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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扬州二马”的刻书理念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534 次 我要收藏

  关键词:清代;扬州二马;刻书理念
  清代图书出版的历史形态主要是指刻书。清代刻书有官刻、坊刻和私刻三种主要类型。清代私刻空前兴盛,出版主体一般是学者士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丰富藏书进行校勘编印。他们一般以崇尚文化为宗旨,不以市利为目的。明清徽商贾而好儒,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藏书为后盾,也积极加入私人刻书的行列,“扬州二马”便是典型代表。典型性表现在:其一,二马刻书数量很多;其二,二马刻书精美,有“马版”之称;其三,二马刻书具备了清代私家刻书的一般特征,即不图市利,崇尚学术。学界关于“扬州二马”刻书的专文研究不多,涉及者大多关注于其丰富的藏书以及刊刻的典籍,如罗蔚文《清代扬州大藏书家》[1]、阚宁辉《马氏兄弟与小玲珑山馆》[2]、张翔《清乾嘉时期“扬州二马”及其藏书》[3]、徐学林《清代藏书家马氏兄弟的刻书》[4],等。但对二马的刻书理念的专文研究,学界目前还是空白。本文从论析扬州二马的刻书理念着手,探讨其追求精品却不图市利的内在因素。
一、“扬州二马”及其藏书与刻书
  “扬州二马”系指徽籍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马曰琯(1688-1755),字秋玉,一字嶰谷。马曰璐(1697-1761),字佩兮,一字半槎。清乾嘉时期祁门城里人。其祖父、父皆业盐于扬州,遂定居扬州。马氏兄弟继承祖业,继续经营盐业,为扬州徽商巨富之一,因
  兄弟二人财产不分彼此,志向相同,又均多才艺,同以诗名,故人称“扬州二马”。马氏兄弟雅文好古,考校文艺,酷嗜典籍,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小稿》、《嶰谷词》等诗文集,曰璐著有《南斋集》、《南斋词》等诗文集。家有丛书楼,藏书甲大江南北。《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马氏藏书有373种5529卷,其中经部57种670卷,史部123种1658卷,子部43种731卷,集部150种2470卷。乾隆三十八年,北京四库馆开办,马曰璐之子马裕献藏书776种。乾隆御赐《古今图书集成》1部、《平定伊犁金川诗图》1幅,并亲题《鹖冠子》相赠。马曰璐编有《丛书楼书目》,从书目可以大致了解马氏兄弟藏书概况。马氏有“南斋”朱文小长方印、“半查”白文方印、“臣璐私印”朱文小方印、“南斋秘笈”朱文小方印等藏书印章,这些可鉴定其为马氏藏书。家设刻印工场,在短短的60年左右的时间里,前后刻书达五六百卷,这在手工刻印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其刻书无论装帧还是字体,堪称精美,时称“马版”。
二、“扬州二马”的刻书理念
  1.轻市利,重功德美名
  “二马”刻书属私刻,也叫家刻,其刻书目的与官刻、坊刻明显不同,甚至迥然相反。官刻目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编刻者抱着完成任务或建立功名的性质;坊刻则完全从市场出发,追着市利;而家刻除少数自觉为统治者编刻以外,绝大多数是出于个人爱好和追求功德声名。“二马”集收藏、鉴赏、刻印于一身,虽是盐商,但在藏书、刻书方面却纯属追求个人爱好和功德传世,没有了商人唯利是图的脾性,相反,其所藏之书往往无偿供人翻阅,甚至于给借阅者免费提供衣食住所。同时,又不惜巨资刻印友人的著作,一生乐此不疲。无论藏书还是刻书,除满足自身鉴赏需要外,“二马”无疑具有强烈的功德意识和求名意识。事实上,“二马”很快便得到了友人的普遍称赞,如姚世钰去世后,“二马”周恤其家,并收拾其遗文,出资开雕付印。全祖望称赞说:“可谓行古之道者也。”[5](卷20,姚薏田墓志铭)阮元把“二马”与扬州其它巨商进行比较分析说:“马氏兄弟在扬业盐,资产并非首富,而能名闻九重,交满天下,则其稽古能文之效也。”[6](乙集卷3)其实,能令“二马”“名闻九重”,不是“稽古能文”就能做到的,更多的因素还是在于马氏丰富的藏书和精致的“马版”。功德意识也影响了他们的刻书选题标准,即符合主流社会需要的图书,他们不仅要大力购求、保护,而且还要尽其所能勘误、刊刻,以此造福子孙,奉献社会,实现功德传世的目的。
  2.尚学术,服务于学术研究
  虽为贾者,咸有士风,“二马”是极其崇尚学术、尊崇儒者的,这种意识也决定了其刻书必然服务于学术研究。首先,其藏和刻的书无偿提供给学者阅读。“二马”购书、藏书、校书、刻书,不断丰富着丛书楼的藏书。他们藏书号称富甲江北,但并非秘不示人,而是慷慨地向广大学者文士开放,支持他们利用自己的藏书从事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著名学者如惠栋、全祖望、厉鹗、陈章、陈撰、金农、姚世钰、高翔和汪士慎等都来投靠马氏。惠栋曾题诗谢马曰琯曰:“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荆州。”[7](卷10虹桥录上)全祖望“南北往还,道出其间,苟有留宿,未尝不借其书……其得异书,则必出以示予”[5]。著名诗人厉鹗也同样得到“二马”的优待,《清史列传》记载:“鹗搜奇嗜博,馆于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者数年,肆意探讨……”[8](卷71,马曰琯传)其次,不惜巨资刊刻经史文集,尤其赞助当时文人文集的开雕梓印,这为当时学术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清稗类钞.鉴赏类》二马“世人所愿见者,如《经义考》之类,不惜千金付梓”。第三,“二马”花费大量的财力、精力、人力用于考证书籍版本、辨别源流、订正讹误,对学术的匡正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故全祖望称颂道:“马氏兄弟,服习高曾之旧德,沉酣深造,屏绝世俗剽贼之陋,而又旁搜远绍,萃荟儒林文苑之部居,参之百家九流,如观王会之图,以求其斗杓之所向,进进不已,以文则为雄文,以学则为正学,是岂特闭阁不观之藏书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丧志之读书者所可伦也。韩江先正实式凭之,而励励与葛氏争雄长乎哉。”[5]
  3.购书藏书刻书互为表里
  其一,“二马”购书促进了藏书的丰富,丰富的藏书为其刻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马”藏书闻名海内,是扬州盐商藏书的一个突出代表。与鲍廷博藏书不同的是,“二马”的藏书没有家世渊源,完全靠自己收购钞录而创建起来的。“二马”凭借雄厚的家底,购书成为藏书的主要来源。“至今日而文明日启,编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无其力耳。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値其时,斯其所以日廓也。”[5]“酷爱典籍,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6](乙集卷3)其二,丰富的藏书为“马版”的诞生提供了可能。“二马”藏书的丰富,同时代的文人留下了大量的记载。如厉鹗为“二马”藏书楼小玲珑山馆题诗称赞道:“凿翠架檐楹,虚敞宜晏坐。题作小玲珑,孰能为之大?”[9](卷6,题秋玉佩兮街南书屋十二首.小玲珑山馆)姚世钰在《《丛书楼铭》》中将马氏丛书楼与江浙一代的藏书楼相比较:“若近代所称天一阁、旷园、绛云楼、千顷斋,以暨倦圃、传是楼、曝书亭,正恐不及也”。又如全祖望在《丛书楼记》里说,“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5]。可见当时文人对“二马”丰富的藏书是非常推崇的。正是凭借丰富的藏书资源,再加上“二马”本人勤于校勘,为他们刊刻精品书提供了可能条件。第三,刻书反过来更丰富了藏书,提升了“二马”的声望。但是“二马”刊刻图书并非是处于市利之目的,除部分是出于友情外,其目的一是要实现功德传世,二是要进一步提高图书的文化价值,三是满足自己鉴赏的需要。因此,“二马”刻书就是为更好地藏书,藏亲自校勘刻印的精品书。正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评价的:“马征君曰璐丛书楼、玲珑山馆,考订、校雠、收藏、赏鉴皆兼之。”[10](卷9)
  4.崇儒尚儒的选题观
  在徽州重教兴学之风的濡沐下,徽商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无疑对明清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启超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清初文化繁荣的贡献,媲美于意大利豪商对文艺复兴的作用:“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然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11]梁启超特别提到了盐商刻书对于文化繁荣的作用。“二马”显然是扬州盐商刻书的代表。其出版图书并非纯粹附庸风雅,而是“好儒”的文化追求。正是“好儒”的文化观念决定了他们出版理念。在选题上,他们尊奉儒家经典为正统,故喜欢刊刻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选题。“二马”不仅以前代儒经为选题,而且,还以清儒佳作作为选题。如著名学者戴震、王士祯等作品,都是其乐于刊刻的目标。如刊刻王士祯的《感旧集》,“二马”就曾与卢见曾反复商讨[12](卷2,刻渔洋山人感旧集序),既反映了其选题之慎重,也表现了其刻印的浓厚兴趣。
  “二马”酷嗜诗词歌赋,而且本身就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举办诗文酒会,与文人学士赋诗唱酬,这是他们追求儒雅生活的重要部分。相应地,与友人唱酬的诗文集,也是“二马”喜欢辑刻的选题。钱泳赞道:“(曰琯)与其弟曰璐俱能诗,好客,为东南坛坫。”[13](卷20)正因为“二马”有着真才实学,不同于一般的庸商,所以吸引着海内名士。“二马”结邗(韩)江诗社,时常举行诗文酒会,宴请名士。杭世骏称赞马曰琯道:“喜交四方名硕,结社韩门,人比之汉上题襟,玉山雅集。”[14](卷46,人物四,文艺)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7](卷8)他们即兴赋文吟诗,还有专人记录,随录随刻,“嶰谷诗社,以樊榭为职志,连床刻炉”[15]。刻印至成书速度极快,其发行也极快,几乎当天就可完成,甚至3天内还来得及重刻,“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7](卷8)。酷嗜诗文的“二马”,自然视此类出版为人生一大乐事,故此他们一生中曾多次辑刻,有《焦山纪游录》、《邗江雅集》、《林屋唱酬录》等唱酬文集传世。
  5.务求精审的精品意识
  除上述的注重高品位的选题外,“二马”的精品意识更突出表现在书籍的整理、校勘和版本的考订上。首先“二马”将藏书仔细辨别,考订版本,整理归类,编辑《丛书楼书目》。精审的精品意识更集中体现在校勘上。校勘时,马曰琯将不同版本的书籍同时放置书桌上,互相参比印证。常常“不至夜分不息,而双镫炯炯时闻雒诵,楼下过者多窃笑之。以故其书精核更无讹本,而架阁之沉沉者,遂尽收之腹中矣”。[5]其次,延请著名学者、校勘名家等共同鉴赏、考订和校勘。全祖望、戴震、惠栋、厉鹗等人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他们探讨时,往往“席上满斟碧山朱氏银槎,侑以佳果”,一旦得到满意结论,“卽浮白相向”[5],情趣盎然。厉鹗每过扬州,“幸马君嶰谷、半槎兄弟,相与商榷……念与二君用力之勤,不忍弃去。”[16]第三,讲究图书的形体的精美。马氏所刻之书,字体娟秀,首尾如一,版框整饬,墨色均匀,雕刻精美,装订考究。“二马”专门“聘善手数人写书脑,终岁不得缀”[17]。《清稗类钞.鉴赏类》引前人评论说:“小玲珑馆马氏重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气动墨中,精光四射,视西安原本,几几青出于蓝。”当代学者谢国桢对雍正己酉(1729)年“二马”刻印的《韩柳年谱》推崇备至,称赞它“是一部雕刻精美的书籍”[18]。如此的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马版”的美誉名至实归。
参考文献
[1]罗蔚文.清代扬州大藏书家马曰琯[J].扬州大学学报.1982(Z1):205-208.
[2]阚宁辉.马氏兄弟与小玲珑山馆[J].江苏图书馆学报.1988(6):37-39.
[3]张翔.清乾嘉时期“扬州二马”及其藏书[J].晋图学刊.2001(2):75-77.
[4]徐学林.徽州刻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108-110.
[5]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丛书楼记[M].四部丛刊本.
[6]阮元.丛书集成新编:淮海英灵集[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7]李斗.扬州画舫录[M].扬州:广陵古籍,1984:270.
[8]王钟翰.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厉鹗.樊谢山房集续集[M].四部丛刊本.
[10]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245.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0.
[12]卢见曾.雅雨堂诗文遗集[M].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13]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4]单渠等.两淮盐法志[M].嘉庆十一年修扬州书局重刊本,1870.
[15]陆谦祉.厉樊榭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6]厉鹗.宋诗纪事:序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金天翮.皖志列传稿:本传[M].民国25年刊本.
[18]谢国桢.明清史谈丛[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本文刊载于《出版科学》2007年第5期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安徽芜湖 2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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