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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啼处,血染胭脂雨——话说云间词派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19 次 我要收藏

  在明代末年令人窒息的奄党专制下,兼具精神解脱与放纵的双重含意义,悄然流行;在江山易代的血雨腥风中,并涵家国之痛与民族之恨,脱胎换骨;在民族压迫与文字狱四起之际,包蕴着痛苦与传承,苦苦挣扎……兴起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至清代康熙中叶,便成绝响的“云间词派”,在艰难地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后,便悄然消散,可是它的精髓却实际上却引领了清词的中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追溯历史,云间词派出现的原因是多元的。
  东海之滨的古老的华亭,河港纵横,九峰蜿蜒,却又一马平川。鹿奔鹤鸣,俨然世外桃园。所以,直到东晋南渡之前,在中原地区人们眼中,这里还只仿佛是一片隐藏在云间的神秘之地。可是,陆机、陆云的出现,却高屋建瓴,构筑起高山仰止的云间文学艺术奇峰,从而使松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举足轻重的份量,同时也使这方水土上的文人自信倍增,从而使人材辈出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北宋南渡,元末的战乱,更不断地把文人墨客,推到这方净土,他们的到来,同时也带来新鲜的血液。如赵孟頫、杨铁崖、元维桢、陶宗仪……又为云间文学艺术构筑起新的文学平台,为新一代巨人的出现作了新的铺垫。在曲子词的创作方面,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一段话更值得注意:“吾乡柯敬仲先生,际遇文宗,起家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以避言路居吴下。时虞邵庵先生在馆阁,赋《风入松》词寄之。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换句话说,受到虞集等人的影响,在明代初年,词仍在生活于松江地域的文人中流传,这无疑为云间词派日后的崛起,作好了最初的准备。
  另外,到了明代中叶之后,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云间画派、云间书派崛起,标志着松江文化又一高峰期的到来。云间诗派初露端倪,又自然成了云间词派诞生的产婆。

  放眼明代,云间词派的酝酿与出现,又有着一种必然。
  明代的集权,加上宦官专政,特别是到了中叶之后,特务横行达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于是人们更需要寻求解脱。从文坛看,曾经风行一时的文学复古已走进死胡同,于是物极必反,新、真、自然、趣味,成为文学的新追求。历史上长期处于潜隐状态的表现个人性情的闲适文学,自然地显现兴起,并流行起来。于是在意生命自性的存在。他们以种种放逸的举动来体现这一存在:书画琴棋,笙箫弦管,挟妓冶游,放浪山水,更以文墨著作留名身后,来证实此种存在的痕迹与价值,从而肆无忌惮地表现对生命本体的张扬与放纵。
  加上明中叶以来,王阳明哲学思想盛行,非名教,反传统,弘扬主体,表现自我,肯定个人价值,追求平等自由,这种“异端”思想,成为晚明小品创作的精神武器。李贽更是把个性解放的精神带进文学创作领域。他的“童心说”影响了更多的当时的文人墨客。袁宏道的“性灵说”,更将文学创作引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境界,文学的精神、形式都为之一振,获得了解放。“真”字灵魂的小品,由此迅速发展。受其影响,整个文坛上创作求真求实成为一种时尚。而社会生活的病态开放,更为文人墨客提供了更多渲泄的可能。
  而当时文坛,盛行拟古,“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缺少创造。至于原本以抒情意为旨的词,也因此萎靡不振。加上元曲的兴起,南北曲可以联起若干支小令组成套数,写成戏曲剧本,演绎故事。无论抒情纪事、状物写景,更有了自由发挥的余地。相比之下,词的篇幅较小,施展不开拳脚,文人填写曲子倒更习惯成了自然,即使偶尔填词,也无形中会露出曲的特征。于是,一时之间,以曲为词,不守词律、随意填词、词曲不分,成为元、明间文人的通病。不过,也是物极必反。到了明代中叶之后,如何摆脱这种通病,让词重新闪烁出迷人的光彩,成为有抱负的文人的一种追求。
  在这一背景下,地域的富庶,伴随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新的惊天动地腾飞的松江,也因纺织业以“衣被天下”的气势,跃成为全国经济重镇。经济的腾飞与繁荣、必然促进文化的发展。作为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文化与经济结合下涌现的江南私家园林,也促进了文化的多无化发展。他们在这里交游唱和,互相标榜,曲径通幽的亭台之间,词所特有的那种“小红唱歌我吹箫”式的赏心悦目,最适宜良朋好友聚会酬唱。于是最能用来浅斟低唱的词,取代了多年来流行于市井构栏演出的曲,重新成为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的新宠。
  于是,人文荟萃的松江,积聚着一种力量,在词坛涌动……

  说到云间词,有两位人物必须注意。他们就是陈继儒和施绍莘。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位全国有名的隐士,隐居在松江北部郊区的佘山,他们依山傍水,构筑起自家的园林,呼朋唤友。一时之间,访者如云。他们与来访者之间的诗词唱和,无疑为云间词派的形成推波助澜。
  对于陈继儒,尺牍、游记、清言等小品,最能体现他的文学成就与个性特征,但诗、词、曲、赋,却构成他生活的写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词。赵尊岳的《明词汇刊.陈眉公诗余》中,他的词竟有五十首之多。沈雄《柳塘词话》更评价说:其小词潇洒,不作艳语。
  陈继儒的一首《浣溪沙.初夏夜饮归》就是这样写的:
  桐树花香月半明,棹歌归去蟪蛄鸣。曲曲柳湾茅屋矮,挂鱼罾。
  笑指吾庐何处是?一池荷叶小桥横。灯火纸窗修竹里,读书声。
  从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约略察觉到,陈继儒的词注重真实地再现生活,看重情感的真实流露的一个侧面。也正因为此,对于李煜其人其词,陈继儒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天何不使后主现文士身,而必委以天子,位不配才,殊为恨恨。”
  至于施绍莘,人称他“工词曲,一时无出其右者”。他在余山也建园林、丝竹,每当春秋佳日,与名士隐流遨游于九峰、三泖间,经常唱他自己创作的词曲。他字子野,与北宋代大词人张先(字子野)倒不谋而合。张先有“张三影”的誉称,而施绍莘,不仅把自己书斋命名为“三影亭”,还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花影集》,由此可见对于坛先辈的情有独钟。其中“花影”,显然与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有关。另外,他和陈继儒一样痴心爱花,至于说,这“花”与出现于晚唐的那一最早的词集《花间集》,是不是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部词集对他,对后来出现的云间词派无疑影响重大。
  施绍莘的词多真情流露,如《谒金门》“春欲去”便有“无计可留春住,只有断肠诗句。万种消魂多寄与,斜阳天外树”这样句子,寄寓着作者对身世际遇与社会政治的感叹与悲伤。
  正是由于陈、施两位山林隐逸的推崇与实践,凭籍他们在社会上的威望与影响,词便引起更多文人的青睐。并直接对陈子龙等一批后起的俊秀产生巨大影响,对于云间词派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启导作用。

  以地域命名的词学派别,云间词派明显打上地域色彩。它的作者群,以松江人或者是生活在松江,在松江进行创作者为主。云间派的代表人物有陈子龙、李雯、宋征舆,柳如是理所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另外,夏完淳、蒋平阶虽然是晚一辈,但作为云间词派的后劲,功不可没。而纵观云间词派的发生、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三子诗余》之类的唱和,是第一阶段;北京沦陷前后,到南明灭亡,直至陈子龙、夏完淳的就义,则是云间词派发展的第二阶段;至于进入清代以后,直到自然消亡,则是这个词派的第三时期。
  早期云间词派,主要产生于崇祯年的前期。以陈子龙为首,包括李雯、宋征舆在内的“云间三子”、“云间六子”等一批酒朋诗侣,他们在功名进取之余,切磋酬唱,所以此间的词,更多流露的是才子佳人的风流蕴藉。虽然社会政治的重重阴影,曾使他们感到抑郁不平,可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加上狭小的生活圈,和受其“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的词观制约,他此间的词风师承唐五代的《花间词》,大抵以委婉细腻的小令,抒写闺情、闺怨之类的缠绵情思。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感情上极其注重一个真字。
  比如《少年游.春情》:
  满庭清露侵花明,携手月中行。玉枕寒深,冰消香浅,无计与多情。
  奈他先滴离时泪,禁得梦难成。半晌欢娱,几分憔悴,重叠到三更。
  作品摘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真实细腻地再现一位有感于“玉枕寒深”、有“梦难成”的孤思独眠者,对“清露侵花”之夜携手言别往事的回忆。今日玉枕三更的辗转反侧、当年携手挥泪时的缱绻缠绵,一切写得异常生动。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这首词作于崇祯十年。它所描写的是两年之前,诗人与柳如是之间依依惜别时的往事。显然,表现生活、真实地再现诗人一己之真情,是这首词的基调。
  也就是在那一阶段,与陈子龙同居松江南园的柳如是,也写下大量的诗词,这些作品后来收入陈子龙为之写序的《戊寅草》(又名《鸳鸯楼词》),其中的词达三十一首之多,词风同样是“从瑶台金屋中阅历得来”,情真意切,充分体现了云间派的精髓。
  作为明代诗坛的殿军,陈子龙高尚的品格和精深的文学造诣,崇拜他的“追星一族”遍及江南,所以当他与李雯及宋氏兄弟开创云间词派以后,不仅松江府各县群起响应,形成“近人诗余,云间独盛”(彭孙遹《金粟词话》)的词坛景观,这种“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的风格,还广泛地波及并影响到江苏、浙江词坛,乃至更行更远……

  北京沦陷前后,经历了南明灭亡,直至陈子龙、夏完淳的就义,是云间词派的第二阶段。
  其实,就陈子龙而言,崇祯十年出仕之后,诗人曾眼睁睁地看到这个业已被蛀空的王朝的即将倾塌。现实生活的血雨腥风更把诗人从诗酒唱和的小圈子中拉了出来,尤其是当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明王朝,主持编纂了一部举世瞩目的文稿——《明经世文编》经世,他们希望通过文编的形式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为当局提供“救时之用”的经世之道,以达到挽救时局的目的。政治上的入世,旁敲侧击,却也因此把云间派词人的词观从狭隘中解放了出来,此间的云间词,创作中少了些许脂气粉香,多了几分寄兴与悲凉。
  尤其到了江山易代,当鲜血淋漓的现实让他痛苦欲绝,云间词风为之一变。从此,“以当奕博”式的遣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沉郁顿挫,并充满比兴寄托的透骨悲凉,一扫陈子龙前期词的香艳婉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复杂多变的倾向。在这些作品中,既有托诸闺怨的感兴寄托之作;也有直接披露郁积心头思绪的沉郁顿挫之篇;同时也不乏以词为刺,表现诗人对现状、对小人的批判;此外还出现了以香草美人的骚笔,借助典故铺张对爱国者的歌颂。比如《山花子.春恨》: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
  在“蝶化”、“衣尽”,“虫衔”、“楼空”的感触联想之下,分明流露了诗人面对危亡局势的忧心忡忡与怨忿。又如《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
  不难看出,作者借好景不常的自然现象表达出国家败亡之后内心的悲痛。至于他的绝笔词,更是直抒胸臆,凄怆动人。细读这类作品,虽然风格不一,主题各异,可是忧国忧民之下的痛苦不安,有些作品中,甚至隐约可见当年南宋遗民词风格。随着形势每况愈下,诗人从沉郁渐渐变得慷慨,变得激昂,在有些作品中甚至出现了直抒胸臆,一扫前期词的精雕细琢。在这一阶段中,云间词派年轻一辈的夏完淳,同样呈现出一种出奇的成熟,他的词也在沉郁顿挫与比兴寄托中,体现了云间词风格的巨变。
  正是这种风格,开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先声。常州词派词论,从“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出发,把词与诗放在同样地位,赋予词以“风”、“刺”功能。而在云间词派陈子龙、夏完淳的这一阶段的作品当中,词的这种功能,其实已进入完美的境界。

  历史没有为云间派留下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云间词派高潮的突发与世事变迁的急转直下,让后世人目不暇接。
  陈子龙、夏完淳的殉难;李雯离奇之死;宋征舆出仕新朝。使曾经盛极一时的云间派,突然转入了无生气的第三阶段。
  后期云间派的发展,是在陈子龙的门生蒋平阶、沈亿年、周积贤等人中得到承传。他们三人合著词集《支机集》中,我们可以一睹他们的神情态度。从沈亿年撰写的《凡例》中所说的话来看:“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吾党持论,颇极谨严。五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观点继承了早期云间派的理论。从实际上看,他们的词观其实比早期云间派“尊晚唐、北宋”更加偏狭,大多数人甚至于“专意小令”,而且“屏去宋调”,独取五代,所以也根本看不到云间词派高潮时所呈现的感兴、寄托。在清朝建国初期的政治高压、残酷杀戮之下,云间一派最终衰落已成注定。
  当一切尘埃落定,康熙年间由张渊懿、田茂遇合编的《清平初选》(宣统年间,此书改名为《词坛妙品》重印),为后期云间派留下一部较为完整的结集,而在这些作品中,留给出后人的更多的只能是遗憾。
  与此相反,在与松江邻近地区的一些接受过云间词熏陶的词人中,云间词派的变革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比如吴伟业、王士稹,比如浙江的“西泠十子”,还有江苏的陈维崧。
  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中说:“昔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而十子中的毛先舒更曾说:“十子皆出卧子先生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白榆集.小传》)至于陈维崧,他早年拜师云间,所以深受陈子龙等人的影响,包括用小令写闺怨、闺情。后因国破家亡,后期作品也与陈子龙后期词如出一辙,借词抒发国破家亡的感伤,只是更加气势磅礴。
  总而言之,晚明出现的“云间词派”,在倡导雅正、回归晚唐北宋词的传统,对于纠正明词纤弱卑靡之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影响甚大,不可忽视。词的抒情功能得以重新重视,“云间词派”功不可没。但是,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时世的局限,“云间词派”只是奏响了词体复兴的序曲,而未能完成复兴重任。。此后,阳羡、浙西诸派先后崛起,陈维崧、朱彝尊、王士稹、纳兰性德等名家辈出,流派分呈、蔚为大观的中兴景象才最终得以出现。但在这流派分呈、蔚为大观的中兴景象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云间派的背影。
原刊上海古籍出版社《云间文博》第一卷第三册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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