其书毫无大碍。褒者如袁宏道“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25]贬者如顾宪成“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26]
  现存李贽之书整理出版有《李贽文集》[27],收录较备。
三、李贽之定位
  李贽的人生观直接指导着他的人生行为。在其当时即被指责为“异端”,自己尚以“异端”自居[28]。时人誉之毁之不绝与世,毁多于誉。
  誉者如吴从先,其云李贽“惟夫俊千秋之赏,吐无前之髓”,“击研长作枯鱼声,万古英雄泪不止;嵶管胜操照夜刀,一生肝胆血如洗。”[29]其又云:
  卓吾之纵口横笔,当世之斧钺有所不避,况已陈之司籍哉?故同是不妨独非,同非不妨独是,莲华作舌,芙蓉为剑,爱则亲,疾则仇也。千秋万国,昏明之异君,而忠佞之异臣,一听其笔舌以发落,史有旁落则史为不尊,野史稗官将驾而据其上,又何乐乎有?卓吾乃敢取所评定者,以贻史臣辱。[30]
  陈仁锡中更是提到:
  卓吾先生隐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晖川媚,有不得而自掩抑者,盖声明赫赫盈海内矣。或谓先生之为人,与其所为书,疑信者往往相伴,何居?余谓此两者皆遥闻声而相思,未见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迈肃洁,如泰华崇严,不可昵近,听其冷冷然,尘土俱尽,而实本人情,切物理,一一当实不虚,盖一被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31]
  马经纶在给一封友人的心中说:
  吾友为谁?李卓吾先生是也。虽吾友,实吾师也。乐圣人之道,论圣人之经,若世所梓行《易因》及《道吾录》诸书,真上足以阐羲、文、孔、孟之心传,下足以绍周、邵、陈、王之嫡统者也。
  李贽之师友对李贽之奇是往往抱理解或忍受态度的。然而,当世之时,学人百姓其之者不计其数。人们对其书,其而不绝观读。在后来历史中,李贽的地位和名声一直不得以提升。
  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中写到:
  近时吾闽李贽,先仕宦至太守,而后削发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游四方以干权贵。人多谓其口,而善待之。拥传出入,()首坐肩舆,张黄盖,前后呵殿。余时客山东,李方客司空刘公东星之门,意气张甚,郡县大夫莫敢与君茵伏。余甚恶之,不与通。无何,入京师,以罪下狱。此近乎人妖者矣。[32]
  “人妖”之斥,不轻于“异端”。如果说民间尚对李贽之人有着无断无果之评论,那么在官方则几近异口同词的贬诋着。《明书》中,李贽有传,然却在“异教传”中,存在于此卷实乃本然。史记者以“卫道者”的身份指出“后士风大都由其染化,亦孔子之道一大厄也。”[3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谈及李贽时指出:
  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34]
  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
  种种蹖驳,毫无以利,总无一长之可取也。[35]
  顾亭林在《日知录》里同样也提到,“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36]
  关于李贽的评价与定位,在当代亦有分歧,此不详论。
四、李贽之史学价值观
  传统意义构建下的李贽在史学界是鲜有人提的。探讨其史学理念,既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其人,也能裨益理解中国古代史学变迁在明清之嬗变。
  李贽的书籍并非纯粹在于偏执思想之表达。汤义仍曾经提到:
  世假李氏书伙盛,真出其手者雅推《藏书》、《焚书》、《说书》。《藏书》藏不尽,《焚书》焚不禁,《说书》说不尽,而为经史集,靡不具备。[37]
  卓吾之书在“四库”有《藏书》、《续藏书》列与“史部.别史类存目”。故而,研究李贽之史学观念着力从其《藏书》、《续藏书》、《焚书》以及《史纲评要》等书而论。
  1.“经世致用”价值观
  关于李贽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已有人注意。任冠文指出:“细观《藏书》会发现书中主要是推崇表彰统一国家、发展经济、巩固政权、推动历史前进的历代‘圣主’、‘贤主’、‘强主’以及‘富国’名臣,以达到‘经世’的现实目的。”[38]
  诚如各家所指,李贽《藏书》一大特点即在于创立了“世纪体”。世纪体的创立,任先生给出积极评价:
  显然李贽是将本纪、世家二体相合,自创世纪一体。如此一合,正可适应李贽著史经世的目的:
  其一,它为从国家统一角度记载历史提供了方便。由于将本纪、世家二体相合,所以史书中不再存在以往争论不休的所谓“正统”问题。
  其二,有利于表彰历代为推动历史前进作贡献的“圣主”、“贤主”。[39]
  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李贽言:
  前三代,吾不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为尝有是非耳。
  为此,李贽抨击了传统史学,尤其是官方史学以“假道统”为史。道统为史势必正统相争。李贽指出:“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40]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就是话语霸权的拥有者。传统官方史家有一种观念即是,以孔子为代言人,将圣人作为自己名正言顺的开道者。而这些关于“正统”无谓的争论在明朝成为一大问题。明之为史者,关于元之地位难成一致意见,最终仓皇写出质量不高的《元史》。
  李贽淡化“正统”观念,而强调人物在社会的实际作用,努力实践自己“批判假道学,呼唤真道学”的信念。李贽在批判宋程朱理学时提出:
  自秦而汉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间历晋以及五代,无虑千数百年,若谓地尽不全,则人皆渴死久矣;若谓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终遂泯灭不见,混沌无闻,直待有宋而始开辟而后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竞,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41]
  李贽还指出,宋儒所倡的道统“好自尊大标帜”。认为宋儒之道统自高自大,自我标榜。他认为假道学家们:
  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42]
  李贽褒扬历史上善于改革,突发进取之人。如他在《藏书》中列“大臣”一目,其下列如叔孙通等“因时大臣”、如娄师烈等“忍辱大臣”、如萧何等“结主大臣”、如郭子仪等“容人大臣”、如乐毅等“忠诚大臣”之目。又列“名臣”一目,下有经世、强主、富国、讽谏、循良、才力、智谋及直节各目。与之而对作“贼臣”一目,下有盗贼、妖贼、贪贼、反贼、残贼、逆贼及奸贼各目。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在李贽那里,“呼唤真道学”成为他自命的责任。
  此外,李贽还具有由“经世致用”衍生而来“民本”的价值观。《云南通志》关于李贽事迹的记载如下:
  李载贽,晋江人,举人,万历五年,知姚安府事。性严洁,民间时罹火灾,为建火神庙,祷而禳之。在官三年,自劾免归,士民攀辕卧道,车不能发。[43]
  此条材料从侧面反映李贽于云南为官能得百姓爱戴之情况。为政的民本思想,在其史学思想中有所体现。
  李贽在谈到齐国最后为秦所火的原因时,指出:
  干戈不格且四十年,战国之民,齐何独幸与!夫天之立君,本以为民尔。由此观之,虽谓建有大功德于民亦可。[44]
  不仅如此,李贽对所谓的“商人”阶层给与关注和同情,他指出: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得者也。[45]
  此语不仅反映了李贽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抛弃,更是对“四民”之最底层的商人的充满同情,民本之情可见一般。
  传统宋明理学强调理的言说在明季清初以显示出学术发展的自然嬗变的动向,经世致用在此以及接下来的时代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大重要思想。李贽的经世思想大有启发后来思想学术风气的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李贽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与其他人的经世思想存在不同的。李贽经世中有民本,给历史上具有实际贡献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人物给与高度的评价,都是其他经世致用的人所无法具备的。
  2.“是非无定”价值观
  李贽的思想与当时不合主流,其中重要的一点即在于他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扬弃。在评价历史人物中所应采取的价值观念,李贽对历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指出: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今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行赏罚哉![46]
  他指出,不应把孔子的是非看成定论,其实是对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批评。他在评价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时,指出:
  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嘉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47]
  李贽认为,历代把孔子作为崇拜对象,极端情况以至于孔子以前之人不为人。他指出: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48]
  其实,李贽本人在其文章中点评历史人物,总带着自己的思想,而其显然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李贽的是非无定,主要还是针对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而言的,他告诫读者:
  览则一任诸君览观,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49]
  但须指出的是,李贽虽然提出“是非无定”的史观,但其并非认为历史不可认识,他自己对历史做出的评价就说明历史是能给出评价和可知的。笔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学者将李贽“划成分”到不可知论领域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同时,李贽强调评价历史“无以孔夫子之定行赏罚”来判断,其观点并非将儒家价值观彻底否定,而是认为不应该一味孤立的从儒家观念出发,抱着唯一的偏见行事。事实上,李贽的时代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将儒家思想的影响彻底抛开,他不可能将儒家价值观全盘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对李贽思想“异端”的评价是言过其实的。
  综上所述,李贽以史言志,将“经世致用”和“是非无定”的思想贯入史学著述中。今人见李贽思想家大名,忽视史学观念,实为一损失。笔者认为,李贽确确实实能在思想领域有得较显著的地位,但至于其著史书是为其思想服务的论调是值得怀疑的。因而,“发掘”李贽的史学价值观有助于从新的角度新的领域来重新审视史学本身的内涵。
注释:
[1]关于李贽生平研究的最简明著作参见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著《李卓吾年谱》。
[2]李贽年三十三岁始任教官一直到三十七岁,其祖父竹轩丧而奔温陵。先后三年,其三个子女(次子,二女,三女)因饥而殇。李贽共有四子三女,但除大女儿以外,其他皆早夭。李贽在命运中遇到的这一打击未尝不对其思想产生冲击。
[3]《焚书》:《阳明年谱后语》,第1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明儒学案》卷十四,《徐用检传》。
[5]《焚书》:《卓吾论略》,第8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6]参见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第222页,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李与耿向定的分歧尤大,但后来矛盾后又和解,这不得不说明了李贽人生的矛盾。大多数人是愿意接纳有常规思维的人的,李贽在求偏执不得好果的情况下,不得不委屈心志而求得容身之所或一时平安。
[7]。《焚书》:《哭耿子庸四首》其二,第2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8]铃木虎雄指出了两点,一为“不愿受人管束”,二为“因为别人既然看是异端了,便不得不为异端之貌示人”。铃木以以下诸端为由,《豫约》中所述“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和《与曾继泉书》所述“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与曾继泉书》有云“此世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视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9]《焚书》:《豫约》,第17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0]《焚书》:《寓武昌郡寄真定刘晋川先生》其七,第2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1]《吴虞文录》:《明李卓吾别传》。
[12]李贽《焚书》自序。参见《李贽文集》第一卷《焚书》,第一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
[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经部,易类存目一,第页栏,中华书局。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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