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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南越兴亡的原因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01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南越的兴亡与西汉的强弱紧密相连。汉初,财力不足,内忧外患,内有诸侯王的威胁和叛乱,外有匈奴的进攻和掠夺,又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虚弱的西汉无力进攻南越,只好对其实行带有政治妥协性质的安抚羁糜政策,使南越获得了一个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汉武帝时,财富充足,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解除了匈奴的威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了思想。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明显增强,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完全具备了消灭南越的条件。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内乱,西汉乘机消灭了南越。
  关键词:南越;西汉;兴亡;强弱
  作者简介:徐国伟,男,汉族,郓城人,1975年生,菏泽师专历史系毕生,中学一级教师,任教九年,现就职于郓城县郭屯中学。

  秦末汉初的南越国(前203~前111年),又叫南越或南粤,在越南被称为赵朝或前赵朝。都城番禺(今广州)。疆域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北部。它是由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建立的,自赵佗共传五世九十三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被西汉灭亡。公元前196年和公元前179年,南越虽曾两次臣属于西汉,成为西汉的藩属国。但赵佗表面称臣,背后称帝,南越国实质上是与西汉并立的封建政权。

  秦汉之交,南越为何能够兴起并延续近百年呢?除与内部因素有关外,还与西汉前期的国情紧密相关。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赵佗抓住了历史机遇,具有雄才大略。秦二世时,陈胜、吴广领导了大泽乡起义,人民纷纷响应,中原大乱。此时,秦朝南海郡尉任嚣病且死,召其属下赵佗说:“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1]即让赵佗代理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赵佗闭三关(横浦关、阳山关、湟谿关,这是从北方通向岭南的重要关口),诛秦吏,安排自己的亲信党与。秦亡后,他又击并桂林、象郡,管辖整个岭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除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外,在近七十年的统治中,赵佗还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如“和辑百越”,重用越人,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提倡汉越两族通婚,正确地处理了汉越之间的民族关系。面对西汉的安抚羁糜政策和经济扼杀政策,时而俯首,时而进攻,机动灵活地处理了同西汉的外交关系。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第二,南越具备立国的条件。从南越的国情来看,它不同于汉朝所分封的其它诸侯国。首先,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北依五岭,南靠大海,政权远离中原,相对封闭而安全。其次,地形险峻,环境恶劣,易守难攻。史载,南越“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2]“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泻霍乱之病相随属也。”[3]“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4]“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蠧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5]再次,在秦末的混战中,赵佗没有出兵中原,与豪杰虎争天下。而是采取“绝道”、“闭关”和“自守”的策略,致力于发展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治理,南越政权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三,汉初,社会经济凋敝,财源不足,无力消灭南越。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和杀戮,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人口锐减,人民普遍厌战,农民大量流亡,不得耕作。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鈞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残破的经济形势,对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是一大严重威胁。因此,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稳定统治秩序,成为巩固政权的首要任务,消灭南越,既非当务之急,也为财力所限。
  第四,西汉前期,王国问题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安全,削弱了西汉的综合国力和对外进攻的力量。楚汉战争时,为打败项羽,刘邦曾分封韩信、彭越等人为王,这些异姓王手握重兵,地域广大,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汉初,刘邦逐步铲除了这些异姓王。同时,又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高祖时,诸王年幼,权力由王国的相、太傅执掌,其弊病尚未显露。刘邦去世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势力日益膨胀,拥有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6]“出入拟于天子”,“不听天子诏”,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7]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率领七国叛汉。这次叛乱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它足以暴露出王国问题的严重性。王国问题是关系到西汉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延续时间长,威胁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影响了团结和稳定,分散了最高统治者大量的精力,使其根本无法集中力量消灭南越。
  第五,为抗击匈奴,西汉把主要兵力调往北方,很难再抽调重兵进攻南越。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单于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南灭楼烦、白羊,重占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匈奴族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拥有骑兵30余万,虎视眈眈,随时南侵刚刚诞生的西汉王朝,严重威胁着西汉的安全。公元前200年,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南),七天七夜才勉强脱险。面对强悍的匈奴,虚弱的西汉被迫实行屈辱的和亲政策,但嫁女求和,收效甚微。文景时,匈奴仍不断南下,烧杀抢掠,几次甚至打到长安附近,长安城警报频传。在汉武帝以前的七八十年间,匈奴始终是西汉的最大敌人和致命威胁。这一严重局面,迫使西汉几乎把所有的国防军事力量调往北部边境,根本无力南顾。
  第六,汉初的政治指导思想是黄老学说,在其影响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一学说的特点是: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作为”越少,越能缓和社会矛盾;越“有为”,民就越“难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初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8]的政策,以适应恢复生产、稳定秩序的需要。汉初的窦太后和萧何、曹参等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当时百姓歌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9]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虽然为恢复社会生产、巩固统治秩序创造了条件,但它却限制了统治者的思想和作为,束缚了他们开疆拓土、消灭南越、统一南方的雄心和行动。

  秦末战争,中原大乱,为南越立国创造了机遇。西汉前期,虚弱贫困,内忧外患,无力灭南越,对南越实行带有政治妥协性质的安抚羁糜政策,为南越的生存和发展再一次创造了机遇。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西汉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和社会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南越却日渐衰微。消灭南越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
  第一,汉朝的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汉武帝时,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人口增加,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段精彩描写,“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这与汉初的经济形势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进攻南越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王国问题基本解决,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元朔二年(前127年),中大夫主父偃说上曰:“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10]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由嫡长子継承,其他诸子都在王国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11]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12]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又制定“左官律”和“附益法”,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虽存,但只“衣食租税”,不问封国政事,封土而不治民,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同时,汉武帝还打击地方豪强,限制相权,颁行新的选官制度,加强军队和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总之,削弱了分裂割据力量,增强了军事力量,增加了财政收入,提高了综合国力,为进攻南越准备了条件。
  第三,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汉武帝时,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掀起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共打了十几仗,其中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有三次。第三次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领10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此役,大败匈奴,使匈奴力量大大削弱,再也无力大举南下,“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3]。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彻底解除了匈奴对西汉八九十年的致命威胁,从此,西汉可以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倾国南下,再无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去攻打南越了。
  第四,西汉的政治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文景时,王国威胁中央,豪强兼并农民,匈奴不断侵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已不能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了。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向有为、由道家向儒家转变的趋势。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其核心是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15]的贤良。建元六年(前135年),田蚡为相,一律罢黜不治儒家五经的博士,延揽儒生数百人,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汉武帝彻底抛弃了汉初的“无为”思想,不断“有为”,内削王侯,外击匈奴,出使西域,平定西南夷,伺机消灭阳奉阴违的南越。这一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虽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它解放了思想,使统治者利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开始奋发有为。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为消灭南越、统一南方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五,南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导致政局动荡不安。赵佗死后,継位者平庸无能,根本无力对抗强盛的汉朝,对西汉的依附性越来越强。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令南越王赵兴和太后入朝,太后是邯郸人,入越前曾与汉使私通,所以,年轻的太后和年幼的赵兴愿意“内属”。但代表越人贵族势力的丞相吕嘉极力反对“内属”,史载:“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16]在太后和汉使的胁迫下,吕嘉起兵叛汉,杀赵兴、太后和汉使,立赵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乘机发兵,派路博德、杨仆分路进击,次年,破番禺,灭南越,将南越分设为九郡。从此,岭南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两族的融合。
  总之,南越的兴亡,是与西汉的强弱紧密相连的。成败兴衰各有因,分离聚合岂无凭。历史的奥秘就在于此。
注释:
[1][16]《史记.南越列传》
[2][3][4][5]《资治通鉴》卷第十七
[6]《汉书.诸侯王表》
[7]《史记.吴王濞列传》
[8]《汉书.艺文志》
[9]《汉书.萧何曹参传》
[10]《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1][15]《汉书.武帝纪》
[12]《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13]《汉书.匈奴传》
[14]《汉书.董仲舒传》
参考文献:
①《史记》,司马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②《汉书》,班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资治通鉴》,司马光,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④《中国史纲要》,翦伯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⑤《中国通史》,范文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中国古代史》,朱绍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中国古代史》,徐高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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