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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论疑难破解——纪晓岚《赋得绮丽不足珍》的诗学解读价值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535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纪晓岚试帖诗《赋得绮丽不足珍》,集中对李白论诗诗中是否轻贱建安诗人,及其诗论与创作实践的矛盾等疑难问题,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其穷源而竟委、 “了解之同情”、辩证以求真的诗学解读方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由此可见,对试帖诗的潜在价值也有转换视角、重新考量的必要。
  关键词:纪晓岚;试帖诗;李白;诗论
  试帖诗,又称赋得体。它始于唐人试律,至有清一代,与八股文一起,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之一。对其价值评判亦如同八股文一样,历来多从文学标准考量,而为文士所鄙。但从试帖诗的创作实际来看,若一概而论并例行抹煞,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试帖诗中亦有佳作,并且大多具有某种特殊价值,惜其长期为人所轻忽。如清代乾隆朝大文人纪晓岚《我法集》中《赋得绮丽不足珍》一诗[1],即包蕴着很多值得探究的东西。其诗云:
  谁居天宝末,敢薄建安人。
  才自归文苑,心原溯圣津。
  尊王昭衮钺,正始述雎麟。
  屈宋非年辈,曹刘岂等伦。
  遗经方独抱,丽句漫为邻。
  肯舍渊源古,而夸纂组新。
  斯言虽莫践,所论未无因。
  正似歌周鼓,兰亭不见珍。
  这首试帖诗,题目出自李白《古风》第一首[2]: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纪氏试帖诗以李白此诗中诗句为题,对其进行阐释,表明了他的独特见解。作为一家之言,具有释疑解难的特殊诗学研究价值。
一、李白是否轻贱建安诗人
  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一诗,可以分为两部分。从开头至“绮丽不足珍”,俨然一篇诗歌史论。后半部分,盛赞当代,提出了诗人的诗美理想。此诗前半部分中“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两句,古今人对之解释颇为纠结不一。其关键在于“自从建安来”一句,是否包括“建安”在内,即诗人对建安诗人的态度究竟如何,其本意是什么。
  宋严羽批本《李太白诗集》云:“以建安为绮丽,具眼。”认为李白此句意思包括“建安”在内,并以“绮丽”目之。今人王运熙、詹锳、罗宗强等即主此说。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二云:“‘不足珍’,谓建安以后也。《谢眺楼饯别》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一语可证。”今人苏仲翔、郁贤皓、徐仁甫等人主此说。
  纪晓岚在这首试帖诗的开头即说:“谁居天宝末,敢薄建安人。”明确提示了李白“自从建安来”是包括“建安”在内的。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二说,纪氏在此诗后有一段自注:“太白此诗,人多不解。以建安为绮丽,语颇难通。沈归愚曲为之说曰:‘所指乃建安以下如齐、梁之类,故曰自从建安来。’‘来’字似有著落,而‘自从’二字究不知作何安放。然则由周而来,为除周不论乎?此由逐句论诗,而未理会其全篇也”。[3]
  纪氏首先是从字词句式层面着眼的。他认为,沈德潜说此句指“建安以下如齐、梁之类”,“来”字似乎讲得通,但“自从”二字却又讲不通。意思是说,“自从……来”的表述方式,就应包括“建安”在内。这一解释是颇富启示意义的。它告诉我们,要注意诗的细部,以准确把握其意义。持不包括建安说者,也注意到字句训释问题。徐仁甫《李太白诗别解》谓:“‘自从建安来’,‘来’非来去之来,‘来’当训‘后’,谓自从建安后,乃绮丽不足珍。建安本不在‘绮丽不足珍’之中,读者不可不辩!’”[3]这是否受到古人启发,不得而知。但从这一方面释疑,却是古已有之的。将“来”字训为“来去”之“来”也好,还是训为“后”也好,都有各自的根据,而难以定案。
  纪氏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从整体上探求破解之道,即摆脱“逐句论诗”之弊,而要“理会其全篇”。其《赋得绮丽不足珍》一诗,即贯穿着这一精神。归纳起来,大体包括本原论与流变论两方面。下面分别述之。
  所谓本原论,指的是从返乎其本的理路来探求其持论的最终根据。纪氏诗中的“心原溯圣津”、“尊王昭衮钺,正始述睢麟”、“遗经方独抱”、“肯舍渊源古”诸句,即提示了李白诗论宗圣返本的诗学归属。
  李白诗首二句为一篇大旨。“大雅久不作”,与后面“绮丽不足珍”相贯通,而“吾衰竟谁陈”,是以孔子删诗自命,与后面“绝笔于获麟”相照应。前者属于正变论,后者属于本原论。
  李白论诗而“心原溯圣津”,其着眼点即非同凡响,直溯孔子,而心接宣尼。“吾衰竟谁陈”,是以一种文化担当者自任的。“孔子删述诗书,名为维系周文化,其实是创造新文化,可算文化史上一件大事”。[4]早在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即系统发为“原道”“征圣”“宗经”之论,所谓“道沿圣以垂文”、[5]“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6]“征于周孔,则文有师矣”。[7]刘勰所称之圣,指的即是孔子。李曰刚《斟诠》云:“彦和此篇(指《征圣》)所称之圣,即指孔子,虽曾有‘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焉’之言,特叙笔偶及公旦耳。故篇中独孔子之言论述为多。两谓夫子,屡称文章,皆指仲尼。况征诸《序志》‘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等句,则实属意于孔子无疑矣”。[8]李白言诗而溯“圣津”,是渊源有自。
  李白由“心原溯圣津”而历览前贤,对诗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他的颇富个性的“正变”论。由于他把孔子作为论诗之大本大源,所以他必然也以孔子删订《诗经》的风雅传统作为诗评准则,而以之为“正”,认为战国之世,正声即已微茫,难乎为继。此后颓波流荡,古诗之法度沉埋衰歇,诗道不振,疏离于“正”而发生了变化。“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就是基于这样的正变诗史观而得出的一个结论。纪氏在诗中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认为李白“心源溯圣津”“尊王昭衮钺”“正始述睢麟”,所以连屈宋曹刘亦加以贬斥,以“丽句”“纂组”为非,而薄建安诗人的。这一看法,是可以自成一说的。
  从纪氏全诗看,他并不认为李白一概否定建安诗人,而是因为宗圣,有意尊之而俯瞰建安诗人的,所谓“正似歌周鼓,兰亭不见珍”,即是说“犹之昌黎咏石鼓而举出史籀,则不得不以羲之为俗书耳。”[9]这就较为客观公允地揭出了李白论诗之用心,而避免了简单轻率的评判。
二、李白诗论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
  纪氏推求李白论诗之心,委曲切当而立论超卓,值得注意。他同时也进而指出了李白创作实践与其诗论的矛值,即“斯言莫践”的一面。这又触及了李白此诗的关键。
  如上所述,纸氏认为李白并不全盘否定建安诗人。但以“绮丽”论定建安以来诗歌为不足珍,毕竟表明了他的价值取向。那么,李白是否在创作实践中对建安以来的诗歌多有疏离拒斥,而做到了直承风雅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有的论者根据王琦注本,对李白引用历代诗人作品(语典)的次数作了如下统计[10]:
  鲍照133次,谢灵运110次,江淹106次,《诗经》93次,屈原87次,曹植70次,谢朓62次,陆机60次,张衡52次,《古诗十九首》47次,陶潜47次,沈约42次,宋玉41次,左思35次,萧纲35次,司马相如34次,颜延年31次,潘岳30次,吴均28次,班固、扬雄、郭璞各25次,陈子昂24次,苏李诗22次,木华22次,庾信20次,阮籍19次,张协19次,嵇康、傅玄、王粲14次,曹操、江总13次,刘琨、谢庄12次、梁元帝、宋之问11次,王褒、枚乘、曹丕、刘桢10次,张华、孙绰、谢惠连、任昉9次,贾谊、张载、何逊、徐陵、刘孝绰8次,刘安、王融、谢瞻7次,马融、陈琳、卢思道、王勃、沈佺期、刘孝威6次,陆云、卢照邻、张景阳、刘铄5次,王逸、孔融、丘迟、王僧达、薛道衡、骆宾王、欧阳建、殷仲文、王筠、班婕妤4次。(以下不录)
  由这一统计,至少从一个方面看出了李白诗歌转益多师的基本事实。再从其“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地扇邹鲁学,诗腾颜谢名”。(《离别金陵诸公》)“君即刘越石,雄豪冠当时”。(《宣城送刘副使入秦》)等诗句看,他对南朝诗人也是推许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李白诗论与其创作实践确实存在矛盾。对这一矛值现象,古今学人都有一些个人的解释,其中以“夸饰说”占主导地位。元刘履《风雅翼》卷一一:“‘自从建安来’五字浅俚,……且太白所论夸大,殊过其实,其亦孔子所谓狂简者欤?”裴斐《李白与历史人物》说:“诗中对《诗经》以后历代制作之贬抑,与平时言论亦多不相合。窃疑此诗当属早期‘大言’之作。”[11]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亦云:“在李白看来,战国以来,诗赋的发展背离了《诗经》正声的传统,每况愈下。”“这种言论,表明了李白亟思变革南朝浮靡诗风,恢复《诗经》雅正传统时的偏激态度。”“李白气质、性格狂放。说话往往很夸张。”王运熙、杨明进而从唐代前中期文坛的复古思潮求得解释,最后总结道:“面对楚辞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片面追求形式美的诗风,为了改变风气,他参与了当时文坛的复古思潮,在某些言论中强调要恢复《诗经》古雅的传统,对《诗经》以后的作品存在笼统贬抑的偏激倾向。但在更多场合却不是这样。他不但对屈赋、建安风骨给予极高评价,而且还对南朝一些杰出诗人发出由衷的赞美。李白没有写过有系统的文学评论,他的文学批评意见,大抵在某一场合即兴而发,显得零碎,加上他性格狂放,说话夸张等因素,有时甚至显得自相矛盾,使人难以理解。因此,必须对其有关言论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审慎的分析,才能获得较为确切的认识。”[12]
  学术研究往往后出转精,如上述的诸家解说,就以王运熙、杨明的见解较为全面深入。但另一方面,后人的探索显然也离不开对前人研究的接受继承。就前人研究的情况而言,纪晓岚对此一问题的看法仍有独特的价值。
  纸氏在其诗结末四句说:“斯言虽莫践,所论未无因。正似歌周鼓,兰亭不见珍。”在这里,纪氏既指出了李白“斯言莫践”的事实,也探究了李白以建安以来诗歌为“不足珍”的原因,即因崇尚“周鼓”,以形出“兰亭”的不足珍。纪氏似乎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李白论诗,指归《大雅》,志在删述,由于标格甚高而睥睨一切。这实际就有“大言”的意思在里面了。但说得似乎较为审慎、婉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代学术传统与文化传统特色之一。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五《诗话篇》中说:“论诗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春秋战国之际,诸子蜂起,他们大多采取“托古”的方式来立说。“更由于孔子的出现,使这一性格愈加突出、明显,并造成深远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古代学术重视传统、重视源流、重视师承的特色得以确立。”[13]李白的诗论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学术传统。纪晓岚在其试帖诗中所说的“才自归文苑,心原溯圣津,”即揭示了李白诗论的这种传统品格。
三、纪氏诗学解读的方法论意义
  纪晓岚是乾隆时期的著名学者、文人。他学识博洽,以汉学名世,为当时一学术重镇。由其“笔削考核,一手删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为一代学术巨献,至今嘉惠士林。他出其余绪,编为《唐人试律说》、《庚辰集》,撰作《我法集》,为科举之试帖诗垂范立极,成为科举士子揣摩效法的重要书籍。其试帖名作《赋得绮丽不足珍》一诗,不但在李白诗论疑难破解上具有特殊意义,其论诗的方法亦足以启迪后人。总括而言,其方法主要有穷源而竟委、“了解之同情”与辩证以求真三个方面。
  (一)穷源而竟委
  上文已涉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批评传统。如果说李白诗论具有了这一学术传统特点,那么纪氏对之的阐释也同样具备了这一特点。这一批评方法的建立,与纪氏的学术品格密切相关。“溯其源流,考其正变”,以史家眼光“穷源竟委”,成为《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学术方法。《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云:“四部之首,名冠以总序,撮其源流正变,”即明确揭示了以此种方法把握学术流变的趋向。这种趋向也同样体现在纪晓岚的这首试帖诗中。
  纪氏在解读李白的诗论时,首先抓住了李白诗论的“复古”特征,是“心原溯圣津”,是“渊源古”。而这正是李白诗论的一个关键点。“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杜勒鲁奇语)。纪氏揭示其渊源,也就揭示了李白诗论的本质。李白标举风雅,希图恢复“正声”,是以复古为革新,以建立一代古朴清真的诗风。纪氏全诗即以此为主线,较为切实地分析了李白继风雅、崇宣尼、复古道的诗论核心,并以此解释了他鄙薄前贤的原因。这一解释方法与路线,十分符合李白诗论实际,因而自成一说,不同凡响。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纪氏一贯的学术路径密不可分的。
  (二)“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审查报告中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14]所谓“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解释说: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这段话阐明了“了解之同情”的内涵,大致包括:注意古人著书立说之“有为而发”,明了其环境与背景;藉仅有之材料,以艺术欣赏眼光与精神窥测其“全部结构”;通过神游冥想,揭出其委曲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学解读。
  纪氏之试帖,首联“谁居天宝末,敢薄建安人,”既点明了李白所处的时代,又用一“敢”字揭示了李白诗论的才逸气高的特点。接着分析其“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立论委曲,是由于“心溯圣津”、尊经复古、心仪风雅,而薄建安,而贱绮丽。纪氏进而分析其“所论未无因”的委曲苦心、孤怀伟抱,那就是取“周鼓”而贱“兰亭”的诗人特定心态。纪氏在这里,充分把握了李白不得不如此的、“有为而发”的原委,又能探测李白立言倡论的特定诗心。“敢”、“肯”等词的运用,推测、体贴诗人立言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之态度,确实做到了真了解,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隔阂肤廓的弊病。
  纪晓岚能够在解读李白诗论时做到“了解之同情”,与其学术批评方法是有一定联系的。《四库全书总目.<然疑集>提要》就提出了“原情准势”的批评原则。所谓“原情”,“便是去察究、体察作者的审美思辨方式和相关心理机制,寻求‘两个意识的遇合’。”所谓“准势”,“便指的是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环境,这同样是在寻求与作者创作心理的契合。由此可见,‘原情准势’的指向,正是追求理解和认同。”[15]这一学术批评方法,与陈寅恪先生所标举的“了解之同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三)辩证以求真
  辩证以求真,不但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又成为一种学术批评方法。《周易》创建了阴阳矛盾运动而达致互补的辩证发展观。《周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这组矛盾是宇宙变化的最终根据和动力。阴阳矛盾,对待又互补,无所不在,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在认识与把握事物时,就应看到“穷则变”、“极则反”的运动规律,而达到对立面统一的动态平衡。《老子》也充分发表过矛盾对待转化平衡的意见。如长短、上下、高低的依赖,“反者道之动”的矛盾变化,等等。
  纪晓晓岚这首试帖诗,就注意到了对立双方的矛盾、对待关系。这首试帖诗,从尊古与贱绮丽的总的对立关系入手,很恰当地解析了李白睥睨屈、宋、曹、刘,反对丽句纂组的绮靡之风的总精神。正是从这一对立关系中,探求李白力振古朴清真诗风的用意。因为崇圣,所以历诋前贤;因为崇古,所以力荡绮丽。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对待关系,“周鼓”古朴,而“兰庭”不见珍,是在这种对待关系中的定位;“兰庭”又自有其价值的。这种辩证的阐释,就揭示了李白诗论之“真”;而所谓真,即指李白真实心态与动机,及其诗论的客观内涵。当然,这种“真”是纪氏阐释系统中的特定之真,但却不无启示意义,而使我们尽可能接近李白的那颗诗心。
四、余论:试帖诗的价值重估
  清人试帖诗分为科场应试与文人拟作两类。作为科举考试文体之一,历来对之评价不高。其问题在于,诗艺平庸,佳作罕觏。我们认为,如果拘执于这一视角而不加以改变,试帖诗的研究将难乎为继;也就是说,转换视角,别觅新途,势所必行。通过对《七家诗》、《庚辰集》、《我法集》等著名试帖诗集的研读,我们觉得,研究视角的转换极有可能,并由此可能发现一片崭新的价值天地。这篇文章,就是基于上述想法的一点粗浅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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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A].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16.
[14]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A].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7.
[15]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A].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47.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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