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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春天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72 次 我要收藏

  长安的春天,不只是霸陵飘拂的柳丝,不只是青阳门里胡姬酒家,不只是曲江岸边杂花生树,不只是芙蓉园里的歌吹;长安的春天,还在那饱满着青春气象的诗歌里……

  唐代的社会价值体系特征是尊重个性和张扬个性。鲁迅说,唐人多胡气。胡气,是指唐人冲破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呈现出的带有异质文化色彩的特征,说到底,就是尊重个性和张扬个性。
  唐代的诗人,大都有狂野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来自山野,来自多种文化的交融所培养出来的一种刚健之气。佛教自从东汉末年开始流传我国,到了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而道教也因为李氏统治集团的大力提倡,成为主流宗教,给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文化注入了活力,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这就是唐代诗人狂野进取性格形成的思想基础。唐代执行的是开放政策,外来文明也影响和促进了唐代诗人的文化视野开阔、胸襟广大,站在了时代精神的高峰。
  陈子昂率先出场了。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中进士,后升为右拾遗。陈子昂在政治上曾针对时弊,提过一些改革的建议。他的价值是在针对初唐的浮艳诗风,力主恢复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在某种意义上,陈子昂是大唐精神的创造者之一。
  陈子昂初入长安,籍籍无名,“时人不之知也”,他的传记作者卢用藏是这样说的。名,名气,不论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一种取得社会承认和具有社会文化批评权力的资格的象征。而名、名气的获取,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名、名气不是象财富一样靠积累而获取,而获取是“平地一声雷”,一夜之间就名满天下,这就要靠机遇,靠偶然,靠策划,靠别出心裁的宣传了。陈子昂是如此“闪亮”的:
  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左右曰:“以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士,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这则轶事来自《独异记》后被《唐诗纪事》收入,这则可能是出于艺术虚构的著名故事,颇能反映陈子昂狂傲的个性。当然,没有胸怀璞山之玉、手握灵蛇之珠,陈子昂是断然不会这样的,他摔琴获取名气的目的,是想引起当局者的注意,以便打通踏上仕途。事实上,仕途这条路太艰难了,陈子昂在无意间成了铸造大唐精神的引领者。
  初唐时期,文学领域蔓延着齐梁文学的绮丽、颓废的风气,根本不能反映出大唐雄阔的气象与活力。陈子昂担心这种萎靡颓废之风,日甚一日的侵染着大唐,找寻不见秦汉的朴素诗风和建安风骨。这种郁闷和忧愤积聚在胸,压迫在心,使人喘不上气来,而目前最为清醒的人就是自己,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大声疾呼,力图改变当前无望的文坛现状: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粱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摩,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子昂知道,仅凭着自己微薄的力量是撼动不了陈陈相因的宫廷文学的风气的,必须借助于有一定地位和权力的官员才行,他的这篇很有筋力的文章,就是写给东方左史虬,以其得到嘤鸣。
  人的价值不在于官职的高低,不在于占有财富的多寡,而在于顺应时代,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并做出积极的文化反映,在于用自己的认知去创造影响着时代的前进。陈子昂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的呼唤来的早了一点。没有先知者的思想的领航,大地的帆船就只能永远的停泊。陈子昂跟随大军,去征战契丹,走到天空辽阔、荒草连天的边地,登上幽州台,看见白云在流风中飘逝,万千感慨,竟无语凝噎: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悌下。
  他的这首诗流露的是一种旷远的孤独。是啊,处在时间与空间中,与过去和未来相脱离,人在无垠的宇宙面前是多么的渺小:我看不见在我前边的古人,也看不见在我后边的来者。思念着天地是多么的悠远久长,(而人的生命和抱负在漫长的无望的等待中消失……),独自一人伤感的泪水长流。——不过,陈子昂对唐代文学卓越的认识和正确判断以及倡导回复风雅文学的观点,转变了唐代文学的走向,为中唐文学兴盛奠定了艺术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杜甫评说陈子昂:“有才继骚雅,……名与日月悬。”朝愈也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陈子昂在初唐时期大力提倡文学的复古,实际上是继承秦汉、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内容大于形式,提倡以朴素、活泼的语言代替僵死、华丽的语言,这对唐代整个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唐代,陈子昂和韩愈是改革文学的两大家,不过,韩愈比陈子昂晚生了三十余年,陈子昂主张文学改革不仅仅是诗还包括着文,而韩愈则偏重于文章。所以,陈子昂应该说是唐代文学改革的先驱,是率先革除“文章道弊”的先锋。回观陈子昂的文学观,他在一千多年前就对文学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力图贯彻,真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感遇》三十首,把清新刚健的诗风吹向诗坛,必将会引绿文学的春天……
  在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之交,越国为了打败吴国,采纳了范蠡的意见,奋发图强,终于战胜了吴国。范蠡功成之日,辞去越国的官职,据说携着自己生死相恋的爱人西施远走他乡……越王为了纪念他的功劳,给他铸了一座金像。元代著名诗人兼批评家元好问把陈子昂比喻为辅助越国击败吴国的贤相范蠡:
  沈宋横弛翰墨场,
  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
  合着黄金铸子昂。
  不管这样的比喻是否恰当,但是,在元好问眼里,陈子昂在唐代文学改革上,就是平吴第一功臣范蠡,也应该铸一座金像!可是,陈子昂在当时的境遇却真是令人悲叹不已:一生沉浮于下层,又在征战中度过了青春岁月,原先昂扬高蹈的个性和抗击世俗的叛逆精神渐渐被打磨净尽,后来辞官回乡,竟然遭到了小人的暗算(有人认为是谋杀)。不管怎样说,陈子昂在“胡气”的唐代,鲜明的个性和狂野的元气淋漓的“摔琴”之举,余音袅袅。在他的身后,走来了同样是蜀人的充满狂横精神把自我放大于天地之间的旷世诗人李白……

  唐代诗人也有深透的哲理体悟,把艺术的视野投向只有纯粹的哲学家才会去思考的关于时间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道理很简单:一切皆流,无物常住。在时间面前,一切都是相对而存在,暂时与恒久也是相对而言。这个深奥的哲理在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以“月”与“人”的关系反映出来,使得这首诗的题旨顿时显得沉重起来。
  张若虚是一个很敏感的诗人,他把人对时间流逝的无奈描写到极致了。毫无疑问,人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而天地自然却相对是无限的,以有限关照无限,在敏感的诗人心中就会产生深深的惆怅而悲叹,古诗十九首里所蕴含的人生幻灭的意绪,余音袅袅的低回在《春江花月夜》里。
  《春江花月夜》很美,美的人颤抖,不是沉醉在张若虚虚构的春江花月夜这幅优美的画卷中,而是萦绕在心怀里那样一种无端的对人生看透了的伤感: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除了表达出对关于时间的哲理问题的思考,在这里,张若虚还提出了一个极大极大的人和宇宙的关系问题。是宇宙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宇宙?宇宙创造了人,那么宇宙又是谁创造的呢?人创造了宇宙,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遥远的宇宙洪荒时期,月亮诞生了,是谁第一次看见了月呢?而月第一次看见了谁?看见了月的人在哪里?人看见的月又在哪里呢?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却在不断的一代又一代的延续着,月是亘古不变的,有限生命的人感知着月,月能感知人么?人和月就这样进入了审美过程,进入了一个凄迷悲凉的审美过程,张若虚艺术地揭示了人的生命深处对时间的畏惧、紧张的心理,显示了人的生命的无可奈何。也许,他的《春江花月夜》正因为包含了许多深奥的哲学道理,这首诗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像一个美丽的诗迷,又像一幅月色朦胧下的绝世的画卷,还像一首舒缓的抒情慢板的交响曲,他的艺术魅力就在这里。

  唐玄宗把唐朝带入了最兴盛的“黄金时代”,闪耀着独一无二、辉煌壮丽的光彩,“是文化繁盛和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的时刻”。——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如此评说。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在时间上还要晚的多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看来,这样的历史时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得到意外的垂青。
  最能代表盛唐诗歌气象的诗人都是谁呢?宋代的学者早就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指出:“唐诗人与李、杜同时者,有岑参、高适、王维”。这个意见大致正确,只是疏忽了另外一个诗人——孟浩然。其实,孟浩然也应该列入这个诗的队伍之中。
  盛唐的诗,李白、杜甫暂且不论,还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流派,一个是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一个是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奇怪的是,两个诗派的主将,王维与孟浩然,高适与岑参,他们不但在诗的题材和创作风格上接近,而且交谊不浅。
  孟浩然前来长安,就住宿在王维家中。假如他两人并不熟悉的话,孟浩然也许不会遇见唐玄宗,那孟浩然的一生命运也许就会是另一番光景了。高适比岑参年长,感情甚笃。天宝十一载(752年)的秋天,高适、岑参、杜甫等人相约,登上了慈恩寺的大雁塔,站在高入云霄的塔上,蓝天白云奔涌眼底,青葱郁绿的终南山若在眉睫,心胸为之振奋。走出慈恩寺,来到貌若山花一样灿烂的胡姬酒家,放怀豪饮葡萄美酒,借着酒兴,扯过纸笔,以大雁塔为题,高适率先赋诗,接着岑参,接着杜甫……只见笔走龙蛇,墨气淋漓,看得那一旁伺候的胡姬傻了眼,顷刻,诗成,众多酒客纷纷称奇,围上来品评不休。大家一齐称颂杜甫压到群贤,然后,高适推崇岑参,说道:“岑参起笔不凡,气势逼人,只一句‘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就尽写出大雁塔的巍峨之状了,好诗好诗!”岑参心下明白,高适老兄今天借此机会抬举年少的自己,深深地看了高适一眼,表达出由衷的敬意。
  天才知道天才的价值。
  李白与杜甫的感情更是深厚,李白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还至湖南,此时杜甫远在秦州,他记挂着兄长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杜甫因秋风骤起,想起远在流放途中折回湖南的李白,不仅思绪万千,写出了这首感情潮水千回百转,萦绕低回,充满殷切的思念、细微的关注和发自心灵深处的关切的诗。由此可见,他们心心相印,在精神上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的深厚情感。一棵大树不是森林,一朵花装扮不了春天,那么,如果没有一两颗明亮的大星和围绕着大星旋转的星辰,同样构成不了盛唐文学的繁盛;值得注意的是,盛唐文学繁盛的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这些杰出的诗人之间纯洁感情和互相推崇和互相爱戴,形成了易于文学创作交流又保持诗人之间相对独立的氛围和空间,这也是历史的意外的恩赐。
  有了文化繁盛和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的时刻,还有了如此美好的创作环境和文人相重的氛围,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时代降临了……

  唐代诗人大都有拯救天下的气概,李白就是典型的例子。
  要拯救天下,仅凭着会写诗是不行的,至少得有经纬国家的才能,还得有良好的政治经验和管理国家的才干,关键还不能意气用事,在处理各种事务和矛盾时,头脑要冷静,思维要敏锐,善于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快刀斩乱麻,迅速摆平矛盾的各个方面,及时稳定局势,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李白把这个看的太简单了,李隆基还是知道谁是管理国家的栋梁,谁只是好说大话而不会处理具体的事务。李白写诗行,是天才,若是要李白果真管理国家,要不了几天国家就摇晃了。你看,行政事务要求的是尽职尽责按照一定的程序办事,讲究的是科学的规范的高效率的办事,而不是凭着热情蛮干,更不能上班时间喝酒。上班时间喝酒是要误事的,醉醺醺的,眼睛发花,连人都瞅不准,还能瞅准行政公文?李白好酒,高兴起来一醉累月,人家到衙门来办事,你醉眼朦胧,走路东倒西摇的,既影响政府形象又影响个人形象,平时尚且凑合,关键时刻那可就误大事了,例如边防吃紧,外敌入侵,乱民暴动,军队哗变,市民起哄,物价飞涨,路断桥塌,水灾地震,交通安全,那一样都是急如星火,需要当机立断,还要调兵遣将,快速处理。李白肯定不行的,人家在门外等着指示,而你却诗情突发,吟哦不断,或者笔走龙蛇,白壁涂鸦,早就贻误战机,带来严重后果了,怕上级领导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李白是那种见了领导就曲背勾肩装可怜的人吗?说不定自以为是,不服管教,惹得领导不高兴,轻则几十大板,重了就不好说了。
  李隆基为了大唐江山,要的是干练的官吏,不要自视甚高却无实际的办事能力脾气上来了就无法无天的诗人,所以,李隆基想了想,还是发给李白盘缠,让他走人,该干嘛干嘛去,不说一生喜入大川游吗?那好,去吧,游吧;喜欢写诗,去吧,写吧,能写多少写多少,还能振奋人心,爱我大唐呢!将来编修《大唐史》的时候,有你李白的诗,说明大唐的文化事业繁荣昌盛,出现了世界级大诗人呢!
  不只是李白,千古文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治国平天下,就是为官为宦,就连孔夫子也四处奔走谋取一官半职,说得好听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说得不好听点,是为了光宗耀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其实,为官为宦,也是一种职业。从事这门职业的人,必须有专业的训练,必须有必要的投资,必须磨练自己的意志,还必须在这方面有特长。李白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才干,他的才干集中到虚构想象之中了。上帝真有意思,不会让一个人成为全才,总要赋予特长,总要留点缺陷,这样,世界才会平衡,世界也才会丰富多彩起来,人和人才能和谐相处。所以,人要知道自己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善于做的就去做,不善于做的就回避。不然,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的!这就是李白对我们的一点启示。

  李白的学识有多大?学识和诗才又有多少联系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按照李白的经历,他的求学时间不长,一生绝大部分都是在漫游中度过,没有时间来接受继续教育。那么,他那天然的诗情和飘逸的诗句,是从那里来的,是来自深厚的学养,还是来自胸臆的自然流泻呢?
  论学识,李白少年时期估计是读了不少的书籍,据说故乡江油老屋附近,还有他专门读书的遗址,但是,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能有多少图书供李白阅读呢?就算有不少的图书,比较起首都长安来说,自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李白就是把江油的全部图书都读完了,估计也不会读到长安城大明宫里密藏的三坟五典、祖传秘籍的。再说,李白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不像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他们那样苦读之后又经过严格的进士考试,才跻身于上流社会,所以李白的学养高也高不到那儿去。
  李白却是世人皆知的大诗人,连学富五车的贺知章老先生也惊呼他为“谪仙人”。他写诗非常轻松,就像幽谷里的白云,随时飘荡而出,又像秋水一样,浩浩淼淼,不知涯际。汉字到了李白手中,节奏、色彩、音韵以及给予语言以神韵的各种修辞手法,全都有了生命,在蹦跳、在起舞、在歌唱、在呼喊,又都安稳如山般静静地守候在句子里边。这种奇迹般的运用汉字的能力,仿佛是上天特别眷顾李白,使他的艺术悟性异常发达。
  具有发达的艺术悟性,就会在艺术上表现出来,这无关乎学识。
  以此来看,诗才和学识的关系不是很直接的,有学识未必就有诗才,有诗才未必一定有学识,当然,两者兼而有之更好。李白的关于诗的超强艺术能力,除了学识之外,最主要的是来自个人的文学天分。这种天分,就是说他具有创造艺术的心理结构。这种特别的心理结构,人要完全认识,还很遥远。
  忽然想到尼采的“超人”,那么,李白就是一个在诗的艺术上的“超人”,他的艺术意志和审美意志呈现在日常的生活里,他把生活诗意化了,生活也诗意化了李白。

  唐代诗人重友谊。
  友谊在古代社会里,属于五伦之一,社会和个人都相当看重。李白与杜甫,刘禹锡与柳宗元,他们的友谊都很感人。而保持友谊时间最长,并且达到了很高境界的友谊,还是元稹与白居易。
  友谊是美好的,真正的友谊超越了生死。
  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就是这样的友谊。他们都是中唐杰出的诗人,提倡新乐府运动,开创一代诗风,并称为“元白”。
  元稹与白居易,结识于贞元十九年(803年),结识的缘由是这年他们参加科考一同登第,都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白居易喜欢记述自己身边的事情,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里,回忆他们结识的过程:“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从此,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经历了风风雨雨,走过了二十八年。
  在这二十八年里,元稹与白居易心心相印,又在生活中尽心帮助。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担任了三年校书郎之后,按照惯例,不再担任此职了,他移居长安城里永崇坊的华阳观,准备静心读书。华阳观原来是兴信公主的住宅,后来转手给别人,不久,收没入官,大历十二年,为了给华阳公主追福,立为观。这里环境优美,树绿墙高,满园的奇花异草,确实是一个优雅安静的好去处呢。白居易刚刚进入这里,便立即邀请他的好朋友元稹前来,一道学习,因为,他们在三年前科场考试得中,还要参加四月的策应制举考试。元稹在长安城里也有前辈留下来的院落,一直无人居住,也是攻读的理想所在,可是,元稹愉快地接受了白居易的邀请,在华阳观朝夕相处,共同研修学问,白居易形容当时的情形是:“攻文朝矻矻,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礼,豪锋锐若锥。繁张获鸟网,坚守钓鱼坻。”元稹与白居易这段学习的日子很是开心,学习效率也非常高,他俩按时的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结果又高中及第,元稹名列三等第一名,白居易列四等。在华阳观,他们惊奇发现,他们两人的志趣相同,爱好如一,在政治观点上也趋于一致,这就为元稹与白居易的终生友谊奠定了基础。
  随后,元稹拜左拾遗,白居易出任周至尉。元稹为人耿直,性格锋锐,既居谏垣,不想碌碌无为混资历,而是敢于直言,倾向王叔文的政治改革,因此开罪于权贵,不久,被贬河南尉。祸不单行。就在元稹遭受排挤东去河南任上的时候,他的慈母郑氏不幸去世,元稹在洛阳听到噩耗,哀痛泣血,西归安葬母亲。此后将近三年的时间,元稹“丁母忧”。家道本来清寒,加之母亲和岳父相继离世,元稹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整日在寂寞中度过,就在这“无天可告,无地可倚,喘息未尽,心魂已飞”的人生低潮期,多么希望得到友情的温暖和支持,而白居易恰恰在这时际,及时送来滚烫的情怀,温暖元稹受伤的心灵,并且给与了经济支持。
  友情不是空洞的语言,而是心灵的互相安慰和支持,这就是人世间最宝贵的力量!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就是典型的例证。杜甫诗云:“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见坚贞。他们分离多于相聚,而相聚的时刻是多么的欢畅,一同去慈恩寺登大雁塔,一同游走在长安城里宽阔的朱雀大街,看那城墙外疏林上空那一弯残月,看那灞河岸边如烟的柳丝飘荡起无限的离愁别恨……分手之时,一杯浊酒,万千离绪,化作日后蝴蝶一样翩跹而来的诗篇,把这情同手足的友谊淋漓尽致的挥洒在雪白的信笺,以至于在当时就有厚厚的诗集《元白酬唱集》流行。
  天气热了,白居易给元稹捎去轻薄透气的衣衫,虽然元稹瘦骨嶙峋穿起来显得宽大,但还是叠放整齐,放在床头,仿佛和老朋友相对而坐;白居易母亲陈氏去世,回到渭河岸边的下邽芝兰村,元稹听闻后,立即派遣侄子亲自来芝兰村代他祭奠,尽力安排好白居易一家的生活。菊花开了,白居易面对着傲霜挺立的花枝,遥遥想念远方的元稹,计算着他现在走到何处,就能看到提前寄去的诗章,以解路途的劳累困顿。白居易遭贬,元稹写诗热切的劝解,给与精神鼓舞。元稹在江陵,已经病得卧床多日了,听说白居易左迁江州,硬是爬起来,要过纸笔,颤抖着写出了:
  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是啊,此时,元稹一定想起了在元和五年(810年),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愿意给后来住宿的内侍让出客舍,遭到飞扬跋扈的内侍的鞭打,更可悲的是唐宪宗包庇宦官,竟然贬元稹江陵士曹参军,而白居易知道后气愤难当,不惧自身安危,挺身而出,立即写了《论元稹第三状》,为元稹鸣冤叫屈,伸张正义,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也体现了朋友之间患难与共的节操。现在,白居易又遭外贬,元稹对此不能沉默,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把一腔忧愤化为悲愤的诗句来劝慰朋友,表达自己的心情。而这种长歌之哀,过于痛哭,真实的表达了元稹对白居易的关切。
  元稹去世后,白居易悲痛万分,作诗哀悼,撰写了元稹的墓志铭;灵柩北返,经过洛阳,白居易为文祭之……这真是生死不渝的感情,让人永远感动的友谊!可惜,这样的友谊只能在唐代出现,而今却是淡远到几乎近似于无有了。

  洪迈的《荣斋随笔》是案头一部经常翻阅的书。
  这部书远在南宋初年就获得了大家的高度认可,宋孝宗曾经读到《荣斋随笔》,不知是谁所作,问到洪迈本人。洪迈说是自己所作,宋孝宗称赞这部书有不少好的论断。读书,须要有疑,有疑才能进步,才能读明白了书。洪迈读书很细,读到有兴味处,便随手记录下来当时的体会或者对书中事实的考据。《荣斋随笔》博大精深,涉及到史学、文学、文献考证等方面,文字也简练而富有文采,据说,毛泽东也非常喜爱,直到逝世前还在读这部书。
  唐代诗人不缺少思想的重量。
  《荣斋五笔.卷七》里,有一则“盛衰不可常”,记载了慈恩寺塔上荆叔所题的一首四绝诗:“汉国河山在,秦陵草树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洪迈说此诗“旨意高远”,但是不知道作者是何许人也,他推断“必唐世诗流所作也”。
  注:慈恩寺塔:慈恩寺,位于距西安市区4公里处,始建于公元652年,慈恩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它是唐贞观二十二年太子李治为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塔,指大雁塔。大雁塔建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因坐落在慈恩寺,故又名慈恩寺塔。唐代有雁塔题名的习俗,始于唐中宗神龙(705—707)年间。五代王保定《唐摭言》云:“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善书者纪之。”又宋樊察《慈恩雁塔题名序》云:“自神龙以来,进士登科皆赐游江上,题名雁塔下,由是遂为故事。”汉国:在这里是指汉。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籍,受诸侯王拥戴,做了皇帝,国号汉,定都长安。秦陵:指秦始皇嬴政的陵墓,位于西安以东30公里的骊山北麓。千里:此处指关中地区。关中:亦称“八百里秦川”。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故谓之关中。千里是“秦川八百里”的约数,代指关中。
  释:《荣斋随笔》这则笔记的题目是“盛衰不可常”,荆叔的这首四绝也真是说尽了这个道理。你看,汉朝多么强大,灭匈奴、通西域,扩展了中国的疆域,实现了社会繁荣富强,在文化上出现了司马迁、班固、杨雄、董仲舒等杰出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也出现了杰出的外交使者张骞,特别是打通了联结中亚细亚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外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发明了造纸术,影响了世界文化的进程。汉朝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基本划定了疆域边界,并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然而,如今只剩下了咸阳原上的“西风残照,汉家宫阙”了,只有汉武帝、霍去病陵墓前那巨大的石虎、石马歪斜在秋天萧瑟的田野上……再说,秦始皇生前何其壮也,出潼关,平六国,修长城,筑直道,统一度量衡,车同轨,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为了修自己的陵墓,先后投入了80余万人力日以继夜的劳作,是埃及修筑胡佛金字塔投入人力的三倍,历时38年之久,陵区总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是秦王朝文明的高度体现,也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站在骊山之巅,远远望去,只见秦始皇陵上草木郁郁葱葱,而当年秦王扫六合的气势早就不见了踪影……八百里秦川暮云低垂,这里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孕育了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到处都是丰富的历史遗迹,隐藏着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而世事更迭,盛极必衰,到如今秋草连天,古道荆棘,残砖短瓦,触目之处无不伤心。——过去高楼宫阙,琉璃飞檐、烈火烹油,呼啦啦大厦倾,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荆叔通过历史兴衰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发展规律,这就是盛也是暂时衰也是暂时,盛到极点必然是衰的开始,衰的极点也就是盛的起点,盛衰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不变化的道理。
  读读荆叔这首诗,应该居安思危,懂得盛极必衰的道理,更应该知道生活前进的辩证法。

  唐诗里的爱情故事,美丽而伤感;唐代诗人的爱情,痴情而真挚。
  唐代诗人乔知之的诗,写得一般,因为了他和宠婢碧玉的爱情悲剧,乔知之倒是尽人皆知了。
  乔知之是同州冯翊人,进士出身,官至吏部的左司郎中。他的宠婢碧玉,容貌美丽,聪明伶俐,知书达理,温柔体贴,和乔知之相亲相爱。一天,在一个宴会上,被武承嗣看中了。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封为魏王,权势很大,欺男霸女,路人侧目。武承嗣着人找到乔知之,暗示他把碧玉送给武承嗣,乔知之不从,于是,武承嗣就派人硬抢,把碧玉收入府中。乔知之思念碧玉,以至于成疾……
  不久,乔知之怀着忧思和愤恨写了这首《绿珠篇》:
  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
  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
  君家闺阁不曾难,常将歌舞借人看;
  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
  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泪伤红粉;
  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
  ——绿珠,是石崇的宠妓。《晋书.石崇传》载,石崇有宠妓名绿珠,容颜美艳,善吹笛,权臣孙秀索求不得,于是假借诏书搜捕石崇,绿珠跳楼自尽。这首诗,几经曲折,终于传递到碧玉手里。碧玉读完,把此诗结于衣带,投井而死。“承嗣见诗,大恨。”找理由让酷吏罗织罪名杀了乔知之。绿珠与石崇的悲剧,又在二、三百年后发生在乔知之身上。其实,仔细读这首诗,最后两句:“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这分明不是鼓励碧玉以绿珠为榜样么?——真是太残酷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爱情是自私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互相挚爱的人,当爱情受到玷污的时候,不惜用了生命去捍卫自己神圣的爱情,而不愿意苟活在世上。这种爱情在当今的世界上更值得珍视!乔知之与碧玉在那个世界里,生活得还好么?——也许再也没有分离再也没有外力的干涉再也没有用了生命去证明那无暇的爱情了……乔知之的爱情故事亦见《旧唐书.乔知之传》。

  唐代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最为繁荣的都市之一。
  长安的绝色女子轻易不在朱雀大道溜达,不像那些西市当炉的胡姬一边买弄着风情,一边腿脚勤快地招呼着客人,她们一般是东市高档商店的顾客,低声细语,选中了自己满意的东西,便迅速离去。她们的狂欢日,是每年农历的三月三日的上巳节这天。地点:曲江。
  杜甫在《丽人行》里,这样描述道: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这几句诗虽然说是描写了杨氏姐妹曲江春游的胜景,但是,也真实地反映了唐代长安城里女士围绕着这云烟浩渺的湖水,穿行在堤上白沙铺成路面的小径上,载歌载舞,尽情欢乐的场面。你看,曲江岸边的树木早已绿成一片,如茵的草地上,开着鲜艳的花朵;游人如织,身着春日盛装的女士,就像一队队移动的云彩,就像一丛丛青翠欲滴的花枝,飘拂的衣带和婀娜的腰肢,组成了美丽如画的长安的春天。
  当然,最为醒目的自然属于皇帝恩宠的杨氏姐妹了,不过,此时的杨氏姐妹早已失去了青春的风采,只能靠着华丽贵重的服装和头饰来掩饰岁月的浸蚀,而农家小院里的碧玉却尽情摇曳着天然的清新。
  参加科场考试的崔护,这次名落孙山,心情郁闷,缓步来到长安城南距离曲江不远的田野上,借以排解胸中的失落。远处是黄色墙壁的佛寺,不时传来祈求福祉的钟声,近处的路边,稀疏着几户散落的人家,竹篱茅屋,掩映在桃花林中。崔护觉得口渴,便上前叩门求水。门开处,闪出一个娇小的女子,崔护立即被这位女子的美貌吸引住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而这女子却也不恼,嫣然一笑,“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等待崔护把水喝完,收回水碗,回身掩了街门,留下崔护一个人还呆呆地站在门外……
  李白对文章的最高审美要求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现在,把李白的审美观点移到形容这位农家女子身上最为恰当最为妥帖。崔护的眼前老是晃动着这位碧玉般清纯的农家女子,无奈,只好离开了这里。
  第二年清明,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崔护心中记挂着这位女子,情不自禁,又一次来到城南这里,只见“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崔护怅然若失,就在门扉上题诗云: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此诗的题目是《都城南庄》。——大凡出自真情的诗,都写的美,美的让人炫目。崔护因为这首诗赢得了爱情,也取得了很大的名气。《唐诗纪事》记录了这则艳情故事。——崔护大约是在贞元十二载(796年)中了进士,后来官至岭南节度使。都市长安,一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演绎出人间真情的,究竟能有多少呢!即是再绝色的女子,一旦容颜老去,年华消逝,还能有人记取当年“人面桃花”,重温旧情再续前缘么?

  唐代诗人一直关注底层人群生存状态,这就是唐诗流传的根本原因。
  初春,长安城里的柳条还没有染上金黄,慈恩寺里的梅花却还开得鲜艳,透过厚密的竹林,传来一阵阵凛冽异常的香气。
  雪花飘落下来……
  罗隐走在长安的朱雀大道上,遥遥望着弥漫在风雪深处的大雁塔,忽然听见道边传来恶狠狠的斥骂声,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几个衣着褴褛的老人,慌忙地躲避飞驰而来的官家乘坐的车子,他们身后的草房,在大雪里已经坍塌了,只剩下几支乌黑的椽子斜刺在寒风和雪花里,破草堆里,婴儿在沙哑的啼哭。罗隐的心被刺疼了,泪水迷蒙了双眼。
  本来,他是准备趁着风雪,去登大雁塔,领略领略长安城风雪天的美景,顺便去观赏雪里盛开的梅花,慈恩寺院里的腊梅早就负有盛名呢。现在,罗隐没有丝毫的心思了。朱雀大道两边挂着红灯笼的酒家,一家连着一家,里边人声鼎沸,划拳猜谜,还有悠扬动听的胡琴声,原来这些熟悉的生活,罗隐都感到厌恶了!他快步走回借宿的旅社里,略加思索,挥笔写下: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唐诗里,咏雪的诗很多,可是,最杰出的诗当是罗隐这首诗。为什么呢?因为罗隐的诗里充满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之情,充满了对社会底层人群深切的同情。这首诗,起句“尽道丰年瑞”,意思是:都说瑞雪兆丰年,接下去一句是冷冷的提问:“丰年事若何?”——即就是真的丰年,情况又怎样呢?唐代的末叶的乡村,苛重的赋税和高额地租剥削,农民无论丰歉都处于悲惨的境地,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这就是丰年的真实情况!罗隐写了乡村,接着又写长安城里大雪天的情况:“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大雪几乎断绝了城市里贫者的生路,那些靠打工生活的,或者替人做零工,或者缝穷,或者送货,或者卖艺,或者沿街乞讨,或者临近年关赶着回家滞留车站码头的行人,偏巧就遇上了大雪天气,使得本来就寒冷的草房更加寒冷,本来就艰辛的生活更加艰辛了,家里早就没有粮食了,饥饿徘徊在穷人的家里……大雪成灾,这样的灾祸不要多了不要多了,诗人在祈求!
  罗隐写完这首诗,轻轻叹了口气,窗外,不时传来树枝被大雪压折的声音,他的心头狠狠地抽了几抽,眼前又是那在倾倒在风雪里的草房,罗隐的脸色铁一样的凝固了,他的热力融合在他的诗篇里了。文字,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特别是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字。
  罗隐的诗,平稳的叙述和近乎白描的艺术,一如他的为人一样,貌古而黎黑,却散发着火般的热情与显示着思想的深刻。
  罗隐以后,中国的诗歌风格由此拐了一个弯。
  罗隐的诗,是宋代诗的前序。
  长安的春天之后,便是那汴梁的秋天。
  其实,秋天收获着重量也收获着初冬的霜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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