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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重文轻武风气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559 次 我要收藏

  提 要:北宋时期,在政坛上存在着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即文臣一般不愿改换武职,武将又通常难于跻身文官之列。于是,不仅昔日“出将入相”之说在北宋消失殆尽,而且士人群体也遗弃了“投笔从戎”的观念。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完全在于宋初以来不断压制、歧视武将和过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结果。由此,遂加剧了当时社会中“重文轻武”风气的流行。
  关键词:文不换武;文臣;武将;重文轻武
  作者简介:陈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出将入相”之说,文臣改任军职、武将转为文官的现象不足为奇。如:西汉大将周勃以主管军事的太尉之职转任丞相,唐初宰相徐世勣几度出为统兵大总管等等。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民族危亡之际,文人身上还会迸发出“投笔从戎”的豪情壮气,如唐诗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到北宋时期,社会上却长期存在着文官不愿改任军职、武将罕有转为文臣的现象,文武之间换职出现了相当大的障碍。这一现象无疑是引人深思的社会史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有专论,惟有宁可先生的《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载于《学林漫录》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黄宽重先生的《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载于《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版)两文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但无全面论述。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希冀有助于加深宋代社会政治史的研究。

  有关北宋时期“文不换武”的记载相当多,试先列举几个文官不愿转换武官的代表性例证如下:
  其一,开宝五年冬,宋太祖有鉴于因西川武将处置不当,而引起农民起义、士兵造反不断的局面,便考虑派遣懂军事的文臣前往管军。太祖问宰相赵普:儒臣中有无“武勇兼济”者?赵普遂推荐左补阙、知彭州辛仲甫,认为其“胆辨宏博,纵横可用”。于是,太祖当即将辛仲甫改换武职,任命为西川兵马都监,同时令辛氏进京接受考察[1]。
  从史料记载来看,辛仲甫算得上是一名难得的人才。他出身于五代时文官之家,自幼好学,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后周时,辛仲甫进入武定节度使郭崇幕府。宋朝建立后,他继续在郭氏手下任职。辛仲甫精于吏事,多次妥善处理了疑难案件。宋初,郭崇遭人诬陷,太祖派人前来查验。郭崇接受辛仲甫的建议,冷静配合朝廷使者,遂幸免于难[2]。更难得的是,辛氏作为一名文官,其武功竟然超群。据说,他初投军时曾向郭崇学习射箭,但以后郭崇在射术上反要拜他为师。如此一来,辛仲甫在当时文臣中便颇有一些武名。辛仲甫入京后,宋太祖亲自在宫中对其进行测试。史称:辛仲甫手持“劲弓”,毫不费力就射中靶心。他又穿戴全副坚甲,行走如披“单衣”。太祖对辛氏的武功大加赞赏,便鼓励他认真对待军职,以后可授与剌史之位。然而辛仲甫却深感遗憾,他向太祖委屈地申辩道:“臣不幸本学先王之道,愿致陛下于尧、舜之上。臣虽遇昌时,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 ”表达了他钟情文官、轻视武职的心情。太祖只得加以劝勉:“果有奇节,用卿不晚。”[3]辛氏只得悻悻地走马军营。但以后,他却仍然转回文官队列。
  其二,宋真宗咸平时,陈尧咨状元及第,名噪一时。此后,其仕途颇畅,屡迁至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据记载,陈尧咨不仅文辞出众,而且在射术上有名于当世,有“小由基”(春秋时著名射士名养由基)的佳号[4]。“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保持来往,但辽使到开封后,常挟能骑善射之长蔑视宋朝。真宗为了挽回脸面,也打算在文臣中寻觅“善弓矢、美仪彩”者,以陪伴对方出入靶场。于是,有人就推荐了陈尧咨。真宗有意让陈氏转为武职,便托人给他带话:“陈某若肯改武,当授节钺(即节度使)。”按:节度使为当时武将最高军衔,俸禄甚至优于宰相。但当陈尧咨将此事禀告其母后,陈母大怒,一面杖打其子,一面愤愤地责备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呼?”此事遂寝[5]。
  宋仁宗天圣时,由于陈尧咨与执政大臣不和,遭到谤言。结果,“方以词职进用”的陈氏,突然被宣布改为与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观察使的武职,调任知天雄军。这显然属于排挤贬逐之举,自然引起状元出身的陈氏的强烈不满。史称:“尧咨内不平,上章固辞。”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为了安慰他,特亲自加以召见,“敦谕之”。陈尧咨无奈,只得屈从。后其虽官至节钺,却终于未能像两位乃兄那样步入中书,只能抱恨死于地方衙门。值得注意的是,陈尧咨晚年性情极为暴躁,所谓“多暴怒”,动辄便对属下挥舞大棒。这又很可能是其极度失意情况下宣泄积怨的一种表现[6]。
  其三,宋仁宗庆历中,左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也许是出于鼓励军队士气的考虑,宋中央突然下令,将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统帅的文职同时改为属于武职的观察使。范仲淹接到这一任命后,上书坚决辞之。他向皇帝这样说道:“观察使班待制下 ,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二人均为观察使衔带兵将领)为伍,第恐为贼所轻”。史称其言辞“甚切”。由此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虽勇于指挥作战,但也不愿充任武职。继范氏之后,庞籍和王沿也先后上表坚辞,“不肯拜”[7]。当时唯有韩琦接受了任命,他在给天子的上启中表示了忍辱负重的意思:“虽众人之论谓匪美迁,在拙者之诚独无过望。盖以寇仇未殄,兵调方兴,宵旰贻忧,庙堂精虑,使白衣而奋命尚所甘心……”[8]。不久,宋仁宗只得又恢复了四人原来的文职。无独有偶,据《宋史.张旨传》记载,当时一名叫张旨的地方官坚守城池,打败了西夏军。事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推荐其“鸷武有谋略”,宋廷遂改任其为武职,但张氏同样“固辞”,此事只得作罢。
  其四,宋哲宗元祐时,苏轼曾几次向皇帝举荐一名“不幸”沦为武职的文士。据苏轼的奏文可知,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文人,在先朝曾六次落第。元丰五年,才以特奏名的途径通过了省试。何氏虽屡挫于科场,但却饱读兵书,善于论军谈兵。在最后殿试时,宋神宗对其兵学见识颇为欣赏,便问他可否充任武职。何去非“不敢违圣意”,遂被迫接受了右班殿直、武学教授之职。以后迁至武学博士,先后著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及《三略讲义》等兵书。苏轼与何氏相识后,叹服其才学,认为其识度高远,有补于世,于是在元祐四年初向哲宗上奏推荐何氏。苏轼在上奏中称:何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苏轼建议允许其换为文资,仍做太学博士,“以率励学者,稍振文律”[9]。以后,在苏公的关心下,何去非虽转为文资性的承奉郎,但毕竟因为有武职出身的背景,所以被差遣到徐州任州学教授,官职明显降级。如苏轼所说:“比于博士,乃似左迁”。次年十月,苏轼再次上奏替何氏鸣不平,希望朝廷能重用何去非这样的有用之才[10]。然而,以兵学见长的何去非最终不过做到州通判之类的地方官。诸如此类记载,在北宋可谓不胜枚举。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北宋文臣中普遍存在着以从军为耻的观念,少有愿意改换武职者。更有意思的是,景德初,尚书左丞陈恕临终前因为其长子曾私用了自己的钱财,为了发泄不满,竟向真宗诉说不肖之子常与无赖交友,又好习武,所以请求将其黜为外地军官。不过,真宗考虑到丞郎以上文臣子弟不宜沦为军伍,还是授以陈恕之子外州司马之职[11]。

  就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而言,不能说没有接受,甚至主动要求换武的文官,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既不多见,其结局又常常相当凄惨。如:
  其一,宋初文坛俊杰柳开,虽以进士出身入仕,但因性情豪爽,厌烦地方官的案牍琐事,遂在太宗朝上书要求进入军旅,报效沙场。于是,柳开由殿中侍御史的文职改换为崇仪使的武职,一度到河北前线任职。然而,以后柳开却难以施展抱负,只能辗转、困顿于地方,最终死于七品如京使的武职之位。不仅如此,柳氏因为有了从武的经历,最终还在士大夫笔下留下了嗜杀,甚至喜食人肝的传闻[12]。
  其二,宋仁宗登基初,先朝强于吏才的吏部侍郎、三司使李仕衡,官拜尚书左丞。但李氏因年高且患足疾,难以继续担当重任,不久便被改为同州观察使的武职,出知陈州。之后,李仕衡受到女婿、枢密使曹利用狱案的牵连,被贬为左龙武军大将军的闲职,遭到分司西京(洛阳)看管的下场,抑郁而终[13]。
  其三,天圣时,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李维在使辽期间,曾奉辽帝之命即席而就《两朝悠久诗》,颇得对方的赞赏。还朝后,仁宗依惯例欲擢李维为枢密副使。但有人指责李维在辽国写诗时“不当自称小臣”,有辱本朝体面。结果,李氏仅得到刑部尚书的虚衔。史称:李维在翰林之位上任职已久,“厌书诏之劳”。加上遭到此次意外打击,心灰意懒,便拒绝接受新头衔,而援引昔日李士衡故事,要求改换武官。李维遂出为相州观察使。不料,李氏换武的任命公布后,立即引起了一片非议。有言官上奏弹劾道:李维“以词臣求换武职,非所以励廉节”[14]。按:北宋观察使虽名位不显赫,更无实权,但俸禄却不薄。如李维所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官职,月俸钱不过120贯,而观察使的月俸钱则为200贯,其俸禄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基本相同[15],这种俸制规定是宋初收兵权时给武将的一点经济补偿。所以,身居清华之位的李维仕途受阻后,转求观察使的举动,虽在情理之中,却不免遭到文臣的蔑视。
  其四,宋仁宗庆历时,右侍禁蒙守中“自陈不愿为武吏”,被允许改换为大理评事的文职。不过,蒙氏的出身、经历却非一般,其早年曾进士及第,景德初不幸“陷契丹”。以后回归本朝,才被授以武职[16]。在对夏开战期间,还有种世衡、张亢两位文官因为关心国防,多次提出用兵方略,而被转换为武职。种、张二人可谓北宋少见的有为边臣,但却最终遭到压制,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17]。
  如果说北宋时文臣主动改换武职的现象极为少见的话,那么武官转为文官的事例就更为稀有。北宋人孙逢吉所著《职官分纪》和南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都有武臣换文的记载,但所记仅有一例,即:宋太宗朝,钱昱曾由白州刺史的武职换为秘书监的文职。钱氏迁官至工部侍郎后,又再度转换为观察使的武职[18]。其实还有几例值得一提:太平兴国初,吴越王举国归宋,吴越王之子钱惟演因其特殊的出身背景,被朝廷援引惯例授以象征性的武官之职。但钱惟演自幼善诗赋,不甘心于武名,遂向朝廷献上诗文,请求转换文职。后在皇帝的直接过问下,钱氏由右神武将军改为太仆少卿[19]。另如:还是太宗时,夏竦因“父殁王事”,获得三班差使的低级军职。不过,夏竦自恃能文,不愿居于军人之列。他便以诗文拜献于宰相李沆马首,倾吐了向往文职之意。终于在李沆的荐举下,夏竦跳出军营,改任某县主簿[20]。与当时文官转武职后的凄惨结局相比,钱、夏二氏由武转文后,都仕途颇畅,乃至位极人臣。这又从反面证明了当时“文不换武”之风的存在。
  北宋元丰时期,为了振兴武备,改变国防颓势,曾一度打破常例,允许武官申请考核词赋水平,凡能通过测试者,便可换为文资官衔。宋神宗此举,显然有打通久已隔阂的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以减弱歧视武人的偏见。如宋神宗曾对主管吏部的官员说:“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21]但是,进入宋哲宗元祐之时,各项变法措施先后遭到清算,武臣换文资的制度也自然被视为一种弊政。元祐二年,朝中文臣们便议论:武官通过考词赋换文资后,“待之至厚”,乃产生了请托、侥幸的“恶习”。于是,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这一制度被废除。用朝臣的话解释便是:“故不得不革,非有他也。”[22]
  不久,与以上举措相配合,右正言刘安世又向执政大臣反映:祖宗创设儒馆,意在养育人才,“名卿贤相,多出此途”。但近年来,或凭借门第出身,或通过理财聚敛,或以“军功”,皆可获得馆职。因此,他要求恢复旧制,以文学出身及才能作为入馆标准,严格限制入选人数[23]。刘氏所说的儒馆,即所谓“馆阁”,包括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及秘阁,统辖于崇文院内。长期以来,馆阁一直被视为清华之地,直馆、修撰、校勘等馆职都被目为“华选”,在仕途上升迁颇快。同时,宋廷也常将馆职加授于有文名而受器重的文臣,此称“贴职”[24]]。但是,贴职并不随意授人,其入选条件颇为刻苛,像以军功起家的官员通常与其无缘。元丰五年,宋神宗放松了对馆阁兼职的限制,对边关功臣也授以馆职,这又显然与允许武臣换文职的措施一样,含有鼓励军功的意义。因此,在“元祐更化”的背景下,文臣们自然要收回这一原本属于他们的特权,将兵武色彩清扫出“儒馆”之外。

  通过上述几方面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宋时期存在着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则有着深刻的历史及现实背景。
  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此时,割据王朝帝王皆出自军阀,朝中大政操于亲信大将之手,地方更陷于节度使控制之下。一时,皇权沦落式微,天子常常被武将玩弄于鼓掌之上。后晋时大将安重荣曾毫无愧色地说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25]与此同时,文臣地位扫地,不仅仰承武夫鼻息,还往往有身家性命之忧。后汉时,军帅史弘肇曾宣称:“安朝廷,定祸乱”者,只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即毛笔)焉足用哉!”[26]此语正道出了当日武将们的普遍心声。所以,不仅地方文臣依附于武臣,纵然是朝中宰相也要对掌管兵权的枢密使惟命是听。如王安石便指出:“五代用武,故政出枢密,宰相备位而已”。[27]数十年间,文臣饱受强兵悍将凌辱,甚至屡遭杀戮。清代史家即评价道:士人生于此时,缠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28]。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上便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世人大都视军旅为发迹要途。如五代时将领侯章所说:我是粗人,全以战斗博取富贵[29]。于是,许多文人学子也弃文从武,加入行伍的队列。如历仕后晋、后汉及后周三朝节度使的焦继勋,青年时喜好读书,但在兵火岁月中却无法施展才能。当看清书生可悲的前途后,他愤发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遂毅然投笔从戎,置身战场之中,终于如愿以偿[30]。
  在上述背景之下,北宋从开国伊始全力推行强化中央集权方针,以重新确立天子权威的同时,也对长期存在的文臣武将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刻意加以解决。但在宋朝初,社会上武风依然甚烈,将官们对文臣仍然相当轻蔑,像大将高怀德,性情粗犷,厌烦书本文辞,对来客不加礼貌,其骨子里仍然看不起士大夫[31]。甚至还有武将敢于敲诈朝中大臣,如功臣将领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一职时,曾借机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32]。
  面对积习已久的骄兵悍将逞强、文臣委琐吞声的局面,不仅广大文官深为不满,宋初最高统治者也从中看出了潜在的危险。武将敢于在文人面前飞扬跋扈,实际上便是漠视朝廷法度、乃至天子权威的一种表现。文官长期受到压制只能导致武将势力的过度膨胀,使国家机构中文武职能无法保持均衡,其结果是社会既无法得到安定,兵变也难以根绝。更何况千余年来封建文人高扬的儒家学说,又是以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和君臣关系为宗旨。于是,宋太祖、太宗朝在实行收兵权等各项措施的同时,一方面给予军事将领优厚的经济待遇,另一方面则从各个方面对其政治地位和权威加以抑制。宋人对此有这样的评说:“ 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33]朱熹也指出:“如武臣诸节度、副总管诸使所以恩礼隆异,俸给优厚者,盖太祖初夺诸镇兵权,恐其谋叛,故置诸节度使,隆恩异数,极其优厚,以收其心而杜其异志。”[34]通过一系列的防微杜渐措施,不仅消除了将帅自专军队、干预政治的问题,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武官的角色地位,使文官掌管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大权,并有意提高文臣的社会地位,处心积虑地在朝野营造“崇文”的气氛。如此以来,逐渐在政治上树立了文臣的权威和影响,在社会上则培植起“重文轻武”的风气。武将随着地位的日渐下降,既无权染指朝政,又在各方面屈从于文臣。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北宋建国后,宋太祖便在各方面做出尊儒崇文的表示。如太祖登基不久,便下令扩修国子监中的儒家先圣祠庙,重新塑造和绘制“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太祖不仅亲自为孔子及颜回作赞文,还一再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庙。建隆三年,太祖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35]。这些举动固然大都属于礼仪的范围,但对孔子及儒家是否行礼,又采取何种礼,却往往是当政者对儒臣文士态度如何的一种标志。五代后梁时,孔庙便失去祀礼,以后虽有恢复,但却无人重视[36]。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正是当时武人摧毁文臣精神的反映。因此宋太祖对文宣王庙和国子监的礼遇,便向天下传达了“崇文”的信息。
  又如:文人入仕的主要渠道——科举制度,也在宋太祖一朝迅速得到重视,步出艰难、寂寞的境地。北宋建国次年,遵循旧制举行科考,仅录用进士11人[37]。但此后随着“崇文抑武”局面的初生,录取举子的人数逐渐增加。开宝中,进士和诸科中举者已达百余名[38]。开宝三年,宋太祖在录用合格科考者外,又下特旨赐103名曾15次落第者进士、诸科出身[39]。由此而开两宋科举“特奏名”先例,扩大了录用文官的数量。此外,以后赵匡胤还以考生状告考官不公为由,亲自对举子进行测试,然后才予以放榜,于是形成了“殿试”定制[40]。天子主持殿试,显然是向天下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如此以来,中举入仕的文臣都成了“天子门生”,其荣耀之感自然非昔日可比。“ 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41]。据宋人记载,太祖在世时还曾在宫中竖有石碑,令后世继承者跪读。碑文内容之一,便是不杀文臣士大夫[42]。这一戒律正反映了宋太祖对文官的宠遇。
  可以说,北宋开国皇帝体会到儒学苦心维护封建朝廷法纪的用意后,不仅愿意听到文臣们发出的“君尊臣卑”的呼声,而且也希望看到武夫们的举动符合儒家所定的君臣关系标准。所以,宋太祖曾要求:“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43]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宋家天子既有殷切愿望,武将中自然便有人出来响应。据史籍反映,一些武将看到太祖有尚文的举动,便也找来书本阅读,以至还闹出一些笑话。禁军大将党进本不识字,但也不甘落伍。某次,党进奉命奔赴前线。临行前,他想对太祖致辞以示告别,掌管宫廷导引的官吏劝他:作为武将,不必如此。但党进却执意要做。官吏只得替其在笏板上写下话语,教他熟记下来,然后一同登殿。结果,党进“抱笏前跪”,一时忘记所背之词,又不认识笏板上的字,场面颇为尴尬。也算党氏机智,他突然抬头看着天子,高声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听党进说出如此话语,连侍卫们都不禁掩口失笑。当党进出宫后,左右问他何故说出如此之句,谁知党进却说道:“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44]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个笑话,但却足以说明宋太祖的崇文态度,对武夫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宋太祖在位后期,明智的将领们已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对文官们采取了恭敬的态度,这其中又尤以曹彬最为突出。为人谨慎的曹彬看出朝廷崇文的用意后,遂在与文人交往中表现出谦卑的姿态。有关曹氏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事例,莫过于他在外出途中遇到文臣的反映。据记载,曹彬虽位居枢密使的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 “必引车避之”[45]。这一极端化的举动在以往历史上实在罕见,而其之所以出现于北宋,正是当时“崇文抑武”国策的一种产物。当尊严和荣誉在与利益和前途发生冲突时,生存于专制集权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便是压抑前者而维护后者。作为一个明智的军方首脑,曹彬自然会审时度势,苦心塑造自我形象,以迎合太祖的欢心。
  宋太宗即位后,更表现出空前的崇文热情。如在即位仅两个月后,他就亲自安排科考,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名,大大超过以往的规模,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46]。又如:太宗称帝后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极为器重,因嫌其原址狭小,特下令斥巨资迁址重建,并多次亲临工地监督。当“轮奂壮丽,甲于内庭”的三馆建成后,太宗又亲赐名为“崇文院”[47]。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设宴款待众人,而且还要求禁军首领也来参观,所谓“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48]。还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兴国八年,太宗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49]。此举看似枝节小事,实则反映宋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难怪宋太宗为翰林学士院题写“玉堂之署”四字之后,翰林学士李昉激动地咏出“君恩无似此时深”的诗句[50]。
  也正是在宋太宗时代,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统治集团眼光完全转向内部,在大力推行崇文方针的同时,对武将实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甚至打击政策。一时,武官们在政坛上黯然失色,其地位和影响远远低于文臣。这种局面的存在,就连当时一些文官都觉得过分。如端拱二年,王禹偁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或一行可观,一言可采,宠锡之数,动逾千万”,“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鹤之言,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王禹偁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51]。透过王禹偁及当时田锡等几位文臣的议论,不难看出宋初以来的“崇文抑武”政策至此已远远走过了头,造成了武官饱受歧视的严重后果。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52]但在宋太宗朝,这一局面并未得到改变。到宋真宗以后,其政策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连战场上的用兵指挥权也交给了文官,将领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范仲淹所说:“且遣儒臣,以经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杀之权,使弹压诸军。”[53]又如宋哲宗时人刘挚所指出:“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54]于是,武夫倍受压制和歧视,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诸如傅潜、杨崇勋、郭承祐及夏守贇之类的怯懦无能的将帅。另据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忆:颇有谋略的武臣马知节与文官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即王旦),至则见冀公喧哗不已,马则涕泣”[55]。以此可以窥见当时武将所处的低下地位。难怪宋仁宗天圣时,宰相王曾便毫不客气地将地位与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将的枢密使张耆,蔑称为“一赤脚健儿”[56]。以后,名将狄青进京赴任枢密副使,竟被文人们贬呼为“赤枢”(当时军人有“赤老”的蔑称)[57]。而翰林学士欧阳修也敢于轻视枢密使、老将王德用,讥讽道:“老衙官何所知。”[58]
  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曾几何时,武人们为所欲为的岁月痕迹尚依稀可见,北宋统治者已将文官推到了社会的前列,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59]。于是,在“重文轻武”风气熏染之下,世人必然抛弃五代时令人鼓舞的“以战斗博富贵”的理念,而愿意将一番抱负投于文臣的角色之中。在此形势之下,文官便羞于与武人为伍,更不愿转为军职。也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时的文官辛仲甫当然对转任武职之事不会热心;宋真宗时,陈尧咨也终于拒绝了“节钺”的诱惑。而陈氏以后对朝廷改任自己为武职的做法,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宋仁宗朝,范仲淹等名臣也很自然地要坚辞中央下达的改换武职的命令。其后的小臣何去非,如果说在神宗朝提倡武备的形势下尚能勉强接受武职的话,到哲宗朝“元祐更化”以后,就不能不深感冤枉了。至于钱惟演、夏竦等个别武职出身的文人,则实在要庆幸能够顺利转入文官队列。
  综上所述,北宋时文臣武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彼此换职已不多见,文臣不愿充任武官,武将更难转为文职。推究其因,即在于“重文轻武”政策及风气的影响。而这一特有现象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北宋是一个“尚武”精神沦落的时代。
注释:
[1]文莹《玉壶清话》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中华书局校点本)。
[2]《宋史.辛仲甫传》(中华书局校点本)。
[3]文莹《玉壶清话》卷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
[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
[5]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宁可先生文中将陈尧咨事迹写在其兄陈尧叟身上,乃误。
[6]《宋史.陈尧佐传附陈尧咨传》。
[7]《宋史.范仲淹传》《宋史.韩琦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
[8]韩琦《安阳集》卷三七《谢观察使启》(四库全书本)
[9]苏轼《东坡全集》卷五五《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四库全书本);何薳《春渚纪闻》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校点本)。
[10]《东坡全集》卷五八《进何去非备论状》。
[11]《宋史.陈恕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
[12]《宋史.文苑二.柳开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四《诈妄谬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标点本)。
[13]《宋史.李仕衡传》。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15]《宋史.职官志》,参阅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17]《宋史.种世衡传》《宋史.张亢传》。
[18]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九《文武换官》(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八《官职仪制》。
[19]《宋史.钱惟演传》。
[20]魏泰《东轩笔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校点本);《宋史.夏竦传》。
[21]《东都事略》卷八九《苏颂传》(四库全书本)。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二。
[24]《宋史.职官志》,参阅倪士毅《北宋馆阁制度述略》,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5]《旧五代史.安重荣传》,中华书局校点本。
[26]《旧五代史.史弘肇传》。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
[28]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五代幕僚之祸》,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
[29]《宋史.侯章传》。
[30]《宋史.焦继勋传》。
[31]《宋史.高怀德传》。
[32]《宋史.王彦升传》。
[33]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官门》,四库全书本。
[34]《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中华书局1994年校点本。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36]《宋史.礼志》。
[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41]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
[4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43]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
[44]《玉壶清话》卷八。
[45]《宋史.曹彬传》。
[4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4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48]《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宋史.李至传》。
[4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50]李昉诗收录于洪迈《翰苑群书》卷七《禁林宴会集》,四库全书本。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52]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中华书局1964年校点本。
[5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六。
[54]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五《百官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校点本。
[55]王素《文正王公遗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57]江休复《嘉祐杂志》,四库全书本。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三。
[59]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原刊《中国史研究》200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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