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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缘何能赋诗?——兼及山水诗的形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11-22 点击: 563 次 我要收藏


  说起中古时期的“曲水赋诗”,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个与特定环境相关的文化现象,即先秦的“登高赋诗”传统。“登高赋诗”本来是指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在交接邻国时,登上高高的台阶、升堂入室开展外事活动的过程中,援引《诗经》诗句以应对酬酢、伸发志意、展示才学的一种特定礼仪,《诗经》毛《传》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赋诗”——实际上是引《诗》——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的一种必备素质和能力。后来,“‘登高’一词于汉末进入了文学领域,魏晋之后更成了社会上的一种习俗”。(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49页) 文人们登高望远,视野开阔,大自然的美景与个人心志神交冥会,极易激发诗情。曹操的“登高必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陶渊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诗之二) ,都说明了创作意愿的萌生与“登高”的特定关系。不过,这时的“赋诗”已经不是引用诗句,而是一种真正的文人创作了。
  自然环境对人的情绪心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登高”如此,“临水”也同样,而且二者常常共同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萧子显《自序》也说:“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就是将这两种人类活动引起的文化反应等量齐观了。如果说,“登高赋诗”传统经历了一个由庙堂仪式向民间习俗渐次转化的过程,那么,“曲水赋诗”现象则相反,它先是民间信仰和习俗的派生物,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最后被帝王和贵族所提倡,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
  “曲水赋诗”的民俗学背景是复杂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周礼.春官.女巫》说:“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意谓以香熏草药沐浴。”应劭《风俗通》:“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韩诗》也说:“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论语.先进》所载“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述的就是这一习俗。另 据《续齐谐记》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三月曲水,其意何?”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意起于此。”帝曰:“若所谈,非好事。”尚书郎束晰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播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按《晋书.束晰传》亦载此事,文字略有异同。)
  可见,“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风俗与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子孙繁衍的由衷渴望。作为我国传统民间信仰和岁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习俗代代相沿,时间、地点以及祓禊、游戏活动的仪式和道具,皆有约定俗成的规制。时间一般在我国传统的“上巳节”。这是我国民间一个祓(同拂)除祸灾,祈求吉福的节日。汉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 三月初三,从《西京杂记》第77条“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的记载来看,甚至 祓禊的仪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进行。魏以后则一般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为巳日。《宋书.礼志》记载:“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柸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后来,“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节”的代名词。

  从文献的记载看,三月三的曲水春游,是非常热闹的。晋成公绥《洛禊赋》载:“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渔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砂场,列垒樽,飞羽觞。”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三月三日 ,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不仅民间老少咸集于水滨,帝王贵族也都车马辐辏络绎不绝地赶来,以示“与民同乐”。《史记》和《汉书》都记载,吕后曾于上巳日在灞上举行祓禊典礼。汉末时,袁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仪,也曾在“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后汉书.袁绍传》)。晋元帝司马睿初到江南,为收拢人心,“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王)敦、(王)导及诸名胜皆骑从。”(《晋书.王导传》)这些都说明历代统治阶层对这一民间习俗的重视。
  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汉代的节日,始终笼罩在一种宗教化的神秘氛围中,几乎所有的节俗活动均为媚神、娱神而设,故而节日的气氛是庄重而压抑的。魏晋以来,世积乱离,生命贱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时行乐的思潮就在时代文化的领导和弘扬阶层——士族分子中间广为流行。节日成为他们抒发情思、寄托情怀、肆意玩乐的集中时段。禳灾去秽的上巳变成了高朋聚会、游戏水边的佳节良辰,而岁末逐疫的大傩也变成了闹哄哄的假面舞会”。(张承宗、魏向东《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对水的崇拜渐渐被一种“戏水”、“玩水”的心理和风气所取代。在水滨畅游时,节目自然很多,或执兰沐浴,或“张乐于流水”,或“曲水流觞”纵意酣畅。
  不仅如此,据七世纪初的杜宝《水饰》记载,三月三日 ,还有大型的民间文艺演出。当时的新城(洛阳附近)热闹非凡,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观水饰”。演出的剧目自“神龟负八卦出河”以迄“长鲸吞舟”共有 72势,皆是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演员为长二尺许的木人,“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木人奏音声,击罄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场面很是壮观。(《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六引《大业拾遗》)梁庾肩吾“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庾肩吾《三月侍兰亭曲水宴诗》)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盛况。
  民间的情况是这样,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样更多。正如《韩诗章句》所说的,三月上巳,于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详,“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于是,在俗众的游戏之外,又多了两个节目,那就是清谈和赋诗。《世说新语.言语篇》载: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问济曰:‘昨游,有何语议?’济云云。”)
  根据刘孝标注释中“解禊”一词,可知这次请谈聚会当是“三月三”这一天的事。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与朝歌令吴质书》)的描述。这里的“高谈”,也可理解为早期的请谈活动。
  比之曲水之滨的请谈高论,“曲水赋诗”活动开始的还要早些。它跟汉末魏晋时期,伴随“文学的自觉”而出现的文人诗创作勃兴紧密相关,也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水”在中古时期已经和“赋诗”活动密不可分。曹丕《与吴质书》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文选》卷四十二)石崇《金谷诗序》:“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赋诗以叙中怀。” 这里,酒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但“觞酌流行”当然也离不开曲水环绕。王羲之在《三月三日兰亭序》里说得更明白:“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后来,“曲水流觞”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风雅典故。

  如果说,诗人文士们在曲水集会上“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还是一种兴之所致的自然抒发的话,那么后来流衍而成的“ 三月三日 曲水赋诗”现象,便成了一种官方发起的、人为的创作活动,因而带有“应制”色彩。颜延年《应诏燕曲水作诗》注引《水经注》云:“旧乐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为曲水,武帝引流转酌赋诗。”裴子野《宋略》记载此事说:“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文选》卷二十) 帝王将相大摆曲水宴,诗人名士争写曲水诗,这种应诏赋诗的情况在整个南朝都很普遍,以致形成了“曲水诗”、“上巳诗”或“三日诗”这样一种独特的诗题。今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录的“曲水诗”,约有一百余首,而实际的数目应该远不止这些。
  由于带有某种例行公事的成分,“曲水赋诗”活动的游戏性质和程序化痕迹均较明显。《世说新语.排调篇》载:“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 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而“不能者罚酒”在兰亭集会上早已出现。王羲之《临河序》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世说新语.企羡》刘注引)在作诗过程中,大家分行而坐,很像今天学校的考试。如果作弊,甚至有免官乃至坐牢的危险。沈约《俗说》里就有这么一则故事:
  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于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王怪,收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知所以。 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太平御览》二百四十九引)
  不仅写作的外部情况如此,就是诗作的题材、意象、词藻和主题等,也都带有程式化因素,读来难免千篇一律,鲜有新意。比如,诗歌多有“兰觞”、“蕙肴”、“绛枣”、“素卵”、“玄醪”、“醉鱼”等意象,一看就知道是曲水诗。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为一种“公宴诗”,大部分曲水诗题材雷同,为文造情,有的甚至沦为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如《文选》归入“公宴”类的颜延之四言诗《应诏燕曲水作诗》等)。但这类诗又与一般公宴诗不同,因为特定的时令(春三月)和特定的环境(曲水边),曲水诗在模山范水、写景状物方面,确有可取之处。如西晋张华《上巳篇》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飞轩游九野,置酒会众宾。”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清节中季春,姑洗通滞塞。玉辂扶渌池,临川荡苛慝。”潘尼《三日洛水诗》:“朱轩荫兰皋,翠幕映洛湄;沉钩出比目,举弋落双飞。羽觞乘波进,素卵随流归。”这些写景的诗句,读来颇有几分山水诗的味道。被钟嵘称为“巧构形似之言”的张协,他的《洛禊赋》更是笔触繁复,情景交融。而张协的诗歌,则为后来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所取法。(参见钟嵘《诗品.上品》评谢灵运语) 而且,谢灵运也写过《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等曲水诗,与他齐名的颜延之更是此类应制诗的行家里手,他写的曲水诗约在十首以上。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句话历来被作为山水诗摆脱玄言诗而自立的明证。作为对时代风气和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这种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玄言诗和山水诗严格说来只是一种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一种诗体或诗型。既是题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再则,老庄思想和自然山水本就是一个事物的内外两面,是主(意识)、客观(存在)意义上的有机整体,更不能强分轩轾。从某种意义上说,玄言诗本来就是诗人文士“固以玄对山水”(《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孙绰《庾亮碑文》) 的产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的原因。通过对曲水诗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玄风独振的两晋诗坛,以反映岁时景物为主的曲水诗,反而成了摆脱玄言束缚的一个隐蔽信道,尽管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有些曲水诗往往也会带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面孔。
  东晋王羲之在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发起的著名的“兰亭集会”,请来的 41位名流雅士,不少就是所谓玄言诗人,可以说是一次玄言诗会。王羲之的两首《兰亭诗》说“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本身就是玄言诗。这说明,曲水赋诗活动原本就与玄言诗的创作有直接关系。耐人寻味的是,最著名的玄言诗人如孙绰,他所作的《兰亭诗》二首,竟然是纯粹的写景诗而较少玄言味。其中一首五言诗如下: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
  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他的另一首《三月三日诗》(四言),也是如此。所以,尽管“曲水诗”大部分是公宴时所创作,但有的却可以当作山水诗来读。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就被《文选》归入“游览”一类。而同样被《文选》收录的沈约《三月三日率而成篇》诗,已经是一首成熟的山水诗了。
  当然,我们无意抬高曲水诗的诗学价值,但对曲水诗这样一种诗歌题材,也的确需要从民俗学之外的角度加以审视。 从文学史和诗歌史的角度看,由于“登高”和“临水”都是创作主体亲近自然、观照自然、融入自然的有意识的艺术活动,所以它们对后来的山水诗的影响,不容低估。

  上文说过,曲水赋诗现象源于上古的巫祝习俗,与生殖崇拜乃至水崇拜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从民俗学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文化追溯。现在,我们可以把话题展开:当曲水赋诗由特定礼俗演变为日常的创作场景时,其间有着怎样的文化心理基因?对水的咏叹作为一种文学主题,它的哲学依托何在?我们先来看沈约《俗说》里的一则记载:
  郗僧游青溪中,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谢益寿见诗笑曰:“青溪之曲,复何穷尽?”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曲水”与“赋诗”已经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体,对文人的文化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绝非仅从“三月三”这一特定岁时习俗那里,就可以找到全部解释。换句话说,曲水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它对文人创作心理的影响是永恒的,不必定在上巳节才心血来潮。事实上,无论从哲学上还是文学上说,“水”都是一个带有“元素”意义的命题或母题。
  作为“五行”之一的水,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管子.水地篇》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生物之宗室也。”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大一生水》古佚文也说:“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成岁而止。”这种将水视为宇宙生成之原动力的看法,是一种今天看来都很高级的智能,反映了初民对水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先秦哲学家还将水人格化——所谓“君子比德于水”——并赋予很高的道德伦理内涵。连“水利”一词,也是对水的作用的辨证关系——“水之为利害也”——深刻认识的产物。(参见李云峰《水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之精华》,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 古代思想家对“水”的这些哲学阐释,为我们理解远古初民的水崇拜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在文学史上,对水的咏叹与描摹也是其来有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注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中国文学的“叹逝”主题由此而生。陆机《叹逝赋》开篇即发此咏叹:“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孔子还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于是,“君子见大水必观”。(刘向《说苑.杂言》) 这种“君子见大水必观”的思想意识,实在是“咏水”文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生动注脚。
  “叹逝”主题之外,流水的逶迤远逝还极易激起乡关之思,因而又与“乡愁”主题发生联系。屈原《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王逸注“临流水而太息”说:“念旧乡也。”宋玉《九辩》亦云:“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皆为其证。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有“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李善注曰:“言己牵于时役,未果言归,临流念乡,已结莫从之怨,而以侍宴暂欢之志,重叹飞蓬之远也。”(《文选》卷二十) 这里,“临流念乡”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这一主题。
  由于水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人精神世界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我国古代与水相关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就相当之多。有“水赋”(如王粲、曹丕有《浮淮赋》、东晋王彪之有《水赋》)、“水赞”(郭璞有《释水赞》、戴逵、庾肃之有《水赞》) 以及各种题目的“咏水诗”,更不用说还有洋洋洒洒一部《水经》。“曲水诗”的流行放在这一背景下,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非偶然。“曲水赋诗”现象从公宴到日常——如上引“泛到一曲之处,辄作诗一篇”——的演变,其实是传统“咏水”主题洗尽铅华的再度复归,是小小的支流汇入了大海。只是,这一复归搀杂了更多岁时文化的因素,比如“曲水”二字和“三月三”的节气渐渐凝固成为一种诗题。尽管如此,“咏水”文学的“叹逝”、“怀乡”主题还是在“曲水赋诗”活动中被强调。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正是在“叹逝”的情怀中注入了一份晋人特有的达观。
  六朝以后,“三月三日曲水赋诗”依然是文人的雅好。像沈约那样在“三月三日 率而成篇”的大有人在。岁时文化十分发达和成熟的唐代,这一活动在文人间更为流行,曲水诗也便脱离了公宴背景而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
  总之,“曲水赋诗”现象有着丰富的的文化蕴含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它揭橥了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于艺术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通过民俗等外部文化机制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因为符合文人创作的心理机制而流行,成为文人士大夫游宴雅集的一个特别节目,进而成为“公宴诗”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题材的规定性,曲水诗对自然环境和岁时景物的细致描摹,较早地展现出后来的山水诗的某些品质。尽管这一类诗歌带有明显的应酬色彩,因而难以产生杰出的作品,但作为“诗可以群”的一个“活标本”,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生态及文人创作心态的双重影响,还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 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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