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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491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北宋时期,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相当突出,即: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而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在于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由此也造就了一批长期与皇室联姻而又统军的著名将门。
  北宋时期,普遍存在皇室与“将门”通婚的情况,或皇帝、太子娶将门女为后妃,或将家子尚公主及宗室女为妻。这一独特的政治联姻绵延于北宋各个时期,形成一种突出的现象。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而对此问题加以探讨,无疑将有助于深化宋代政治史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上,专制帝王作为统治集团的最高代表,其婚姻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如汉高祖刘邦死,汉惠帝即位后,主宰朝政的吕太后便为其安排了一场政治婚姻,所谓:“宣平侯(张)敖尚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1]刘秀称帝后,其女内黄公主出嫁功臣大将窦融长子窦穆,涅阳公主嫁窦融侄窦固[2];汉明帝娶功臣大将马援女为后,汉章帝娶窦融曾孙女[3]。唐高宗为晋王时,唐太宗为其娶并州大族王氏女为妻[4];唐高祖女丹阳公主、衡阳公主分别出嫁大将薛万彻和阿史那杜尔;唐太宗女南平公主、东阳公主、合蒲公主分别出嫁文官大臣王珪子王敬直、高士廉子高履行和房玄龄子房遗爱;唐高宗与武则天爱女太平公主先后所嫁武承嗣及武攸暨,则为当权派武氏家人[5]。因此,班固即承认:“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6]但是,在宋代以前,总的说来皇室在与大族、高官通婚时,却并无明显倾向于文臣或武将的现象。秦汉时期,因文臣与武将之间原本便不存在鸿沟的情况,自不用说,即使在唐朝,考诸《两唐书》后妃、皇子、公主及有关传的资料,不难发现与皇室联姻者,文武臣僚皆有之。
  北宋建立后,最高统治者在处理皇室婚娅问题时,开始出现倾向与武臣结亲的独特现象。在此,首先就北宋历朝皇帝娶将门女为皇后的例证列举如下:
  赵匡胤于后晋时娶军校贺景思女,但在入宋前贺氏已死,后被追为皇后。后周显德五年,又娶彰德军节度使王饶女。宋太祖登基后,王氏被册为皇后。乾德初,王皇后死。宋太祖再立前节度使、左卫上将军宋偓之女为皇后。
  宋太宗在后周时娶滁州刺史尹廷勋女,但早死。再娶五代时强藩符彦卿女,符氏卒于宋太祖开宝时。尹、符二氏后同被追为皇后。宋太宗李皇后,为宋初枢密副使李处耘女[7]。
  宋真宗为太子时,宋太宗为其娶大将潘美女为妃。端拱时,潘氏卒,后追为皇后。再娶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女,宋真宗登基后为皇后,景德四年,“以疾崩”。宋真宗刘皇后,则出身低贱,本人原为蜀中歌舞女。但刘氏为皇后之后,便为自己营造出身将门之后的说法[8]。
  宋仁宗郭皇后,为平卢军节度使郭崇孙女。据记载:天圣初,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曾孙女与郭氏同入宫,尚未亲政的宋仁宗属意张氏,但临朝主政的刘太后却立郭氏为后[9]。以后,宋仁宗废郭后,有意立富商陈氏女,却遭到群臣的反对[10]。遂立故枢密使、大将曹彬孙女为后。
  宋英宗后高皇后,为宋太宗、真宗朝著名将帅高琼后裔、节度使高继勋孙女[11]。
  宋神宗居太子位时,娶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即位后,立为皇后。
  宋哲宗孟皇后,为已故侍卫马军都虞候孟元孙女。宋哲宗废孟后,立宫女出身的刘氏为皇后。
  宋徽宗在端王府邸时,娶武臣女王氏为妃,其父官德州刺史。及至即位,被册为皇后。
  宋钦宗朱皇后,“父伯材,武康军节度使。钦宗在东宫,徽宗临轩备礼,册为皇太子妃,钦宗即位,立为皇后”[12]。
  由上可见,北宋九朝皇帝中除了宋真宗刘皇后、宋神宗向皇后及宋哲宗刘皇后三人,无武将家庭背景,其余十四位皇后皆为将家女,而宋真宗刘皇后和宋哲宗刘皇后又是在原皇后或死或废的情况下续立者。
  其次,北宋太子及皇子娶将门女的情况如下:
  据有关史料可知,宋太祖有子二人,但生前未立太子。兴元尹德芳妻室情况不详,武功郡王德昭先娶武将陈思让之女(《宋史》卷二六一《陈思让传》),后再娶故相王溥女。查《宋史》卷二四五、二四六《宗室传》,宋太宗诸子娶妃情况明确者有二人,即许王元僖,生前曾被视为皇位继承者,“上为娶隰州团练使李谦溥女为夫人”。雍王元份,娶崇仪使李汉斌女。宋真宗六子,除宋仁宗外,“皆蚤亡”。宋仁宗三子、宋哲宗一子及宋钦宗在位期间一子,亦皆早亡未娶。而宋英宗、宋神宗及宋徽宗诸子,其妻室情况则不详。
  由上可见,在已知北宋太子及皇子婚姻情况中,有两人娶武将女,有一人娶文官大臣女。宋太宗所云:“朕尝语诸子,今姻偶皆将相大臣之家”[13]之语,大致更多的体现在与将帅的联姻上。
  最后,北宋时期武将家族迎娶公主及皇室女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此依前后顺序列举如下:
  宋太祖称帝后,大将高怀德以拥戴之功,被提拔为殿前副都点检。宋太祖出面将其妹燕国长公主嫁于高怀德[14]。宋太祖有六女,除早亡三人外,其余皆出嫁武臣高门。石守信位列宋太祖功臣大将之首,其子保吉娶宋太祖女延庆公主;功臣大将王审琦长子承衍,尚宋太祖女昭庆公主。宋初枢密使魏仁溥子咸信则娶宋太祖女永庆公主[15]。
  宋太宗七女,一人早亡,二人出家为尼,其余四女中郑国公主嫁故相王溥孙贻永,王贻永本人为武官,授安德军节度使,至枢密使;蔡国公主嫁宋初枢密使、节度使吴廷祚子元扆,吴元扆后拜节镇[16];柴禹锡为宋太宗亲信,先后出任知枢密院事,授镇宁军节度使。其子宗庆娶宋太宗女鲁国长公主,历地方长吏,终节钺[17]。宋初宣徽北院使、枢密使李崇矩,其孙遵勖娶宋太宗女万寿公主,屡迁节钺。值得一提的是,“太祖欲选尚公主,崇矩谦让不敢当,继昌(李崇矩之子)亦自言不愿。崇矩亟为继昌聘妇,太祖闻之,颇不悦。”[18]
  宋真宗一女,出家为尼。宋仁宗诸女中除早亡外,兖国公主嫁外戚李用和子玮,李玮至建武军节度使;许国公主嫁吴越王曾孙、右领军卫大将军钱景臻;鲁国公主嫁曹彬后裔、左领军卫大将军曹诗;魏国公主则出嫁开州团练使郭献卿。
  英宗四女,一早亡,其余徐国公主嫁宋初大将王审琦曾孙、左卫将军王师约[19];蜀国公主出嫁宋初大将王全斌后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王凯之孙诜,王诜官至留后[20];祁国长公主嫁张敦礼,授左卫将军、驸马都尉。后拜宁远军节度使[21]。
  宋神宗十女中,早亡七人,其余者:唐国公主嫁故相韩琦子嘉彦;康国公主嫁王遇;徐国公主嫁故将潘美曾孙意。宋哲宗四女,二早亡,其余陈国公主嫁石端礼;韩国公主嫁潘正夫。由于资料记载不足,王遇、石端礼和潘正夫出身不详。
  宋徽宗三十四女,早亡十四人,其余可知婚嫁者九人。其中三人嫁武将(宋邦光、曹晟、曹湜),两人嫁外戚向氏子弟,两人嫁宰相曾公亮和蔡京之子,另外两女所嫁田丕、刘文彦情况不详[22]。从文献记看,宋钦宗无女。
  根据以上情况来看,北宋诸帝公主所嫁对象二十八人,其中明确为将门出身者十六人,明确为文官后裔者四人,外戚子弟三人,其余五人则出身不详。显而易见,武臣之家占据绝大比例。

  北宋时期,之所以存在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突出现象,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因袭祖宗传统的原因,又是其特殊武将政策的产物。
  宋太祖在登基伊始,为了结束中唐五代以来武夫跋扈、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恢复专制皇权的统治秩序,遂实施了一系列“收兵权”的措施。但赵匡胤没有像西汉初那样采取杀戮的办法,而是运用了“赎买”的手段,对武将上层进行了拉拢、收买,以争取他们的效力,并化解彼此的矛盾。典型的例证便是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在罢免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将帅兵权之时,一方面给予这些功臣大将家族诸多经济上的优待,另一方面则宣布与其联姻,所谓“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23]于是,皇室诸公主先后出嫁石守信等一批将门。这种政治性的联姻,无疑增强了武将上层的支持,从而在动荡的开国时期加强了赵宋统治。宋人对此安抚手段大加赞赏:“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24]宋太宗登基后,将乃兄以上联姻手法沿袭下来,由此遂形成了赵宋祖宗之法的内容之一。如果结合宋太宗时代对待武将的态度,还能发现这种联姻也成为当时武将政策的组成部分。
  以阴谋手段篡位的赵光义,对武将群体始终抱有极大的猜忌心,因此对将领采取了种种防范、压制甚至打击的措施,倡导“崇文抑武”之风。但一味的打压,也存在很大的风险。于是,宋太宗继续实施拉拢和收买上层武将的另一手段,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甚至放纵其战场上的失败。这便构成了当时打压与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如宋人苏洵所云:“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饮,歌童舞女,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将也。”[25]而张演更深刻地指出:“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26]宋皇室与武将通婚乃成为这一武将政策的构成部分。事实上,在整个两宋时期,外戚之家只能获得武臣的待遇,也成为一种惯例。典型的例证如:向经原任虞部员外郎,因时为颍王的宋神宗娶其女为妃,便改为武职性的庄宅使。宋神宗即位后,再迁光州团练使[27]。如此以来,既笼络武将,给其联姻及优厚的待遇,允许其统领军队,又可防止外戚干预朝政。据宋哲宗时朝臣范祖禹称:“自英宗以来,不用外戚管军……今陛下初听政,而开外戚管军之渐,示人以私,非所以为后法”云云,可知外戚在北宋长期统军[28]。宋代史家李心传便指出:“祖宗盛时,率用外戚典兵马。”[29]所谓:“尊以高爵,宠以厚禄,使之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富之可也,贵之可也,然不可任以政事。”[30]。
  从宋真宗以后,统治集团在政治上日益保守,祖宗之法往往成为施政的指南,以往的武将政策继续得到贯彻和放大。而与将门联姻的做法也自然被沿袭下来,并且大致成为一种定制。仅从皇帝立皇后,或太子娶妃的情况来看,惟有个性突出的宋神宗在藩邸时,娶了前宰相的后裔为妃,以后被册立为皇后。宋真宗和宋哲宗的两位刘后,则都是在原皇后不存在的情况下续立者。而宋仁宗看中富商陈氏女,却只能听从群臣安排大将曹彬孙女为后。

  在上述政治联姻下,北宋赵氏皇室收到了拉拢武将上层的效果,特别是得到了一些重要将帅家族的支持。与此同时,还不断培育出长期参与统军的联姻将门,如石守信、王审琦、吴廷祚、曹彬、李处耘及高琼等等家族。他们长期把持高级将领之职,形成数世不衰的高门将家。
  赵匡胤时代,便已用王皇后胞弟继勋权侍卫步军司公事。宋太宗期间,石守信长子保兴,长期在河北、陕西前线带兵。石保吉升迁更为迅速,宋太宗朝已授节镇。宋真宗出巡河北和北上亲征时,石保吉承担率军护驾重任。石保兴之子元孙则是宋仁宗朝的侍卫步军和殿前都虞候,继续充当陕西前线军事将领角色[31]。王审琦长子承衍,在宋太宗朝授彰国军节度使,为河北驻军重要将领;次子承衎先后出知澶、延、代、并、秦州及天雄军等,“皆兼兵马钤辖”[32]。王承衍之孙克基,在宋仁宗朝仍为禁军将领[33]。吴廷祚长子元辅曾任定州钤辖;次子元载,以武官身份先后守秦州及成都府等;吴元扆因有驸马背景,拜节镇。后出知潞州,“遂分领泽、潞、晋、绛、慈、隰、威胜七州军戎事,委元扆专总之”[34]。石、王及吴氏第三代后裔中,仍有不少人拥有中级武官头衔。但最突出的还是曹彬、李处耘及高琼三家。
  曹彬为宋初著名大将,不仅多次指挥大规模军事行动,还两任枢密使,颇得宋太祖、太宗及真宗三朝的信赖。死后又与已故宰相赵普同配享于宋太祖庙,可谓极武将之荣。正因为曹彬的受宠,其子弟便在武途中获得显著发展。仅曹彬死时,其亲族、门客及亲校就有十余人被授官。据李宗谔《曹武惠王彬行状》[35]记载:曹彬七子:璨、珝、玮、玹、玘、珣及琮,惟有玘为文官,其余六子皆为武臣。曹彬诸子以璨、玮及琮在军中的地位最高,影响也最大。
  曹璨在宋太宗时代,曾长期在河北、陕西前线出任边将。宋真宗朝,曹璨历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等三衙要职,授节钺,“在禁卫十余年”,为当时高级将领的代表。史称:“璨起贵胄,以孝谨称,能自奋厉,以世其家。”曹玮在宋真宗时代长期镇守西北前线,历知秦州兼泾原仪渭镇戎缘边安抚使、鄜延路副都部署以及环庆秦等州缘边巡检安抚使等,为一时名将。天禧四年,曹玮入为签书枢密院事,又参与最高军事决策,后拜节镇。曹琮也有与乃兄相同的经历,在宋仁宗朝出为西北前线大将,入为侍卫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成为继曹璨之后的禁军三衙将帅[36]。
  因资料所限,可查到的曹彬第三代后裔人数虽然不算少,但已不完整,并且其事迹也多不详。现据有关史料考证可知,曹氏第三代中为武臣者有:曹璨之子仪,曹玮四子僖、倚、偀、倩,曹琮之子佺、修,曹玘之子佾及傅等人。而真正可称为武将并有事迹者主要有仪、僖、偀及修几人。据记载:曹仪曾出知邠州等,为对夏前线边将,迁军职至侍卫步军都虞候。景祐元年,当其同宗女被册为宋仁宗皇后时,曹仪“乃请解军职,而易廉车之任”[37];曹僖武职至礼宾使,曾知西北前线的仪州事,可见为边将无疑;曹偀官至供备库副使,死于对西夏的战争中;曹修则历洛苑副使兼閤门通事舍人等武职,曾任“广南西路同体量安抚经制贼盗”,为南疆带兵武将[38]。另外,曹佾、傅昆仲乃宋仁宗曹皇后同胞兄弟。其中曹佾历殿前都虞候、知澶州等,授节钺,死于宋哲宗时期[39];曹傅则官至荣州刺史[40]。其余同辈官高者为皇城使、防御使,低者为大小使臣[41]。
  在曹彬第四代及以后的子嗣中,任将职者仍绵延不绝。曹佾之子评至平海军节度使,在宋徽宗朝曾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另一子诱至安德军节度使,曾在宋徽宗时以枢密副都承旨的身份权勾当侍卫马步军司公事。曹诱之孙湜,尚宋徽宗女崇德帝姬,继为武职。曹璨、玮及琮的后裔,也有统军为将者,其中曹诵在宋哲宗、徽宗时期,曾任侍卫马、步军司主官[43];曹琮之孙诗,又娶鲁国大长公主,继为武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到北宋灭亡之际,曹氏后人曹曚仍以外戚身份为禁军大将[44]。郭倪《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又作曹濛。还有史料记载:靖康元年正月,“李纲充亲征行营使,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曹矇充亲征行营副使”[45]。据宋人王明清云:“曹武惠诸子,名连玉字。玉字生人字,慈圣光献,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丝字。”[46]可见曹矇当为曹曚之误。如作曹曚,便意味着曹彬一门在北宋为将五代,若作曹濛,则说明曹氏六世将门。从曹彬到曹曚数代统军,曹氏将门可谓与北宋王朝相始终。
  李处耘在宋初出任枢密副使,曾多次以监军的身份参与领兵作战。其次女为宋太宗皇后,诸子皆继世为将,深受重用,而以继隆、继和兄弟最为出名。宋太宗即位后,李继隆以外戚身份继续武将生涯,历定州都部署、河西行营都部署及灵、环十州都部署等要职,又先后出任侍卫马军都虞候、都指挥使等三衙将帅之职。李继隆死后,作为唯一的武臣与已故宰相李沆、王旦同配享于宋真宗庙,由此可见其被视为一代最重要的军事将领。杨亿遂在为李继隆所修墓志铭中称“公二纪宿卫,四换节旄”,“功臣之号,凡三加焉”[47]。李继和历知镇戎军及并、代钤辖、殿前都虞侯,领端州防御使。李继隆另一弟继恂,官至洛苑使、顺州刺史。李处耘的第二代后裔仍继续为将,其中李继隆之子昭亮,在宋仁宗朝至侍卫步军及殿前副都指挥使等要职,授节钺,成为又一代统军大帅。李昭亮之子惟贤,则长期守河北前线要地,授团练使[48]。
  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的禁军大将高琼,其后嗣为将的情况也颇为突出。《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中列高琼七子:继勋、继宣、继忠、继密、继和、继隆及继元等。其中高继勋在宋真宗、仁宗朝长期领兵,历侍卫步军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要职,先后出任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等,授节钺。可谓继乃父之后又一位禁军高级将领。高继宣历泾原路钤辖兼安抚使、知渭州等,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眉州防御使。又据王珪于熙宁九年记载,高琼共有十四子,继勋、继宣之外诸子从武为将情况概略为:继忠,四方馆使、荣州团练使;继和,崇仪副使;继伦,西头供奉官;继密,内殿承制、閤门祗候;继隆,引进使、陵州团练使;继元,东上閤门使、嘉州刺史;继荀,右侍禁;继芳,供备库使、忠州刺史;继顒,左侍禁;继丰,供备库使、昌州刺史;继敏,内殿承制;继昌,西头供奉官。当时高琼孙辈情况为:“西京左藏库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孙辈:“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世孙:“东头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来孙: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49]。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提到的高琼孙辈以下后人的情况,仅为王珪于熙宁时所见,自然不表明最后的官爵,同时各代又只提及最长者,则其余级别更高者也不能显现。如高遵裕为宋英宗高后从父,历秦凤路沿边安抚副使、知镇洮军及熙州等,加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长期在西陲前线领兵作战。高琼四世孙公纪至集庆留后。高琼五世孙世则在北宋末为东上閤门使,曾随康王赵构出使河北,充参议官,至华州观察使[50]。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存在着突出的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在于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武将政策中的组成部分,为后嗣帝王所沿袭。
注释:
[1]《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
[2]《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
[3]《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
[4]《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
[5]《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
[6]《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序。
[7]《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上》。
[8]《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上》;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五,中华书局1989点校本。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天圣四年三月丁巳,中华书局点校本。
[10]《涑水记闻》卷一○。
[11]《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传上》。
[12]《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
[13]《宋史》卷二四五《宗室传》。
[14]王称《东都事略》卷二一《高怀德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5]《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
[16]《隆平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7]《东都事略》卷三三《柴禹锡传》。
[18]《宋史》卷二五七《李崇矩传》。
[19]《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
[20]《东都事略》卷二○《王全斌传》。
[21]《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传中》。
[22]《宋史》卷二四八《公主传》。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24]王曾《王文正笔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5]苏洵《嘉祐集》卷四《论衡上.御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6]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官门》,中华书局影印本。
[27]《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传中》。
[28]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六《论曹诵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官制一》,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
[30]《东都事略》卷一一九《外戚传序》;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1]《宋史》卷二五○《石守信传》。
[32]《宋史》卷二五○《王审琦传》。
[33]韩琦《周历边塞陈利害奏》,载于李之亮等《安阳集编年笺注》之《附录一.韩琦诗文补编》卷二,巴蜀书社2000年版。
[34]《宋史》卷二五七《吴廷祚传》。
[35]载于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三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
[37]《隆平集》卷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十二月己未。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丙戌。
[39]《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传中》。
[40]李宗谔《曹武惠王彬行状》,载于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三。
[41]王安石《曹武穆公玮行状》,载于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四三。
[42]郭倪《侍卫马军司题名记》,载于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官守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3]《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六、七,中华书局影印本。
[44]李纲《梁溪集》卷五○《乞种师道听节制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5]《靖康要录》卷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46]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7]载于杨亿《武夷新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8]《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卷四六四《外戚传中》。
[49]王珪《华阳集》卷四九《烈武高卫王神道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0]《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传中》。
原文发表于《文史哲》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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