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转播到腾讯微博

你的位置:首页 > 国学

从《晋书》看唐代的《世说新语》接受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17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本文从接受史角度入手,在取舍与剪裁、统整与编排、订补与训释、赞润与篡改等四个方面,详细梳理《晋书》对《世说》的采撰实况,认为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一般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其采撰行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恰好说明《世说》在唐代业已成为一部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通俗经典。
  关键词:《世说新语》;《晋书》;唐代;接受
  作者简介:刘强(1970-),男,河南正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研究,现为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
  《世说新语》(下称《世说》)在隋唐时期的接受情况,要比南朝明朗得多。
  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目录学著作的著录;(二)《大唐新语》的模拟;(三)文人诗文的征引;(四)史家刘知几的评论;(五)官修《晋书》的大量采撰。这一时期,传统的小说文体概念已经形成,但总的来说,唐代对《世说》的接受仍在史学的笼罩之下。所以,在对其传播接受的历史进行深入考察后,我们将唐代归入《世说》接受的“史学期”。[1]关于这一点,更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唐太宗御敕修撰的《晋书》。《晋书》对《世说》的大量采撰,以及后人对《晋书》得失的褒贬,无形中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借以观照唐人接受《世说》情形的生动坐标:一方面,采撰本身揭示了史臣们对《世说》历史价值的确认,另一方面,采撰行为遭致的讥评又暴露了在史学目光的逼视下,《世说》那藏掖不住的文学性和小说品质。
一、《晋书》的修撰及其当代评价
  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晋书》之编撰,盖因前后十八家《晋史》未能尽善,故御敕史官更加纂撰,以成新书。从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颁布修史诏令起,至贞观二十二年(648)书成奏上,《晋书》的修撰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可谓“速成”。其成书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2]。这除了说明唐修《晋书》的确是一部后出转精的集大成史著外,至少还暗示了一点——它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可读性。这可读性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当与编撰者身份才具有关。刘知几《史通.论赞篇》云:“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话虽含贬意,但其主要编撰者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上官仪等人皆为当时著名文士,娴于辞赋文章,其修史风格比一般史臣更注重文学性,却是不争的事实。“远弃史、班,近宗徐、庾”,也许是刘知几的一面之词,但“加粉黛”、“服绮纨”的活儿,令狐德棻们恐怕也没少做。
  其次,《晋书》的取材十分宏富,前代的各种晋史几乎网罗殆尽。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约略言之,盖有华峤《魏、晋》纪传、干宝《晋纪》、谢沈《晋书》、傅畅《晋诸公赞》、荀绰《晋后书》、束皙《晋书》、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虞预《晋书》等,宋以后则有徐广《晋纪》、沈约《晋史》、谢灵运《晋书》、王韶之、荀伯子《晋史》、张缅《晋钞》、臧荣绪《晋书》、刘彤注《晋纪》、萧子云《晋书》等。另据《唐书.艺文志》所载晋朝史书,尚有陆机《晋帝纪》、刘协注《晋纪》、刘谦《晋纪》、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檀道鸾《晋春秋》、萧景畅《晋史草》、郭季产《晋续纪》、《晋录》之类,将近三十种。诚如赵翼所言,这些书“当唐初修史时尚俱在,必皆兼综互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3]这些书虽有“正典”的身份,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撰述风格十分多样,它们所提供的千姿百态的历史图景,自然会使唐修《晋书》锦上添花,后来居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晋书》对魏晋时期小说、杂传的大量采用。这在当代就引起极大的争议。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中指出:“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刘知几作为一代史家,不可谓无识,但过于强烈的本位意识却使他对《世说》之类的“小说家言”抱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偏见。[4]在《史通.杂说篇》里,他又对《世说》特加诋诟:“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之类。”又说:“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劣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如此评价,几近于谩骂。因为不齿于“短部小书”,就将与之“有染”的《晋书》也一并骂倒,我们自然不能指望从中获得什么真知灼见;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刘知几的“酷评”在旗帜鲜明地检讨了正史修撰的方法论问题(确切说就是正史能否采小说、偏记入书)的同时,还第一个揭橥了唐修《晋书》与《世说》的亲密关系。我们认为,唐修《晋书》之所以成为一部还算好看的史书,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这种“亲密关系”。而这种显然被夸大了的关系,其实是大有深意在焉的。
二、唐修《晋书》采录《世说》之因与果
  然则,唐修《晋书》缘何会对《世说》情有独钟?目前,学者一般认为原因有三:首先,是《晋书》编撰者多为当代文人学士,注重文、史并茂,雅信兼得,而《世说》所记,文笔可观,故成为取材的上佳之选。其次,唐修《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而后者就曾选取了不少《世说》中的记载,转相引据,自然而然。[5]第三,《世说》本身的特点(如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辞,丰富的史料等)也使它有资格成为编修《晋书》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6]这样的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此外,在唐时刘孝标的《世说》注本最为盛行,刘注的详赡进一步增强了《世说》的史料价值,这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尽管有以上这些足够充分的理由,在小说附庸于史传的时代,《晋书》编者对《世说》的青睐还是难辞其咎。对《晋书》的批评自刘知几开始,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五代时所修的《旧唐书.房玄龄传》就说:唐修《晋书》,“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显然受了刘知几的影响。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亦云:“刘知几《史通》:‘《晋史》所采多小书,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是也。曹(嘉之)、干(宝)两《纪》,孙(盛)、檀(道鸾)二《阳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又云:‘唐修《晋书》,作者皆词人,远弃史、班,近亲徐、庾。’晁子止亦谓:《晋史》丛冗最甚。”也是陈陈相因。直到清代,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正统言论仍对《晋书》持否定态度:“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其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后人纷纷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故历代存之不废矣。”这段话几乎成为对《晋书》的盖棺论定。
  不过,偏见之流行,并不等于思想者真的都给自己放假休息。早在宋代,刘知几史学思想的权威性,就受到另一位史学大家的挑战。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中非常辨证地指出:“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小说未必皆无凭。”与理论家的刘知几不同,司马光是个成功的实践家。在《资治通鉴》所参考依据的各种典籍中,小说、杂记就占有相当的比重。他的这句话当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非不切实际的空论。南宋人叶适在全面论述《晋书》的得失后,也承认,其所“得”占七、八成,其所“失”则不过二、三成。[7]赵翼也说:“论《晋书》者,谓当时修史诸人皆文咏之士,好采诡辩碎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所短也。然当时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晋》、《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8]这评价就渐渐趋于持平和公允。到了近代,在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历史书写的认识更为客观和科学,《晋书》的命运随之大为改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9]这既是为《晋书》鸣不平,又何尝不是为《世说》等“稗官小说”讨尊严?这里,我们看到,褒贬毁誉,都习惯性的将《晋书》与《世说》并论,几乎给人一种“成也《世说》,败也《世说》”的感叹了!
  至于今天,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现在晋史算是一部好的正史”,[10]“虽不及史汉三国诸书,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尤当较胜一筹,其搜讨之博,包罗之富,诚汉以后一伟大著作也”。[11]唐修《晋书》采录《世说》,不仅“绝非修史之弊,相反,却是人们对以往史书选材狭窄这一弊病的克服。”[12]它体现了史臣们博采众长的宽容的文化胸襟,在客观上还增强了史书的生动性。这一文化史上毁誉参半、聚讼纷纭的接受现象,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三、《晋书》对《世说》的取舍、采撰和篡改
  关于《晋书》采录《世说》之概况,今人高淑清、张亚军都曾做过统计,其中高氏的统计结果如下:“《晋书》共设十四个类传,其中十个类传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条目。合而计之,列传共采入130人,307条。采用《世说新语》的人数约占《晋书》列传所立人物的17%。而且不只是一个人采用1条,有的传,一个人多至10余条。如《王戎传》采用12条,《顾恺之传》采用11条等。除列传外《晋书》的帝纪部分又采入3人,5条。列传与帝纪共采入133人,312条。而今本《世说新语》所收共1130条本文,唐修《晋书》引用的312条约占《世说新语》条目的28%。”[13]这一统计数据大体是可信的。数据表明,《晋书》采撰《世说》的程度的确惊人,但若要借此了解《世说》在初唐时期的接受情况,还必须对以下四个方面详加考察。
  (一)取舍与剪裁
  从上举数据可以看出,唐修《晋书》尽管取资《世说》甚多,但绝非像《四库总目提要》所说,达到了“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的程度。事实上,《世说》与《晋书》共同涉及之人物,其言行逸事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被《晋书》列传及载记割舍了,而像支遁、许询那样在《世说》中鼎鼎大名的人物,《晋书》竟然没有为其立传。[14]这说明,《晋书》对《世说》的记载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取舍有度。而其遴选取舍也遵循着一定的原则,借此可以一窥其总体的编撰倾向。
  首先,是重视重大历史事件中人物的表现。如简文帝本是一位雅好清谈的风流皇帝,留下许多清谈及品题人物的名言佳对,如“登峰造极”、“会心处不必在远”、“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以简应对之繁”等,但《晋书.简文帝纪》一概剔除,而只将发生在简文身上的与国事大局有关的记载——如《政事》篇“初,荧惑入太微”条等——采之入书。其次,是特别偏爱能够表现人物性情风貌的记载(如《识鉴》《赏誉》《容止》等篇),而对与人物身份相去较远的逸事忽略不计,有时还为尊者、贤者讳。如《温峤传》只选取其临危受命、“建匡立之功”(《世说.言语》35)等轶事,而著名的“温公娶妇”以及“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品藻》)的记载,则付之阙如。又如《周顗传》为了表现周顗“处腴能约”、“高才雅道”、“抗言无挠,甘赴鼎而全操”(见传后“史臣曰”)的忠臣形象,就把他“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的所谓“千里一曲”(《任诞》)的粗放行为一笔勾销。至于像“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尤悔》)的尴尬事,当然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第三,对于过分夸张或不甚可信的记载,加以适当剪裁。如《世说.德行》第14“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条及刘注,《晋书.王祥传》大部分予以采用,惟独不载后母夜半杀祥,“值祥私起,空斫得被”的恐怖情节。此外,剪裁的手段有时也服务于将小说叙事转变为历史叙事的目的。如《世说.尤悔》第7条: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而《晋书》将其系诸《宣帝纪》,在交代司马懿的一生行事后,于最后一段节引此条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世说》中本无关于司马懿的正面记载,《晋书》挪用《世说》此条则成了对司马懿的侧面描写,在对司马懿本传收束的同时,又通过其子孙之口对司马懿作了形象的历史评价,这样的编排的确颇具匠心。而且,由于历史时间(“明帝时”)和叙事方式(倒叙)的确定,这段在《世说》中以“点”的形式被接受的故事,就被置于一种时间的“线”性流程中,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至于温峤其人,因为与主旨无关,干脆被“腰斩”了。此外,针对传闻异辞,《晋书》又会采用拼接之法,如《方正》第36、38两条,都提到孔群指斥匡术“鹰化为鸠,尤憎其眼”,实际上属于一事而传闻异辞。《晋书》不悟《世说》传疑之意,乃合两事为一,穿凿附会而偏离史实。故余嘉锡说:“盖《晋书》好采小说,不欲有所取舍,故为此弥缝之术也。”[15]真是一语中的。
  当然,《晋书》采录《世说》也存在不少错误。《世说.自新》“周处斩蛟”事,本属不经之谈,而《晋书.周处传》竟引之入书。不过,这样的错误在《晋书》中,毕竟还是极个别的现象。
  (二)统整与编排由于《世说》分门隶事,同一人物的不同性质的言行被分散在不同的篇目里,因此,在进行史学还原时就必须以人物为中心重新归类。《晋书》正是将这些分散的材料统整起来才完成一篇篇列传的。对于那些确定要用的材料,则必须加以分析、研究,弄清其发生的时序,然后统整、糅合,使分散的零件熔铸为一个前后相续、因果相仍的一个序列或整体。如《晋书.周顗传》:
  顗性宽裕而友爱过人,弟嵩尝因酒瞋目谓顗说:“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燃蜡烛投之。顗神色无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世说.雅量》21)王导甚重之,尝枕顗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辈数百人。”(《排调》18)导亦不以为忤。又于导坐傲然啸咏,导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言语》40)
这里连用三则《世说》条目而不觉生硬,就是用了“顗性宽裕而友爱过人”、“王导甚重之”等语句巧妙粘连的结果。统整一般采取“总-分-总”的叙述结构,或总而后分,或分而后总,分述时以“尝”“曾”“又”等词勾连,总结时则多采用“性……而……”或“其……如此”句式,如“其矫情镇物如此”(《谢安传》)、“其轻易权贵如此”(《陆玩传》)等等,使《世说》打乱时序和因果联系的“丛残小语”重新回到史传叙事的时间流程之中。
  《晋书》的编者们还注意到《世说》叙事宾主穿插、前后互见的特点,在修史时有意识的加以甄别、排比,将关于两个人物的同一记载,编排在最合适的传记中。如《雅量》篇所载“东床坦腹”的故事,正面描写郗鉴,侧面描写王羲之,但其“主人公”却是王羲之,故史臣将其放在《王羲之传》里。《识鉴》篇载褚裒于众人中识别孟嘉的故事,本是激赏褚裒之“默识”,《晋书》将之归入《孟嘉传》,以烘托孟嘉的才超众流。似此巧妙安排均可见编者之匠心。
  (三)订补与训释
  《世说》记载逸闻琐语,每每忽略背景,断章取义,《晋书》则稍加考辨,取其详审。如《赏誉》第54条: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
此条当转引自《郭子》,末有“并一见我而服也”。乍一看,读者会以为这句话是王导对刁、戴、卞三人的赞美,其实不然。刘孝标注引比《郭子》更早的《语林》,就将事情真相表露无疑:
  孔坦为侍中,密启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王导妻)。丞相闻之曰:“王茂弘驽痾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当敢尔不?”
原来,这话本是王导的愤激之词,同时也暗含了对那三人的不满,联系三人与王氏家族的关系,这样的记载还是符合史实的。《晋书》将此事置诸《卞壼传》,并采用了《语林》的说法,且加了一句铺垫:“时王导以勳德辅政,成帝每幸其宅,尝拜导妇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导闻之曰:……”这样就把这句话的背景交代清楚了。另如《文学》篇“三语掾”的故事,《世说》记载是阮宣子(修)与王夷甫(衍)问答之词,而《晋书.阮瞻传》则以此事属之阮瞻与王戎。查《御览》二百九《太尉掾》门及三百九《言语》门引《卫玠别传》所载此事,均作阮千里(即阮瞻),程炎震以为“则是瞻,非修也”。[16]可见,史臣们为了考信求实,的确是下了大功夫的。
  除了订补,还有训释。《世说.赏誉》:“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后一句解释有人怀疑是“读者评语搀入正文”。[17]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今本《世说》几经宋人删削,不复其旧,而“唐写本残卷”所见数条,绝无此类看似作者“旁白”或“解释”的语句。“裁中”云云似不合《世说》撰例。但无论如何,至少表明,“皮里阳秋”一语,在《世说》的编撰或流传过程中,属于存在“理解障碍”的词语,需要加以疏通解释。《晋书.褚裒传》则作:
  裒少有简贵之风,……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
这里的“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正是对“皮里阳秋”一语的解释。[18]此外,《世说》有些文句因为出自口语,断句颇难。如《方正》“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条,当王坦之告诉其父王述(蓝田)桓温要为子求婚之后,“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此句句读,直到明代尚众说纷纭,[19]实则这一问题《晋书》早已解决。《王述传》作:“汝竟痴耶?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非常准确的传达了本文的意思,也更为符合王蓝田狷急抗直的性格。这些对《世说》本文的训释,或出于会心,或凭借考证,使文本背后的意思和语境更为清晰了。
  (四)赞润与篡改
  唐修《晋书》对《世说》的采用,事实上也属于“二度创作”,很多地方都做了细小的改动。或改动文字,添枝加叶。如《识鉴》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晋书.张翰传》则改作“菰菜、蓴羹、鲈鱼脍”,似乎更符合生活常识。[20]
  或改动人事,反正为误。如《世说.德行》载:“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晋书.王戎传》竟改裴令(即裴楷)为其女婿裴頠;《识鉴》“王恭随父(王蕴)在会稽,王大(忱)自都来拜墓,恭暂往墓下看之”条,《晋书》以王大为王悦,张冠李戴,导致错误。当然,也有看似对《世说》所记人事有改动,而实际上是《晋书》别有所本的情况,如《文学》篇记:“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博亮(疑当为傅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晋书.殷仲文传》作谢灵运语,且解释说“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而据《文选集注》六十二江文通拟殷东阳《兴瞩诗》注,此条记载乃引自沈约《俗说》。这样的改动究竟是对是错,我们就难以判断了。
  或一事两系,节外生枝。如“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条,写温峤既诣王丞相,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言语》)《晋书.温峤传》节引此条用之,而《王导传》又以此事属桓彝。再如《世说.赏誉》第15条: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此条记载分别被《晋书.和峤传》和《庾敳传》收录,一为庾敳题目和峤,一为庾敳赏誉温峤。姚范《援鹑堂笔记》三十三对此事详加考证后说:“《晋书.敳传》作温峤,自不误。其《和峤传》乃又采《世说》妄入之,斯为误耳。”余嘉锡氏按语亦云:“今本《晋书》杂采诸家,失于契勘耳。”[21]凡此种种,都说明由于《晋书》乃属集体撰修,作者学识层次不同,材料来源纷繁,其个中情节十分复杂,所以所谓《晋书》对《世说》的接受只是一个宽泛的说法。
  但这些细枝末节比起那种带有重大政治原因、不得已而为之的改修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由于《晋书》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直接授意下撰修的,事实上带有“政治任务”的色彩,唐太宗甚至还亲自为一些纪、传撰写评论,在《晋书》中往往以“制曰”出之,故唐修《晋书》又有“御撰”一说。[22]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史,史臣们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和评价,不可能不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影响。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唐修《晋书》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圣意强烈笼罩下改修的。比如《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这一记载,是将《世说新语.汰侈篇》收录的“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观。”改修入《晋书》的。“《世说》编者本意是对少年王羲之行动的胆大、无礼的性格稍稍加以批评,因此才把它收在带有贬意的《汰侈篇》中;而《晋书》编者却有意识地把逸事改成称扬王羲之,这不仅是单纯的字句表现上的改修,而是关系到人品的重大修正。”[23]因为李世民对王羲之特别偏爱,认为其书法“尽善尽美”,古今独步;一代“书圣”就此产生。《世说.容止》“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条,本是对王之风度的品藻之语,而在《晋书》里,则变成“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些“改修”,当是王羲之书品地位因皇帝的推崇而空前提高的产物。
  此外,《晋书》对《世说》的接受还表现在,《世说》的一些分类及品题用语如“容止”、“简傲”、“识鉴”、“雅量”、“自新”、“豪爽”等被《晋书》大量沿用,可见,这些词语在唐代已经成为全面展现魏晋风度的基本元素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晋书》的编撰者采用《世说》,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态度上与对其它史料并无不同。而且,《晋书》对《世说》的采用还很保守,同一事件如果同时见诸《世说》及其它文献,《晋书》未必独重《世说》。[24]诚如余嘉锡所言:“凡《世说》所载事,皆自有出处,《晋书》往往与之同出一源。后人读《晋书》,见其与《世说》同,遂谓采自《世说》,实不然也。”[25]从此一角度说,今天所统计的《晋书》采撰《世说》之数字实有夸大之嫌,某种程度上,《世说》并非源头性材料,而是扮演了一个“二传手”、“中转站”的角色。
  那么,何以《世说》被《晋书》采用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呢?窃以为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世说》在初唐时已流传甚广,为文化圈中人士所喜闻乐见,同时,《世说》的版本已经得到定型,且已作为一个整体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所以,对《世说》的任何一种文化加工(征引或采撰)极易被人敏感地发现和捕捉。这也是人们对《晋书》征引采撰的其它参考文献视而不见,惟独对《世说》过目不忘的首要原因。
  其二,由于《世说》具有高度精致的语言艺术,塑造了一批极富个性的人物,它的绝大多数条目都自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艺术品,一旦妄加改动割裂,势必会损伤其原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表达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所以对它们的改造很难做到“不留痕迹”,通常的情况是,只能做些字句的变换,而不能、更是不忍做大的改动。这样做的代价是,极易被按图索骥地找到“出处”,从而授人以柄。《晋书》对《世说》的这种“不忍割爱”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说》艺术价值的认同。
  第三,《晋书》吸取《世说》的语言艺术及人物塑造之法后,使史传叙事的文学色彩和写实效果都大大加强,这是它对传统史书撰写方式的一大突破,也是“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的主要原因。刘师培在论及汉魏六朝的“写实文学”时指出:“《晋书》《南、北史》喜记琐事,后人讥其近于小说,殊不尽然,试观《世说新语》所记当时之言语行动,方言与谐语并出,俱以传真为主,毫无文饰。《晋书》、《南、北史》多采自《世说》,俱非如后世史官之以意为之。至其词令之隽妙,乃自两晋清谈流为风气者也。”“唐以后之史书用虚写者甚多,非独不及《史记》《汉书》,且远逊于《晋书》《南、北史》。唐人所作之小说未尝不多,而《唐书》所以不及《晋书》、《南、北史》之采用《世说新语》者,则由文胜于质,不善写实而已。……今之谓中国文学不善写实者,责之唐宋以后固然,但不得据此以鄙薄隋唐以前之文学也。中国文学之敝,皆自唐宋以后始。”刘氏以写实与虚构泛论文史,以为既有写实之文学,亦有虚写之史书,史书而采写实之文学,不仅不为小过,甚至还有大功。如此见解,宏通高迈而又洞悉幽微。[26]只可惜,在以刘知几为代表的正统史家“诛心之论”阴影的笼罩之下,《晋书》的这种创新性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发扬光大,唐以后历代史书变得面目可憎也就在所难免了。
注释:
[1]参见刘强《“世说学”论纲》,载《学术月刊》2003年11期。
[2]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3]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条。
[4]如《史通.暗惑篇》中,刘知几评《容止篇》所记曹操“捉刀”事说:“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纛,矫号汉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已。如崔琰本无此急,何得以臣代君?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坐,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佥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虽复赂以金帛,结以姻亲,犹恐(兀虫)毒不悛,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余嘉锡于此加按语说:“此事近于儿戏,颇类委巷之言,不可尽信。然刘子玄之持论,亦复过当。考《后汉书.南匈奴传》:自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以后,南单于奉藩称臣,……。其君长且俯首受屠割,纵杀一使者,曾何足言?……子玄张大其词,慢持西京之已事,例之建安之朝,不亦傎乎?”语极有见。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606。
[5]按:臧荣绪所修《晋书》早已亡佚,今所见臧书是清人汤球的辑本(凡17卷,又补遗1卷,丛书集成本),而辑本中有不少采用《世说新语》的例子。刘知几要批评,也应该先从臧荣绪开刀。
[6]参见高淑清《晋书缘何采录世说新语》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6期。
[7]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晋书.总论》。
[8]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二”条。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
[11]廖吉郎《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台北中正书局1974年版。转引自朱大渭《晋书的评价与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参见高淑清《晋书取材世说新语之管见》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
[13]参见高淑清《晋书取材世说新语之管见》。另,张亚军的统计结果大致与高淑清相同,故不赘举。见《从捃拾世说新语谈晋书的文学色彩》,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7月。另有柳士镇也做过统计,计有400余条,占《世说》总条目的三分之一强。参见《〈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
[1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二十一册说:“《晋书》无许询、支遁等传。名言佳事,刊落甚多。盖以鸠摩罗什、佛图澄皆有道术,故入之《艺术传》。遁既缁流,而以风尚著称,无类可归,遂从阙略。然不列询于《隐逸》,又何说乎?若收许询,便可附入道林。因及释道安、竺法深、慧远诸人,标举胜会,亦自可观,作史者所不当遗也。”
[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319。
[16]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七卷第二期(1942)、第三期(1943)。
[17]参见萧艾《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页17。
[18]周一良《魏晋南北朝时札记.晋书札记》:“《晋书》外无臧否云云,即解释‘裁中’一词。”此说未必。从语意上分析,也可以理解为对“皮里阳秋”的解释。若“裁中”一词果为后人所注,则《晋书》作者未必得见。周氏还说:“然《世说新语》及《晋书》之解释皆近于望文生义。‘皮里’实即‘活人’之意。……皮里春秋原意不外活春秋也。”方一新则认为:“将‘皮里晋书’解释为‘活晋书’,意思并不错,但似不能由此得出‘皮里’就是‘活人’,‘皮里春秋’(阳秋)就等于‘活春秋’的结论。”见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黄山书社,1997,页201。
[19]凌濛初尚以为当以“面兵那”为句,殊不可解。见凌濛初《世说新语鼓吹》本按语。
[20]详见余氏《笺疏》,页394。
[21]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页427-428。
[22]据《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称:“《晋书》一百三十卷,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李淳风、辛丘驭、刘引之、阳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怀俨、赵弘智等修,而名为御撰。”
[23]参见清水凯夫《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3期。
[24]如前面提到过的《识鉴》第16条“褚裒默识孟嘉”的故事,《晋书.孟嘉传》的记载就与《世说》不同。对照此条刘注引《嘉别传》,可知《晋书》实祖述《嘉别传》,文字几乎全同。
[2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页428。
[26]参见罗常培整理的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载《中古文学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原载《上海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文章的脚注信息由WordPress的wp-posturl插件自动生成


分享到:

标签 :
版权声明:版权归 哲学网:哲学学术门户网站,Philosophy,哲学家,哲学名言大全 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zhexue.org/guoxue/6598.html

已有 0 条评论 腾讯微博
关于我们 | 图站地图 | 版权声明 | 广告刊例 | 加入团队 | 联系我们 |
哲学网编辑部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采用Wordpress架构,采用知识共享署名进行许可
官方邮箱:admin#zhexue.org (#换成@)索非制作|优畅优化|阿里云强力驱动
ICP证号:沪 ICP备13018407号
网站加载1.438秒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