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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鸦片对《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影响——以细节考察为中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568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本文以鸦片为中心考察它对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影响,认为社会历史意义上的鸦片比它的药用性质和毒品性质更为明显。一、近代史著作中的鸦片战争。认为鸦片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大门,而且也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鸦片、鸦片贸易引发的结果。以总结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关于鸦片、鸦片贸易引发的结果为中心,认为这一切都是鸦片直接或间接引发的,并最终引发了战争;三、鸦片使研究者对史料产生不同程度的误解。认为因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所以研究者在无形之中夸大了鸦片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四、鸦片对鸦片战争中关键人物的影响。认为研究者在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取舍,对鸦片战争中的人物评价存在一定的夸大或者弱化。总的来说,本文认为鸦片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十分广泛的,它的作用之所以被夸大是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历史问题。
  关键词:鸦片;《中国近代史》;影响
前言
  鸦片,俗名大烟、烟土,又名阿芙蓉、合浦融、阿片、亚荣等,是从罂粟汁液中提炼出来的。作为医药用品,鸦片有止痛收敛作用,公元11世纪时,在希腊的《药物论》一书中已有对鸦片的描述。16世纪时,我国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在其所著的《本草纲目》中也明确记载了鸦片作为药品的作用。[1]
  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毒品性质上,如王东林《鸦片之祸》、王宏斌《鸦片——日本侵华毒品五十年》、王金香《中国禁毒史》等。而对鸦片贸易的研究近几年大多较为关注交易的数量以及影响,成就较为突出的是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本书尤为重视鸦片的传播以及英法美等国对华的鸦片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2]论文方面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明确考证了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的交易数量。[3]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以茅海建为代表,他的专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在考订史料重构历史的前提下创获颇大,很值得学习借鉴。[4]综观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大多研究者忽视了鸦片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对近代通史著作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此,以中国近代史著作为中心考察鸦片的影响。
一、近代史著作中的鸦片战争
  “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鸦片是被放在驼背上带到了中国,而它最终折断了这个民族的脊梁。”[5]鸦片的双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所形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结果一样。作为破坏,我们可以对比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作为建设,我们认为鸦片的影响在于使中国社会发生质的变化。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近代化”,“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6]
  鸦片打开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门,结果正如大多近代史论著中所说的一样,“由于鸦片输入量的激增,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而且这种差额越来越大。”[7]但是在英国——印度——中国,即在棉纺织品——鸦片——茶丝大麻三角贸易中,鸦片的作用却不仅仅是“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7]鸦片给造成的影响是“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8]
  马克思、毛泽东的个人观点被政治强化以后带来的结果是解放以来,国内近代史研究无不受到他们的影响。如果说在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还能够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迄全国解放以前,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中国人民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压迫”[9]而产生爱国的情绪。多数论者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刘彦认为“大开海禁,启欧西列强竞争之机,辟数千年国是之局者,实以鸦片战争为始”。[10]胡绳认为“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转折点”。[11]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是非主义的。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压迫史,是屈辱史,是抗争史,如李鼎声认为“中国近代史为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12]李侃认为“近代的历史,既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7]总的来说,在研究者眼里,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性质是屈辱史、抗争史。透过研究著作,我们发现,“天朝”尊严的丧失,鸦片战争后社会政治的起伏跌宕是促使历史学人投身近代史研究的客观原因。
  在近代史上,国人认识鸦片是由医药用品——毒品——贸易——战争——贸易,这样一种认识过程造成的后果是“天朝”过去所采取的对“逆夷”的“剿”与“扶”竟然不适合西方列强。“天国”也自然位次下降,约略同时,有志之士即开始注重撰史以救世。如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枏的《夷氛闻记》、《海国四说》等。国人对鸦片的重视在于它的“瘾”,而政府对于鸦片的重视在于它的社会危害,对“天朝”尊严的侵犯。鸦片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并长期影响了国人对近代史的认识。
二、鸦片、鸦片贸易引发的结果
  英国人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更用鸦片贸易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国策。鸦片与鸦片贸易正悄然地冲击着中国,中国也正悄然地发生变化。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方面,爱默生在他的笔记中认为“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它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13]然而在正常的贸易中,中国的茶叶出口足以引起西方国家高度注意,因为茶叶换回的白银远比他们所自以为“现代”的商品给他们带去的利润多得多。鸦片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毒品和贸易以及战争所能够形容的。刘增和认为:“‘鸦片问题’包括人们熟知的‘社会问题’,同时又体现在‘精神文化’、‘鸦片经济形态’、‘鸦片交涉’以及‘鸦片财政问题’等方面。”[14]作为一种医药用品,鸦片的作用在于它可以治疗头痛、失眠、咳嗽与痢疾等病。但是作为走私的鸦片以及鸦片贸易中的鸦片,它的作用恰好与它的医疗作用不同。中国的近代史也由此而展开叙述。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认为“现在中国的垄断依然存在,它的权力丝毫没有削减;但是英国的垄断已经取消,英国商人被遗弃得像是一个没有牧人的羊群,并且英国政府也还没有采取有效的步骤,以一个政府官吏来代替公司的地位,作为领导人和保护人。”[15]英国商人的这种要求在后来终于得到了实现,鸦片也不再是商人的鸦片,而是英国政府的鸦片。由此,中国政府的禁烟所面对的对手已不再是英国商人,而是英国政府。近代史著作在论述鸦片的影响时大多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中英贸易的改变
  由于中国的生丝、茶叶、瓷器等拥有广大国外市场,所以直到18世纪80年代,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的状态,每年有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但是自从英国取代葡萄牙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后,即开始向中国输送鸦片,以改变中英贸易中其所处的不利地位。
  鸦片引发的这种后果为大多近代史著作所采用,而且比较突出。清政府之所以采取禁烟政策,出发点和原因与此相关。清政府自康乾盛世以后在财政上日渐拮据,这种困境,在鸦片战争后表现得十分明显。历史的叙述因为这种后果关联甚大而无不述。对英国来说,因为获利甚多而不愿结束向中国输送鸦片,故中英贸易冲突实根源于此。鸦片改变了中英贸易,也改变了中英在交往中的地位。
  (二)中国人体质和精神状态的损害
  随着鸦片输入的激增,吸食鸦片的人日渐增多。更为甚者,由于鸦片中含有大量的吗啡,吸食上瘾之后很难戒除,造成身体逐渐衰弱,精力耗散,胜志萎靡,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最后就多数因此衰竭致死。鸦片大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状态。
  这种后果是吸食鸦片造成的,萧一山《清代通史》中说:“然当时《朱批谕旨》中,有鸦片而非鸦片烟之奏折。盖当时吸食鸦片者,辄混合烟草而并用,至纯以鸦片为喷吐物,似又在雍乾以后矣”,“鸦片而非鸦片烟之奏折,虽后之人引为笑谈,然在当时,实确非同物,盖吸之者以为非烟草不为力耳。”[16]如果人人都不吸鸦片,何有鸦片之害。这又为当时力主禁烟的人倡导。
  (三)人民负担的加重
  鸦片的泛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由于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其直接结果就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这种后果从长远来看对清政府威胁很大。清自入关以来,对内采取的政策是禁民。如果人民的负担加重,揭竿而起的机率即会上升,而这又为清廷所担心。中国的农民约有一定的传统,即:在物质生活基本能够得到保证时,他们是不会走上“反”的道路的。清政府禁民的目的在于稳定社稷。因此他们不得不考虑。在很多近代史著作中,鸦片引发的这种结果常常为著者重视。同时通过阅读相关论述可知,清政府之所以采取禁烟政策,人民负担加重也是关键。对人民来说,负担的加重必然使他们生活日益困苦。
  (四)清潮统治受到严重威胁
  鸦片泛滥严重威胁了清朝的统治。研究者认为,因为鸦片吸食涉及“天朝”官吏和兵丁,所以清廷禁烟的结果是由于自乾隆后期以来吏治腐败,导致官吏、兵丁从中收受贿赂。进而进一步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军队的战斗力亦因之丧失殆尽。
  鸦片引发的这一系列连锁后果,林则徐在1838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认为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17]林则徐此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常常引用,并作为材料来分析清政府采取严禁政策的原因,得来答案是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由此可知,鸦片对清政府最直接的危害是影响了它的统治基础。鸦片由药品到毒品,由毒品而影响一个国家,这种影响,大多研究者认为,是鸦片间接造成的。
  (五)国人对禁烟策略、政策分歧的产生
  中国禁烟,并且时有举措;英国要输入,于是鸦片逐年增多。这种状况导致国内对禁烟策略、政策的分歧。传统的对四夷的剿与扶对“英夷”全不适用。故鸦片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引发的深思实在于此。但是近代史论著作能够以此而提出问题的不多。长期以来的上国迷梦致使举国上下不明世界形势。林则徐所谓对夷情了解甚多,实是夸张。至于原因,乃是以虚击实。因为我们知道,由于道光采取严禁,于是出现了林则徐南下广东禁烟。清自雍正七年始倡禁烟,后或缓或急,却未曾中段。道光朝严行禁政,虽所采取的方法不一,但是总归最有成效。在这一背景下。林则徐南下禁烟则为必然。由贸易而战争,由冲突而战争,中英因此必有一战,不管清廷愿不愿意。
  在近代史著作中,鸦片和鸦片贸易引发的结果多数著作从以上五方面来论述,这样处理为鸦片、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划清了界限,即:鸦片战争的影响和鸦片、鸦片贸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导致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的禁烟政策,是贸易冲突导致战争,它的影响比鸦片战争的影响更为明显。
三、鸦片使研究者对史料产生误解
  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其实在它发生后的几年就开始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鉴于清廷败绩,为总结经验教训以供时人借鉴。在这些著作中以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扶记》、夏燮《中西纪事》、梁廷枏《夷氛闻纪》为代表。当时的这些有志之士因为“经世”而“致用”的著作尤为近代史著作重视。作为历史研究注重当时人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倒放电影”理解“当时的观念”的上好办法,而且这样的研究会更接近历史真实。同时,当时人的反应固然重要,但是却不可尽信,因为他们的反应会受多方因素制约而未必尽可能真实反映“当时人的观念”。就当时有志之士的著作而言,为各论著尤为重视者,至今约有数种;而就当时有志之士而言,为各论著尤为重视者,乃为参与鸦片战争的士人及官吏,如林则徐、黄爵滋、魏源、龚自珍等。
  (一)对一八三六年十月道光谕旨的解读
  一八三六年十月,道光谕曰:“各值省将军督抚,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孥,毋得稍行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孥,分别办理。”[19]
  这条史料被多数著作引用,目的在于证明道光帝严禁鸦片的决心,更为林则徐南下禁烟提供铺垫。及至林则徐南下禁烟,为表示禁烟的决心,曰:“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19]及至其后,所采取之措施乃为:“贩卖之奸夷,多在省馆,虽不必遽绳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秫以威”“责令众夷人将趸船所有烟土,尽行缴官。”[19]这两条史料为林则徐的言行,著史者引用它们来说明林则徐的决心而使它们卓然于史籍。
  (二)对《夷氛闻纪》卷二记载的解读
  《夷氛闻纪》卷二中称:“滨海村落,初尚利夷厚值,接济其食用。及是,以则徐出驻海澨,罔避风雪暑雨,辛勤筹办,群知感愧,相戒无复私售。”[20]
  鸦片战争后兴起的对鸦片战争的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明显的“当时人的观念”,对于认识历史自有帮助,但是因为其立场仍然是天朝上国,所论述失败的原因,归于清廷错误撤换林则徐之职,汉奸误国者不少。是以不能尽信。戴逸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中用以证明在鸦片战争初“广东人民积极支持林则徐的措施”。[21]然则仔细一考前后则知:林则徐到广东以后,其所采取的措施乃是经济封锁,断绝与外夷的联系。老百姓苦于此点,“相戒无复私售”亦为必然。
  (三)对林则徐到广东发布布告的解读
  林则徐自到广东,恩威并施,遍贴布告,晓之以利害,曰:“天道报施不爽,逆天者不得善终。如英人罗拔图占澳门,卒不能益其目的,拿皮耳亦寸心险恶,中道夭死。大皇帝待遇外人,恩泽深厚,外人当遵守中国法令,与本国同。若以鸦片之故,致通商全行停止,则茶及大黄等需要之物,亦准照旧贸易。利害得失,一目了然。何去何从,幸喜自择!”[16]
  林则徐发布的这条布告,今天看来有些荒唐,所用语气乃是恐吓。其中自然也透露着林则徐对夷情的判断,但是决非林则徐所谓的深知。若著作中有引用此则布告的,目的却在于证明清之恩,与英夷之倔强,蛮不讲理。在近代史著作中林则徐的形象是神圣的,因此对这条史料的解读多数研究者认为林则徐到广东以后采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从传统的外交观念来看,林则徐的做法并不违背长期以来对外夷的政策,但是近代以来,传统的方式已经不适合了,林则徐的做法并不是建立在深知的基础上的。
  (四)对三元里的抗英斗争的解读
鸦片战争中,人民的反抗以广州城北三元里抗英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所以论述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史著作不能忽视的。为了证明三元里人民爱国性,多数著作引用了一告示,曰:“我等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官孥,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报我各乡惨毒之害也!”[21]但是这则告示已表明三元里人民起来反抗的目的是“杀尽尔等猪狗”,即“方报我各乡惨毒之害也!”这一点,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论述较多,他认为三元里的抗英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我各乡惨毒之害,没有爱国目的,但是经过研究者的阐述,具有了爱国的意义。而造成的原因是近代以来爱国成为反抗侵略的主题,研究者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感。
  (五)对马克思论鸦片战争影响的解读
  关于鸦片战争的影响,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认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 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22]《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写于1853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0有余年。马克思此段叙述尤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而造成的结果是研究范式的趋一。鸦片战争对中国提出了什么理应是我们过去现在因该注重的,但在以前的研究中并不十分深入,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理论化的意义和影响,而没有深入到具体,提出任务。鸦片使研究者对战争认识停留在“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这一层面上。马克思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多数近代史著作的认识。
  (六)对太常寺卿许乃济上书的解读
  鸦片危害日甚一日,清廷忧之,于是有驰禁派和严禁派。太常寺卿许乃济认为:“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盖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例,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臣愚,以为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骛利;且逞其鬼蜮伎俩,则法令亦有时而穷。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以货,不得用银购买。应将纹银番洋,一体严禁偷漏。又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漫无区别,犯者应请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该管上司及统辖各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似此变通办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国计。”[16]许氏主张驰禁,其上二折,一折即为前面所列举,一折则谓“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应清饬查各省旧种罂粟处,如果于早晚两稻均无妨害,亦准听民之便,庶外洋无奇可居,而夷船之私售鸦片者,久之可以渐绝。”[16]许氏所上二折,著作中引之说明清禁烟之争,然而两道奏折所造成的后果,对许自身而言则是在严禁的道光帝那儿,革了他的官职,“以示惩儆”。近代史著作大多对此隐而不谈,造成的影响是许乃济仅仅是驰禁的代表。
  (七)对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的解读
  严禁即倡,但是收效不大,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称:“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准许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伏请饬谕各督抚严饬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其五家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予优奖”,“现任文武大小各官,有逾限吸烟者,照常人加等,其子孙不准考试。”[16]黄氏的这道奏折,因认为要禁绝鸦片必先加重罪名,因为过去官吏执行不力而未禁绝鸦片,故对执行不力的官吏也要严加处分。吸食者治罪,官吏执行不力者严惩。所以研究者认为黄氏为严禁派代表。但是这对研究固然有益,而于实际,分而视之,却不一定合理。对禁绝鸦片表明自身的主张看法,在当时人眼中未必和后人认识一样,时人的目的在于争论而后有措施、禁绝的方法。鸦片造成的影响通过黄爵滋的奏折也可以反映出来,即在研究者眼里在禁烟政策上存在严禁和驰禁的差异。
  (八)对关天培英勇的解读
  鸦片战争开始以后,“天朝在毫无赚头的干净利落的失败中,只赢得一个比生前高大百倍的民族英雄关天培的感人形象”,[23]《夷氛闻纪》称:“初五日,船乘风潮大至,聚攻横档,……适潮水盛涨,夷分船闯越后河,前后夹击。关天培力竭,守御不支。手燃具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弁亟大呼曰:‘事急矣,盖去乎。’言次,伏使受背,将负以出。天培挥刀揕之,弁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众拥入。天培与都司署提標游击麦廷章俱阵亡。……夷见天培屹立如生,反骇而仆。续至者前迫之,知气已绝,相与惊叹。”[20]《夷氛闻纪》中描述的场面常常被近代史著作引用,认为关天培是民族英雄。“死后被充分神化了的关天培,将成为一个民族对后来人的道德教材,鼓舞和连续中华民族立志自强的精神主旨。”[23]关天培的伟大在于他代表了他那个时代,或数千年来中国军队的忠的形象,他所做的其实是军人的天职,也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在近代史著作中,关天培的形象仅仅是民族英雄,这种就直接影响到了后人对他的认识实际上是不够全面的。
  以上八例,因此体例限制,侧重点不同。记载与史学著作的差异很大。著者的主观立场无不因此而影响到著史,对史料存在一定的取舍。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确是实言,在近代通史或有关于鸦片战争的专史中,著者的主观立场和动机无不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从上面所举八例中我们看出研究者对史料的理解存在着一定偏差,有时甚至偏离了史料本来的意思。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与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的沉沦相关的,研究者从鼓舞国人的反抗精神出发,一定的曲解是必然的。鸦片使研究者在史料的解读上存在一定的误解,原因是研究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对史料存在一定的删改,尤其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大背景使得研究者特别重视历史的现实意义,为现实服务。
四、鸦片对鸦片战争中关键人物的影响
  就鸦片战争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物很多。翻开各近代史著作我们发现,关键人物大多是中国的参与者,对对方人物的讲述较少,好像非迫不得已才会略有叙述。实则不然。作为冲突双方,叙述对方是必然,叙述一方却有失偏颇。在近代史著作中,研究者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西方的叙述,中国与英国叙述较多,还能够觉得合理。但是在论述鸦片战争的时候,中方为主,英方为辅已成定式。
  (一)道光
  我国自夏朝以来都是“家天下”的格局。这种格局在研究历史中必然会得到体现。时至鸦片战争前后及战争的过程中,道光才是战争重要关键的人物,禁与不禁、剿与扶、战与和在一定程度上系个人所为。各史之中对道光的叙述着墨甚少,造成的后果则是他与鸦片战争的关系不大。道光皇帝一生节俭,时人皆知,却因他主宰宇内的时候国运不济而被后人掩饰不知。
  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道光为其即位后所使用的年号,庙号宣宗。因后人称清代皇帝多用年号而少用庙号,故曰道光,乃有两层意思,一是年号,一是道光帝。“道光皇帝资质平常,目光短浅,但办事认真,讲究实际。”[24]史学著作中对其节俭虽然未曾专论却偶有涉及,约有数处,而写入通史著作中者仅陈振江在《新编中国通史》第三册中有数言提及。提及较多以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为代表,足有八处之多。但同时我们又发现,各著作中对道光的论述大多停留在不作评论的基础上。这种处理方式很容易让人认为道光与鸦片战争的关系不是很明显的,他不用承担因为战败而带来的责任谴责。
  历史著作中的道光帝与生活中的现实中的道光帝到底有何不同,因往事已作古,今人难知其全。著作中所透露出来的道光或虚实飘渺,或业已成奸,但在今人看来,著作中的矮化与强化都已成为过去,留给近代通史著作们的只是著述过程中的取舍,这种取舍由此奠定了道光与鸦片和鸦片战争的关系。但是这种影响较之林则徐、琦善来说差异很大,道光没有承担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
  (二)林则徐
  与道光的待遇不一样的是他的臣子,南下广东禁烟的林则徐。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因主张严禁鸦片,并施行禁政而名垂青史。各史之中对其叙述颇多,褒奖由此而变成了神话,以至于完美无缺。“林则徐实在是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不胜的。他所用的方法是中国的古法。”而这个林则徐正好创造了他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民众民族把他神化了,成了民族英雄。“真正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但是“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6]这个林则徐在思想史领域影响很大,但是对当时来说并无作用。
  林则徐并非尽善尽美,尽管史著中对其一再称颂,已成圣人。“林则徐在道光时代的大吏当中,是一个实心任事超出流辈的卓卓者。他那恳切至诚的精神,我们至今还是应该敬仰佩服的。但他对外的思想知识,为时代所拘,因之所采用的手段方法,也不能不错误,我们不能为他讳饰”。[25]完整的林则徐在世人的印象里理应如此,但今人所知道的林则徐已然变样。范文澜先生认为“林则徐是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坚决抵抗外国侵略。……事实上也是林则徐在军事上不败于英军,而在政治上败于道光帝的荒谬指导和投降派的阴谋破坏。”[9]事实上,林则徐的神话正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关。后来的林则徐俨然成了传奇,与他有关的论述一概经过了美化,尤其是他所领导的禁烟运动长期以来被视为轰轰烈烈,所作所为更是没有瑕疵。林则徐成了民族英雄,历史因此而记住了他,但是他却不知道历史对他的褒扬。因鸦片而名垂青史,扬名立万,林则徐是第一人。历史造就了真实的林则徐。但是这个林则徐已经不是真正的林则徐了,他在近代史上的教化作用比真实的林则徐更为明显。
  (三)琦善
  琦善的形象可能是最糟糕的,在当时他所遭到惩罚较之林则徐更甚,革职、抄家。从钦差大臣一落千丈,这种待遇在历史叙述中亦然。只是常常被否认,丑化,乃至世人知道的都是他的卖国投降。蒋廷黻为他辩护,茅海建先生为他辩护,但是认识已成定式,很难纠正。林则徐的失败归他,因此严禁鸦片、主剿的人恨他;道光帝恨他,因为他主扶而误国,有损天朝的尊严;历史丑化了他,因为此后的中国不需要他这种人,中国需要的是强者,不言败的人。由此,琦善成了反面的上好教材。“直隶总督琦善在白河口象接到客人一样地接待了英国兵船。懿律和义律把英国外相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的照会交给琦善,由他送呈皇帝”。“林则徐被罢免后,在白河口‘扶夷’有功的琦善接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和英国人义律谈判(懿律已经因病回国)。琦善完全不作任何作战准备,只想在谈判中用中国延宕的办法来使对方降低他们的要求。……水师提督关天培统率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使敌人遭到较多的伤亡。但是琦善立即求和,按照义律的要求擅自订立《穿鼻条约》,答应割让香港、赔偿烟款六百万元等。英军随即占领了香港”。[11]胡绳的这一系列论述很能反映“史”化的琦善。而结果造成这一系列后果的则是忠奸模式作怪。茅海建先生认为“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4]这种模式直接为道光帝开脱了罪责。
  鸦片战争中的关键人物在今天看来是很多。不仅有中国人,还外国人。近代史著作中常常忽视对外国人的叙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中国近代史既然是中外交往的见证,那么今后的历史研究者在著史的时候可以中外人物并重。关键人物自然是关键,著史者使之历史化,目的在于昭明当世,然而当世已过,史也有重写重建的必要。由此看来,鸦片所造成的影响实不止一场战争所能够形容。鸦片对鸦片战争中关键人物的影响在近代史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鸦片战争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战争本身。对道光帝、林则徐、琦善来说,他们在历史的地位以及今人对他们的评价通过鸦片和鸦片战争反映出来,鸦片和鸦片战争直接影响了他们在近代史上的名声。
结语
  作为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上的鸦片,它的作用在于诱发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转型,并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以来国人对它的认识,即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就历史研究来说,当时人们对鸦片及鸦片战争的认识和后人对鸦片及鸦片战争的认识肯定存在差异。研究者从启迪民智出发,希望通过历史研究来鼓励人们奋起反抗侵略,使中华民族得以复兴。值得深思的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不是往日的中国,它的国际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使得近代以来国人对近代史的认识存在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研究者的民族情感,必要的误解历史,掩饰历史事实成为必然。鸦片毕竟只是鸦片,它之所以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中国内在的问题积重难返,加上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飞跃发展使得它们需要更多的原料以及更广阔的市场。鸦片只是一种工具,但是它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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